亚里士多德认为个人幸福与城邦幸福是同一的,最佳生活方式

二、最佳生活方式

理想城邦是一个至善的社会共同体，其宗旨是生活在于其中的人们过着人类最优良、最幸福即至善的生活。亚里士多德认为，在构建理想城邦之前有必要弄清楚，什么是最优良的生活方式。但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存在着个人幸福与公共幸福的问题，因此，最优良生活方式就涉及，对个人来说什么是最优良生活，对所有人来说什么是最值得选取的生活，最值得选取的生活对于城邦与个人来说，是相同还是不同。亚里士多德关于理想政体的标准又回到了伦理问题和生活方式的讨论上了。

对生活的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内在的善与外在善的思想。内在的善是灵魂诸善，诉诸正义，没有阈限;外在诸善是欲望与身体的善，诉诸财产和健康，是有阈限的。说到底，灵魂诸善是人的诉求是人为人的本质，而外在诸善是人的动物性的诉求，是人成人的必要条件。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具体地说，总之，可以确立这样一个命题:“人类无论个别而言或合为城邦的集体而言，都应具有善性而又配以那些足以佐成善行善政的必需事物(外物诸善和躯体诸善)，从而立身立国以营善徳的生活，这才是最优良的生活。”^[77]

因此，至善的生活在于具有美德和智慧或是按照美德与智慧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坚持了幸福上的道义论主张，而且把道德与知识联系起来，强调了幸福的理性主义，更重要的是他把个人幸福与城邦幸福联系起来。在他看来，个人幸福与城邦幸福是同一的，对于个人来说是幸福的生活对于整个城邦来说也一定是幸福的;城邦越是具有德性或幸福，个人也就越是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一个人所得到的幸福正好与他具备的德性和实践智慧以及依此行事的能力相等。”^[78]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考虑了理想城邦建立及其美德所涉及的邦际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的理想城邦的建设超越了城邦内政的视域而走入了邦际关系的领域，而且就这一问题提出了侵犯邻国或干涉邻国的内政是不道德性的观点。这是以前所有政治哲学没有注意到或不予考虑的问题。

那么，具体到个人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幸福的或可取的呢?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应该生活在城邦之中，城邦生活方式是有德性的生活而有德性的生活才是值得选取的生活，城邦生活就是实践生活，因此，实践的生活是最优良的生活。但是，亚里士多德也看到了这样一种选择，城邦的道德的生活并不意味着非要参与政治。因为在城邦的政治安排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城邦政体安排中哪种安排最为优良?是所有的人都参加城邦公共事务，还是让大多数人容易地参与公共事务，而不愿意参加的就尊重他们的意愿?亚里士多德知道，在古希腊，自城邦建立以来，围绕追求知识的生活与参加政治的生活何者更为优先就发生着争论:“在那些同意最值得选择的生活方式是伴以美德的生活方式的中间有一个分歧，即最值得选择的是政治的和积极的生活方式，还是摆脱所有外在事物——例如从事某种研究——并被某些人断定为最理想的哲学的生活方式。因为显然这两种生活方式是那些在美德方面有着最大抱负的人有意选择的生活方式;我说的这两种生活方式指的是政治的生活方式和哲学的生活方式。”^[79]亚里士多德认为，实践行为不一定与他人相关，思想活动本身就是自身完满和对其自身的沉思，也就是一种实践活动。因此，哲学家的生活也是一种值得选取的生活，其价值并不低于其他的实践生活，它同样拥有闲暇并享有闲暇。亚里士多德说:“思想为人们行为的先导，思想既然本身也是一种实践活动(行为)，那么，在人们专心内修、完全不干预他人时，也是有为的生活实践。”^[80]

对于城邦幸福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最优良的生活也在于以善徳为本，重在于“安内”，不在于“攘外”，即在于内修法治，而不在于成就霸业。在亚里士多德对最幸福的城邦的论证中，对外政策占据了突出的地位，而且，亚里士多德说:“一些人认为，对邻人的统治如果采取主人的形式，便不会以最大的不正义，而如果采取政治的形式，虽不包含不正义却会有碍于统治者自身的利益。另一些人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他们认为积极的政治生活是人的唯一的生活，而就每一种美德而言，没自私的个人的活动的余地;但另一些人则主张包含奴役和专制的制度才是唯一的幸福的制度。的确，在一些人中这是制度和法律的决定性原则——他们对邻人实行统治。”^[81]由此可见，在邦际关系上，亚里士多德诉诸和平，也提出了不干涉他邦内政的邦际伦理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