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知识分子的双重功能

4-1.当代知识分子的双重功能

报纸和电视，还有网络，这是现代中国人获得社会信息和表达自己的观点的主要途径，我们不用再重复马尔库塞等人对于现代大众传媒的批评，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媒体已经是现代中国人生活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也意味着知识分子要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所能依赖的重要资源就是大众媒体。

电视、广播、报纸或网络，在中国，这些媒体之间也有很大的差别，因为媒体行业并不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允许私人办报纸和电视、广播等，因此这些机构与权力机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当然网络有些不同，这不仅是因为网络的创办人的多样化，而且还在于网络的开放性、互动性，在某种程度上具有不确定性。中国的公共媒体的定位是“喉舌”，这客观上会使许多信息得不到正常的发布途径，而网络为了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往外有意无意地能够提供许多被有意遮蔽了的信息，而网络的互动性和虚拟性则使得自由表达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实现。比如《人民日报》的“强国论坛”等都是人气很旺。有人认为网络还成为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绪的重要表达场所，比如民间保护钓鱼岛的事件而引发的网上仇日情绪等等，同时许多轰动一时的事件均是通过网络得到最为广泛的传播，比如2003年的孙志刚案件。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随着市场的发展，媒体的壮大，也出现了新的转换。“正是大众传媒、准文化市场、或曰文化工业的勃兴与急剧扩张，在相当程度上参与并改写着知识分子的自我定位与自我想象；并以种种方式介入着新的文化机构化、乃至知识生产的过程。毫无疑问，“大众传媒”与文化市场的兴起，无疑改变、或曰丰富、推进了此前由单一权力政治因素，或“纯正”的“精英”文化因素所限定并规划的文化格局。同时，也正是大众传媒与文化市场，造成了一种新的社会裂隙与空间的形成；使得“自由撰稿人”、“独立（地下？）艺术家”、“文化个体户”……获得了他们的写作/发表的空间与生存的现实可能。一个极为重要、又至为庞杂混乱的关键词：民间，也正是在这样的上下文之间被分外鲜明地凸现出来。”⁽³⁹⁾

的确，由于长期的缺乏制度化的权力制衡机制，所以大众媒体的发达几乎成为人们可以期待的一种力量，这我们可以从人们对于“焦点访谈”和“新闻调查”等舆论监督性的栏目的重视可以看出，尽管相关人士指出，“焦点访谈”中舆论监督的题材的播出率受到种种的限制，但是作为一种舆论的力量，他依然是成为人们赖以寄托的“正义的力量”。相对于知识分子而言，舆论产业的发展，使他们有了脱离体制而生存的空间，比如作为90年代的文化英雄的王小波，便是从体制性的中国人民大学辞职而成为一个“自由撰稿人”，这种身份的存在本身也成为王小波的价值定位的一种重要的标志。“伴随着大众传媒与文化市场的迅速形成和急剧扩张，一批此前游离于社会政治体制，并置身于原有文化体制之外的知识分子，开始形成了此前难于想象的‘体制外知识分子’或曰‘传媒文化人’群落。在这一新的文化群落相对于‘体制’的‘民间’定位，与作为‘自由人’甚或‘自由斗士’的自我想象，使他们对于文化机构及学院体制具有了一份空前的敏锐与抨击力度；但这一群体自身的身份/认同却始终处于一份庞杂含混之中。

如果说，大众传媒与文化市场的兴起曾经负载着人们对中国公共空间得以浮现的期许，它也确乎以种种方式和途径曲折地发挥着社会介入与舆论监督的作用；而脱离了原有文化体制的自由作家、艺术家，不仅大都在这急剧扩张的传媒系统和文化市场上，找到了自己的生存依凭与社会空间；而且彼此相近的社会、文化与个人诉求，同样使这两个新的社会群落间相互重叠，并呈现出一种‘天然’的亲和力。于是，民间与媒体、自由艺术家与制媒者、文化市场营销者，成为间或相互替代的语词和事实上经常更迭的身份、角色。”⁽⁴⁰⁾

但是，我们或许还应该对媒体本身有足够的分析，媒体的商业化，使得媒体的目标是吸引人们的眼球，而获得较高的收视率和点击率，我们不能否认媒体的理想性的一面，但是相对于生存的压力而言，媒体对于吸引力的关注往往会压倒一切，甚至“民间性”和与体制的“对抗性”本身也成为吸引力的因素而不是目标。因此我们必须看到这种现象：“为了吸引最大数量的受众，新闻界强调例外甚于常规，强调煽情甚于重要性。”⁽⁴¹⁾新闻当然可以成为社会正义的保护者，但是新闻同样可以是低级趣味的传播者，媒体的多样性和娱乐性传播媒体的发展，使得知识分子的社会需求趋向于多样化，但是在这种多样化的背后，有一种市场的逻辑在起着很大的作用，而在媒体的势力越来越大的时候，知识分子几乎无力拒绝，要么你就甘于默默无闻。“于是，在以媒体为中心的文化市场诞生巨大需求的基础上，诞生了一群媒体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作家、艺术家、技术专家、人文学者等等，虽然看起来与过去的公共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区别，似乎也是面对公众，除了大量令人厌烦的插科打诨之外，有时候谈论的似乎也是一些严肃的公众话题。但媒体知识分子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区别在于，即使在讨论公共话题的时候，他们所遵循的，不是自己所理解的公共立场，而是隐蔽的市场逻辑，即使在诉诸批判的时候，也带有暧昧的商业动机，以迎合市场追求刺激的激烈偏好。”⁽⁴²⁾

在这种逻辑之下，知识分子依赖媒体，其间充满了矛盾。其建构起来的公共性有时是“虚幻”的，对此，胡泳说：“知识分子需要媒体这样的工具，我在做电视节目，几乎所有自命为知识分子的人对电视都看不上，因为电视是一种很浅薄的工具。电视一定是给它的发言者断章取义的，有很多歪曲，有很多电视强加给这些人的选择。但每一个知识分子面对电视的时候，都无法抗拒电视的诱惑。换句话说，如果电视给知识分子讲话机会的时候，他真的无法抗拒这种诱惑。知识分子需要媒体来作他的讲台或者论坛。

媒体也拿知识分子作为工具，媒体实际上就是要贩卖它的观众，或者是读者。它贩卖的原因在于，它要用观众和读者去吸引广告。媒体的收入来自两条，第一条是广告，第二条是发行，发行跟观众或者读者也是有密切关系的。这个在媒体看来是一个一个的分众市场，当它想要打动它的市场的时候，打动分众的时候，一定需要知识分子把一些很复杂的东西做一个简单化的处理，这是一种模式。媒体特别需要知识分子在这里头生产一些内容，而且是能够吸引眼球或者注意力的内容。所以我说它们是互为工具的。

……

这个东西推到极端，媒体和知识分子是互为工具，最后造成媒体精英和知识分子达成一个共谋的小圈子。媒体精英以我们传统观念来看，如果在电视台，可能就是制片人或者是大家常常见到的名牌主持人，如果放到平面媒体，大概就是主编、有名的专栏作家，以及有名的记者。这个圈子能够给观众或者读者提供快食，媒体精英和可以称作‘快食家’的一批学者合起来，形成很小的圈子，也许构建了某种虚幻的公共空间。”⁽⁴³⁾

但是媒体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依赖往往是主动的，因为在许多的场合媒体往往事先已经确定了基调，而知识分子的角色则是不露声色地将这些观点讲述出来，而媒体往往不愿意接受那些强调自己立场的人，因为媒体所关注的还有播出率和检查机构的一些苛刻的审查。因此，知识分子一方面必须依赖大众媒体来呈现自己的观点、立场，但同时也必须接受大众媒体对之的利用，但既然在媒体时代已经没有第二条道路可走，那么如何在商业逻辑和正义逻辑之间取得平衡，则是新世纪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