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休闲约束因素

第三节　休闲约束

一、休闲障碍和休闲约束

（一）障碍与约束

1.关于休闲参与障碍

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曾经遭遇到这样一种困境，由于各种原因而无法以自己喜欢的方式享受休闲。人们在休闲动机的作用下产生某种休闲行为，可能会因为某种因素的限制而无法去做本来想做的事，于是便形成了所谓的休闲参与障碍。比如，一个想去散散步的人，担心雷暴雨可能会伤及自己，或忧虑每况愈下的治安环境会殃及自己，因此，宁可待在家里。杰弗瑞·戈比（Geoffrey Godbey）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将休闲参与障碍归纳为三种类型，即内在心理性的、人际关系性的和结构性的。并认为，三种休闲参与障碍一定要按照一定的顺序依次克服，才有可能使休闲活动得以实现。首先需要克服的是心理障碍，确信自己做这件事是正当的。只有在克服了心理障碍之后，人际障碍才有考虑的必要。在此基础上，最后才是克服结构性障碍。^［25］

2.关于休闲约束

人们在休闲需要的引导下，会根据具体目标采取相应休闲行为以满足休闲需要。然而，常常会出现的情况是，总有一些因素会制约人们从休闲活动中或是通过休闲活动获得休闲需要的满足。依利斯和拉特马赫（Ellis and Rademacher）把限制人们获得休闲需要满足的约束因素定义为“任何预先决定或限制个体参与休闲活动的频率、强度、持续时间或质量的因素”。^［26］

3.从关注休闲参与障碍到重视休闲约束的转变

学术界一般认为，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前，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有关人们休闲参与障碍方面。此后，随着人们参与休闲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以及学术界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焦点逐渐转向休闲约束方面。对这一转变，杰克逊（Jackson）作了仔细研究，并进行了深刻阐述，指出这一变化代表的不只是语义的不同，而且表明了在关注重心和概念上的三个重要的转变。首先，在这里“约束”（constraint）这个词比“障碍”（barriers）更恰当。含义更为广泛的“约束”如今代替了“障碍”，因为后者不能涵盖对于制约休闲行为所作出的种种解释，而且，“障碍”一词往往会将研究人员的注意力引向一种制约，即介于偏好和参与之间的障碍。现在人们已认识到了更加广泛、更加复杂的制约因素。其次，用“休闲”来代替“娱乐”一词，即代表了研究重点的拓展，也代表了与休闲学主流思想建立了更加紧密的联系。最后一个变化是废弃了“参与”这一词。这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制约因素不仅仅影响其选择参与还是不参与，这与休闲学定义的演化相一致：即以活动和时间为出发点进行思考演变到由参与者体验而不是研究这一定义的休闲意义。^［27］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不能把约束与保证秩序、安全和稳定的限定混为一谈，尽管有些人认为许多社会规则和管理规定就是限制他们在休闲活动中自由的约束因素。例如，考虑到行人的安全，政府可能出台有关限定在公众场所进行滑板或轮滑运动范围的规章制度，而对于热衷于轮滑运动的爱好者来说，这些规定的出台毫无疑问破坏了他们的兴致。^［28］

第二，尽管存在约束因素，人们还是能够设法参与并享受休闲。因为人们能否参与休闲并非取决于约束因素的有无，而是取决于同这些约束因素进行的协商，但协商的结果常常是修改而不是取消休闲（见图2-3）。

图2-3　等级/协商模型

资料来源：（加）埃德加·杰克逊.休闲的制约［M］.凌平等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7（图1.2）.

图2-3中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那种不可逾越的人际间或结构性因素只要出现一个以上，人们便会打消参与休闲的愿望。二是对约束因素的预期不只是指它的存在和强弱，或包括对约束因素进行协商能力的预期。三是协商过程的启动及其结果取决于约束参与一项活动因素的相对强度与参与活动之间的相互作用。^［29］

（二）休闲约束因素

一般认为，休闲约束因素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先验因素，这些因素影响人们对某些休闲活动的偏好与喜爱。具体包括对休闲机会和休闲活动方面的知识不完整的了解、个人对休闲权利的观点以及社会性别角色等。其二是干预因素，是指那些影响个体由倾向于现状某一种休闲活动向实际参与的休闲活动过渡的因素，具体可以分解为以下六个方面：可接近性、社会隔绝、个人原因、花销、时间保证和设施准备（见表2-7）。

表2-7　与休闲约束因素有关的六项指标

资料来源：W.Hultsman.Recognizing Pattern of Leisure Constraints：An Extension of Dimensionality［J］.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1995，27（3）：229；Reprinted by permission of National Park and Recreation Association［J］.Alexandria，VA.∥克里斯多弗·R.埃廷顿，德波若·乔顿，多纳德·G.道格拉夫，苏珊·埃廷顿.休闲与生活满意度［M］.杜永明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27（表1.2）.

二、休闲约束因素的影响

从我国居民满足休闲需要和参与休闲活动的实际过程看，各种约束因素的存在以及对人们参与休闲活动需要的影响，也是引起各方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目前，国内研究影响居民休闲活动的约束因素，从内容上可以概括为以下五个方面，即休闲方式本身的性质、休闲设施及服务因素、个人健康及心理因素、个人社会经济因素和社会群体支持因素。根据五类因素的基本结构，可以排列出与居民休闲活动相关的19项影响因素，具体如下。

（1）休闲方式本身的性质是对休闲活动内在形式和内容的概括，主要包括休闲方式的趣味性、娱乐性、健身性、时尚性、知识性和易参与性六种因素。

（2）休闲设施及服务因素是对休闲活动的载体及其管理、服务、产品宣传和可达性的概括，主要包括休闲设施的质量、休闲服务的水平、休闲产品的宣传和推荐、休闲场所的管理水平以及休闲场所与居住地的距离五种因素。

（3）个人健康及心理因素是对休闲活动参加者的自身素质及个性偏好的概括，主要包括身体健康状况、个人心情和个人兴趣爱好三种因素。

（4）个人社会经济因素是对休闲活动参加者客观上被允许进行休闲活动的条件的概括，主要包括个人收入水平、个人闲暇时间和休闲花费三种因素。

（5）社会群体支持因素是对休闲活动参加者在休闲方式选择中得到的支持性力量的概括，主要包括周围人参与休闲活动的状况和家人朋友对本人参与休闲活动的支持两种因素。

在五大类因素中，前两类因素是有关休闲方式选择的客体性因素，主要从客观上影响着城市居民参与休闲活动的范围、频次和深度；后三项是影响休闲方式选择的主体性因素，并从主观上影响着城市居民参与休闲活动的层次、消费档次和愉悦程度。根据2004～2005年对上海、武汉和成都三地居民休闲状况开展的一项研究，其中有关居民休闲活动约束因素的调查情况如表2-8所示。

表2-8　三地居民参与休闲活动影响因素平均值一览表^[2]　　单位：%

（续表）

资料来源：岳培宇.长江流域城市居民休闲方式及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武汉和成都为例［R］.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6：70.

从五大类19项影响因素的分析看，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第一，个人健康和心理因素起决定性影响。该类因素在影响较大和影响非常大两列数据中都高居第一，表明主观和精神方面的因素在影响三地居民参与休闲活动时约束性最大。

第二，个人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性居次。经过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发展，城市居民家庭收入水平有了明显提高，闲暇时间也不断增加，但是在满足居民自由休闲方面还存在不足，因此，也成为影响居民休闲重要的约束性因素。

第三，休闲设施质量和服务水平在影响居民休闲需要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随着居民休闲需要层次的提升和需要满足的多元化趋势，相比于主观性因素，作为客观性因素的重要性比重虽然在下降，但是对居民休闲活动的约束性作用仍然比较明显。

第四，休闲方式性质因素的影响程度较低。数据表明，居民对休闲活动内容是否有趣或时尚，关注度比较低。

第五，社会群体支持因素的影响性最小。三地居民在是否参与休闲活动时，对于他人的主观推荐和影响并不持附和态度，大多数人不会因他人支持而改变自己的休闲方式。

由此可以发现：影响居民休闲方式选择的因素很多，但从受访者对调查所罗列的19项影响因素的排序看，兴趣、心情、休闲服务水平这三项因素正在成为影响居民休闲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从影响因素重要性排列态势看，三地居民休闲方式正处在转型的关键阶段，也即由注重物质形态消费的休闲方式向追求精神形态消费的阶段过渡。目前三地社会经济的发展现状也与休闲消费的转型进程相吻合。

三地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也对居民从事休闲活动产生相应的影响。上海位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武汉和成都位于中西部欠发达省份，彼此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差距，因而也就直接影响到当地居民休闲生活频度、活动档次和消费层次。首先，从活动频度看，上海市民参与休闲生活频度较高，一旦拥有闲暇，则会选择多种多样的休闲方式来放松身心。相对而言，武汉和成都市民在工作节奏上稍慢，在闲暇活动频度和方式的多样性方面明显不及上海。其次，从活动档次看，上海城市休闲娱乐设施相对完善，不仅在硬件上与国际水准全面接轨，而且在休闲服务质量的保障和休闲产品的供给上也更具有国际性水准和国际化理念。而武汉和成都居民的休闲活动更体现本土化和大众化特点，在活动档次方面与上海存在不小差距。再次，从消费层次看，上海作为国内经济发达城市，2004年人均GDP已达到6680美元，形成了比较庞大和稳定的中产阶层群体，在休闲消费水平上逐步青睐中高档休闲产品。而武汉和成都市民由于受到收入水平制约，休闲消费支出额相对较低。^［30］

三、应对休闲约束的措施

（一）根据一定的程序克服或降低休闲约束对休闲活动参与的影响

按照休闲约束对休闲行为产生的影响程度的高低顺序，依次克服对人们参与休闲活动有影响的相关约束因素，才有可能使休闲活动得以实现。首先需要克服的是心理制约，要确信自己所做的是正当的。只有克服了心理制约之后，人际交往制约才有考虑的必要。也就是说，只有在认定自己有足够的正当理由去做某事，人们才会把寻找同伴提上议事日程。如果心理制约克服了，那么结构性制约就一定能够克服。当然，人们是否会着手克服在参与某项休闲活动时所遇到的制约，不仅取决于他们所遇到的是什么制约，还要取决于他们是否有能力去克服这些制约。我们期盼所有人都能够得到某种最低限度的帮助以克服起码是结构性的制约。我们不仅需要适合于休闲活动的场所和设备，而且需要工作和收入的合理分配，从而能使每个人都有许多选择的机会。鼓励人们发挥自己潜能并实现抱负的人际关系，也有助于克服那些社会性的制约。^［31］

（二）调整休闲供给的结构

调整休闲供给的结构，旨在解决休闲消费制约，扩大休闲消费的容量。为此，要提供个性化的休闲服务和产品，以满足日益提高的新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因为休闲消费是基本生活消费满足之后产生的高层次消费，主要是一种精神消费，是一种体验消费，要赋予休闲产品和服务以丰富的文化和精神内涵，确保休闲产品和服务既具备质量等基本品质，又具备个性、情感等品质。同时，还要加大休闲设施和休闲项目的开发力度，为休闲消费者提供多样化选择，并积极地推进休闲供给的创新，引导休闲消费的升级。

（三）消除非结构性制约，旨在释放休闲消费的潜能

首先，有效增加社会成员的收入，有助于增强休闲消费的容量。其次，全面实施带薪休假制度，可为休闲消费的有效扩大创造体制性条件。实施带薪休假后，人们可自由选择旅游观光、度假、体育健身、康复、文化、艺术、购物、美食、社交等各种休闲方式。因此，实施带薪休假制度既有利于中国休假制度与国际的接轨，更有利于缓解节假日期间休闲需求剧增的压力，使休闲消费真正成为人们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完善休闲消费的社会支持系统。休闲消费水平的提高有赖于休闲产业的发展，而休闲产业涉及商业、旅游、公安、医疗、通信、交通、文化等部门，因此必须完善休闲消费的社会支持系统，才能为休闲消费创造良好的环境。可以发展信用支持型的休闲消费，使有稳定收入、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居民，通过分期付款提前消费高价值的休闲品，促进中长期休闲消费转化为即期休闲消费。同时，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增强就业者和失业者对未来的安全感，消除公众谨慎休闲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