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创新性对科研论文的重要性

4.北京归来话创新^[4]

吴浩青（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王　迅（复旦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胡守钧

右起：王迅教授、吴浩青教授、胡守钧教授

胡：今天两位院士来参加“复旦夜话”的座谈，要我主持勉为其难了，还是那句话，就算提个串联词。江总书记在这次两院院士大会上的讲话，突出强调了“科技创新”的紧迫性，我注意到他用了两个惊叹句，一句是“时不我待啊！”，一句是“形势逼人啊！”，你们两位院士刚从北京参加大会回来，想必有感可发。

吴：科学的本质是创新。缺乏创新的精神和能力，必然导致科学的委顿，在当今时代，那就是意味着民族的失落。江总书记在1995年全国科技大会上就曾经说过：“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这次大会上，总书记在讲话中又用了一个叠句作强调：“创新，创新，再创新！”

胡：毋庸置疑，中国的今天是科学最昌明的时期，是人民生活最富裕的日子。同时我也一直在思考着一种现象，这种现象司空见惯，但司空见惯往往会熟视无睹。比如我们环顾四周，且不说飞机火车，也不说家用电器，就说窗上的玻璃、墙上的开关、身上的拉链，总之关乎现代人衣食住行的千件万种，尽管几乎都是中国制造，然而又有多少是中国创造的呢？数百年来，中国人口始终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以上，而改变了世界的第一流的发明创造，中国占了五分之一吗？十分之一还是二十分之一呢？我们不能老把祖宗挂在嘴边，四大发明已经传说了千百年。这并非是民族虚无主义，面对人类文明进程，作为一个泱泱大国，有责任作郑重的反思。

王：讨论任何问题恐怕都有个表里结合的方法，我觉得如果从深层次探析创新精神，就不能不从历史入手，“温故而知新”。上中学历史课时，一位老师的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清朝历史上曾有皇帝下令：“为奇技淫巧者杀。”什么是奇技淫巧？新的科学技术嘛。我当时就觉得这是扼杀中华民族创新精神的一个重要原因。每当看晚清历史的影视片，总有一种悲凉的感觉，那么多雄赳赳气昂昂的士兵倒在洋枪洋炮下。而据学者研究，当时的大英帝国的GDP还不如咱们的多，但他们有比清政府强得多的先进技术和武器。

胡：从这里又想到封建儒学的弊端，八股取士，皇上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但从来没有科技的支持。

王：五六十年代，当时我们的科研比较强调自力更生，那时只要独立地做出了与别人一样的结果，就很自豪。不太考虑这是重复别人的工作，没有多少创新。当然我不是说重复就不需要，但重复与创新有本质的区别。这种情形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才有较大改变。问题是仍有一些研究者止步于重复，乐此不疲。

胡：极是。比海洋更广阔的是人的心灵。所以古人也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我觉得在诸子百家中，庄子的想象力可谓魁丽奇伟，而孔子一味拒斥异端，崇尚中庸。到了后来独尊儒术，大家都讲一样的话，谈何创新呢。

王：千百年的传承，我们多少也受到影响，一不留心还会遗传给学生。所以如果不从根本上做到自觉的清醒，就很难避免这一点。弘扬创新精神，首先要培养创新型人才。仅就研究生而言，我认为要特别强调四种能力，即冲动力、创造力、判断力，还有想象力。我们在谈创新精神，我觉得想象力是最高境界的能力。国外对邓小平崇拜，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试想，如果没有超乎寻常的政治想象力，“一国两制”怎么可能提出来？

胡：想象力对科研创新至关重要，您能不能举一个科研上的典型例子？

王：物理学上3K微波辐射的发现和宇宙大爆炸理论就非常典型。当时是二战后，两位美国科学家在用雷达天线探测天空时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天线转到什么角度，总有信号进入，他们把它称作3K微波辐射。这是一个物理现象，而在这基础上创造出宇宙大爆炸理论，则是极富想象力的学说。另外李政道和杨振宁所创立的弱相互作用下的宇称不守恒也是发挥科学想象力的一个典型。他们曾经说过，之所以能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是遵照了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精神。这里大胆假设是要有想象力的。

胡：想象力有一种点石成金的奇特作用，它是提升科学创新境界的最基本要素。

王：想象力需要漫无边际的宽松自由的空间。它是一种十分微妙的感性活动，很难量化。一个沉溺于科学想象中的学者，在常人看来多少有些怪异。陈景润就是这样一个怪异人。“文革”时别人在台上声嘶力竭地批判他，他一声不响地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写画画。造反派还以为他在反省自己的“罪过”，谁知他竟在推导数学公式呢。

胡：大凡学术界的怪异者，往往有迥乎常人的地方。他们的狂与怪，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科学充满激情和自信。

吴：如何培养创新型人才一直是个大问题。我1978年第一次到英国访问，见到他们中学的考试题目出得灵活、启发性强，显示出他们教师的教学经验和学术水平，我深受感动，因为解这些题目需要活学活用，光靠背书是做不出来的。我按捺不住把这几套考卷要来，回国后马上给复旦附中的姜校长送去，给他们教学上参考。创新能力先要从教学实践中培养，这是根本。

胡：我听说，今年复旦的院士招收博士生，允许不用书面考试。大学这样做，在中国是否首创？

王：在科技发达国家，招博士生历来不做书面考试，因为学问做到了这一层次，很难用机械的统一的标准答案来测试实际能力和水平。我国招博士生规定必须经过书面考试，对此我一直想不通。今年春节前，龚学平副书记出席了一次教师团拜会，不少中学老师谈了应试教育问题，我就说，大学里也有应试教育，比如招收博士生也要考试，博士生学习期间，还要考许多课程。会上龚副书记就对教委负责人说了，这个问题应当研究一下，院士和学科带头人应当允许自己招博士生。我听了很受鼓舞，回来后与别的院士联名写了一份报告给学校，当晚校长和研究生院就同意了此事，并给教育部打了报告。事情进展出乎意料地快，教育部4月份就有了回音：批准复旦大学方案，国家院士和“杰出教授”可以自主招收博士生。

吴：对，我也赞同这份报告。

胡：取消了笔试，那么以怎样的方式考评和录取呢？

王：面试。教育部的回复距博士生招考还有一星期，所以我马上就执行了。比如有两个报考的学生，一个是本校的，聪明，计算机熟，不是很循规蹈矩，但我知道他的水平，是有培养潜力的。还有一个是从苏州大学来的，推荐人介绍他的能力不错，我的标准不是考试考得好不好，而是重视学生的悟性，有的人一点就悟。我和他通了次电话，叫他到上海面试。此外还有一个是我的硕士，他的能力我就更清楚了。

胡：具体怎么面试呢？

王：比如英语，有的人也许托福和GRE成绩不尽理想，那就和他当面对话嘛，几个回合的掂量，真正的水平八九不离十。我有个学生申请去美国大学读博士，人家看他GRE成绩不高，有些犹豫。但我知道他的英语不错，所以我建议美方教授和他通电话直接用英语面谈，这样一试，对方导师果然觉得满意，当时就敲定了。如果仅看卷面成绩，岂不误人子弟吗？其他科目也是如此，我准备好问题请他口头回答，然后不断深入，直到他不能招架，这样我就很清楚他的真正实力。四门功课的面试，总共不到两小时，我认为做到了知根知底，四个成绩也就出来了。

吴：科学发展的最基本条件是社会安定，中国100年的历史正说明了这一点。建国50年，我国的科学事业成就有目共睹。当然也有曲折，我记得50年代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搞科研的人不大敢写学术论文，怕人家说“白专道路”，论文都不敢写，创新精神就很难说了。大家都记得，那时候搞了颇具声势的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先批美国化学家鲍林的共振论，再批美国生物学家摩尔根的基因论，又批美国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连爱因斯坦都敢批，所向披靡了。

胡：1957年初提出“百家争鸣”的口号，当时著名学者费孝通在《知识分子的春天》里说，我又可以把《二十四史》从柜子里拿出来，放在书架上了。可紧接着“反右”开始，春天在哪里？《二十四史》进退两难了。记得费孝通的这篇文章在“反右”中给他带来很大麻烦。是“文革”的结束，使《二十四史》敢不敢摆上书架的问题得以最终解决，科学的春天终于来了。

吴：建国初期，国外对我国实行经济和技术的封锁，一些紧缺的项目需要填补空白，也就是说，研究什么，主攻什么由国家计划制定，这是当时形势所致。但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科研人员的能动性、创造性事实上受到了束缚，一切都在“计划”的笼罩之下。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在70年代末，我无意中了解到一家柴油机厂的技研状况，当时这家厂的柴油机产量在全国位居前茅，是个相当有规模的大厂。我们知道柴油机的科技含量是很高的，怎样做得油耗少、体量小、功率大，发达国家在不断地更新换代，但我们这个大厂，居然连一个科研开发的处室都没有，一个产品可以十年二十年地生产下去，没有科研的支持，当然不可能升级换代。在当时的体制下，它并非是绝无仅有的个例。

胡：我看到份材料，说的一件事现在听来好像天方夜谭，其实距今也不过十年，那时我们还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上海有家家具厂，他们的产品受到广东新潮家具的冲击，也想把生产了三十年一贯制的直脚床改成比较漂亮的勺形脚。要改进需作模具，也算是个创新吧，可做模具要申请经费，报告打到主管局，三个月没有回音，只好坐看市场尽失。

吴：所以，讲创新也离不开一个竞争机制。有件事想起来至今耿耿于怀。70年代我曾经从事研究锂电池，大家知道这种高性能电池现在被广泛采用，从航天器直至手提电话，市场大得不得了。当时这种电池刚开始研究，很难说哪国的水平高低，国内有几个人在搞，我是其中一个。现在看到了锂离子电池炙手可热的市场，二十多年前我的论文也写了，发表了，也向研究生布置了这个课题，可后来没有搞下去，“无疾而终”。反思个中的原因一定很多，这确是一个创新项目，但缺乏竞争的激励、创新的科研氛围。如今日本人此项技术一枝独秀，几乎垄断了全球市场。顾今思昔，扼腕不已。

胡：我想起鲁迅曾说过这样的意思，在未有天才之前别先问为什么没有天才，而要看看有无产生天才的条件。这或许是问题的关键。

王：我们都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现在的科研环境和条件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好得多，躬逢其盛。解放前也有一批批学有成就的学者归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谈不上什么科研创新。过去复旦物理系有好几位教授是我的老师，他们在国外跟随的都是著名的物理学大师，但解放前在国内生活都非常窘迫，连研究工作都无法搞。像我读大学时的系主任王福山先生曾说过：“因为中断了科研，我连自己在德国写的博士论文都看不懂了。”现在中国的科学技术要大发展，同任何事物的规律一样，不断发展也是不断扬弃的过程。现在在教育上反对“应试教育”，这非常重要。我觉得在科研领域中有一些和应试教育非常类似的东西，我称它为“应试科研”。

胡：这种提法倒很形象。“应试教育”以应考为目的，“应试科研”那就是以应评为目的。

王：比如，怎样看待学术水平和成果、怎样评判院校成就，也有一个终极评价体系的问题。

胡：无须讳言，搞科研重量不重质、重名不重实的现象还是有一定的市场。现在搞的大学排行榜，设定了不少量化指标，其中就有看谁家发表的论文多，篇数是多少；看谁家争取的基金多，数额是多少。至于那么多论文里面有没有创造性的东西，很少有人关注。

王：这样的评估不仅给各校的校长很大压力，一些学者自己也背上了很沉重的精神负担，总是觉得自己论文数量还不够，这是科研上典型的短期行为，为评而评，就像学生为考而考，因此称之为“应试科研”。因为现在职称评定、晋升、工资待遇、分房都和你的论文数量挂钩，就像在应试教育中分数决定一切一样。

胡：的确令人深思。科研活动如果和短视的名利挂钩，整合得太紧，就像鸟翼上驮了黄金。我自己就参与过一些量化的评审，事无巨细，从年龄到论文，从办公面积大小到图书资料多少，全部化成分数。甚至连电话机有几部，都占分数。

王：科学创新能够用量化的方式评估吗？无法评估，无可奈何了就用“量化”的办法。这大约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像有些重点实验室的评审，获奖几分，仪器设备几分，专利几分，在什么档次的刊物上发文章几分，这样量化下去，难免不会弱化创新精神。科研应当是一种乐趣，如果没有乐趣，怎么会有创新的动力呢？写论文不讲创新，这就像一句恩格斯批判过去机会主义者所说的话，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科研的目的是为了积累人类智慧，造福于人类。目的既失，就拼命地出文章，发论文，国外学者称这种现象为“文章磨坊”（papermill）。真是抓小放大，舍本逐末。

胡：有成就有思想的学者，看到味同嚼蜡的所谓学术文章都是反感的。如果严格按现在某些评教授的细分框架，只怕爱因斯坦也难获教授职称。论文数、专著数、项目数，爱因斯坦哪样够条件？

王：你这样说使我想起一件刚刚发生的事。在这次两院院士大会上要增选外籍院士，其中有两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一位是崔琦，另一位是德国科学家。我特意看了他们发表论文数的情况，绝不算多，崔琦只把自己有代表性的文章挑选出来供大家检索，德国科学家的论文数不超过50篇。如果只按论文数作为评判标准，不要说诺贝尔奖，恐怕连院士也评不上的。

胡：如果重量不重质成了气候，那么你不做短期行为反而很难了。比方说，某人要评博导了，怎么办？拿文章来说话。可是越到高层次，因为专业面窄，即使是同行，也“术业有专攻”，看了你的文章，也不大能懂。这样看什么？只有看数量了。古有诗经三百篇，现在也有的学者动辄拿出三百篇论文示众。有的甚至为了数量，不惜把本可一篇完成的文章拆解成三篇发表。这在文科中表现得也相当令人担忧。有些年轻学者出的著作本数和自己的年龄差不多要齐平了。但有谁看过呢？创造性创新性何在呢？现在还有种评法，看发表论文的被引用率，这样是不是能体现内容的创新含量？

王：也不能把它绝对化。比方有人说，要是你提出一个错误的理论，结果一发表，同行学者群起而攻之，引用率就扶摇直上，但和创新又有多大关系呢？有位波兰科学家曾在一个国际学术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半开玩笑地说，你可以声称自己有什么重大发现，例如“负数量子霍尔效应”或者“虚数量子霍尔效应”，这当然是不可思议的，它却可以让你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回头率，但你未必是个真正富有创新精神的大理论家。

吴：排行榜本身倒不是过错，但我们不能为了“排行”而弱化教学和研究的根本任务。如果一心去赶榜，就会出现和某些官员的短期行为相似的学术行为。比方说，毁林开荒、围湖造田，都是短期行为。现在觉醒了，可以退耕还林、退田还湖。学术科研一旦染上同样的病，到时怎么退法、还法？

王：我是不太相信量化能够很好地表现出创新的质。量化往往成了操作中的形而上学。譬如，重点实验室的大型仪器设备，一台要几十万美元。上面怕你不用，于是弄出指标使用率来考核你。好像一天到晚转就好，不计损耗、不重成果，这样的考核是很有问题的，我曾经在多个场合竭力指出其弊端，这个标准后来终于被去掉了。

胡：您刚才是否说到将“科研基金获得的多寡”作为评判标准之一，也是有其片面性？

王：获得科研基金，是创新的条件，并不代表创新的成果。科学成果的最终衡量标准是什么？比贡献，比创新，看投入更要看产出。要知道科学也需要资源的优化配置，你拿了国家上千万的钱，如果作不出相应成果就应当追究。国外大公司，像IBM、贝尔、朗讯，要是耗费了大量资金出不了科研成果，不但负责人要被炒，而且事情的本身会被传为丑闻。苏联人曾花了巨资造了很好的大设备却没有做出重要成果，被美国人讥为丑闻。又比方说，IBM公司曾经花了许多钱，把宝押在超导计算机上，结果失败了，但正在他们压缩资金时，IBM苏黎世研究中心的两位科学家，莫拉和贝诺茨，没拿多少钱发现了高温超导，从而获得诺贝尔奖。要是仅仅凭经费大小来衡量，他们两人的得分一定是很低的。

胡：我们确实应当关注体制上与创新精神相悖的却还存在着的那些不利因素。一些人（包括文科）做研究工作脱离了初衷，为了附加的一些量化指标而疲于奔命。我自己给别人评审时，虽然心有不愿，但又不得不小心翼翼，因为这关系到别人的一系列机会。比如一旦评审重点基地成功，知名度上去了，经费也有保障了，人才来了，大家的日子就好过了。身处此境确实很尴尬。

吴：学校的管理者也处于一种为难的境地。人家在抢占量化的制高点，你无动于衷，学校的牌子就砸了。要是排名落后，别人就会说某某学校正在衰落。

胡：两位前辈的谈话，能够感觉到对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企盼。改革本身就是体制的创新，邓小平同志对此有很多的精辟论述。今天的谈话，也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我的理解，创造与创新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内在的，你有没有创新激情？另一个就是外在的环境、机制。这两部分统一了，创新的社会生态环境也就具备了。

吴：我们科研的重点曾经在基础理论和应用研究两端上摇摆不定。现在很明确了，诚然基础理论很重要，国家也设立了许多专项基金，然而直接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的是技术创新。过去外国封锁我们，我们要填补空白，现在外国来和我们竞争，我们就要用技术上的创新来与之争锋。

王：技术创新，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能够马上改善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比如电脑、手机、DVD等等，这些技术日新月异，科技强国争分夺秒地在创新，谁领先一步，谁就是市场的盟主，这是关联着千家万户的大市场啊！在中国即将加入WTO的今天，我们正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严峻的时代挑战。

胡：（对旁听座谈的复旦学生说）两位院士今天的谈话非常精彩，这些是你们在课本上看不到的真知灼见，新世纪中国经济腾飞的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相信这些内容对你们的学业和今后的事业大有裨益。

王：非常遗憾，今天谈创新却没有听到青年人的声音，如果今后能有机会，我很愿意来洗耳恭听。（众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