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循守旧
中华民族认为，古代是中国最辉煌的时代。中国人将古代人称为“圣人”，而“圣人”们对比他们还要古老的人十分尊崇，谈到这些人时，“圣人”表现出无比的崇敬。孔子曾经说过：“我不是开创者，而是一个继承者，我只是将人们所知道却被忽略和遗忘的知识归纳起来。”孔子以优秀的才能和锲而不舍的精神完成了这项伟大的任务，成就了非凡的事业，成为整个中华民族所敬仰的“圣人”。
儒家对古代的思想十分推崇。儒家学者们认为，君主是百姓的表率，君主怎样，百姓就会怎样；君主和百姓就像是盘子和盘子中的水，盘子变化形状，盘子里的水也会跟着变化形状。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只有君主谦和贤明，社会的风气才会好。在中国，即使是不认识字的粗人也会说尧舜时期，人们可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对他们而言，尧舜时期是个完美的时代，因为没有贼，人们可以开着门户睡觉。不用担心丢东西，因为发现失物的人会一直轮流等到失主回来。
现代人总是说“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今不如昔”。不只是中国人，全世界的人对古代人都十分敬仰。但只有中国人对古代人的做法最为推崇。现代人一般通过古代的文献来了解古代的美德，并且会模仿古人的做法。这些记录了古代美德的文献被奉为经典。比如中国的四书五经，基督徒的《圣经》。这些古代的经典是古代人智慧和美德的结晶。即使几百年之后的今天，它们在人们心中的地位仍然没有丝毫改变。儒家学者和基督徒们认为，他们所奉的经典再也不需要增加新的内容，因为这些经典已经是最完美的存在。
《圣经》因为时代的局限，有很多事情当时的作者并没有想到。而基督徒们会在《圣经》中寻章摘句来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些东西。中国的儒家学者也认为，统治者的思想、古代数学甚至是现代科学，都来源于古代那些“圣贤”的名著。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古代经典的传承和发展，中国的政治体系的理论依据也来源于古代圣贤的结晶。不管这种政体的本质怎样，它都是牢不可破的。民族及个人的第一准则是自我保护。若是一种统治方式恒久不变，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那么这种统治就会被后世尊为经典。至今没有人能够解释中国政治体制是如何形成的，哪怕是对中国历史研究得很透彻的学者也不能。中华民族经历了几千年，几乎从没有实行过政体改革。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工匠砌了一堵厚六尺、高四尺的石墙，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这样砌。他回答说，一旦有风将这面墙吹倒，那么它将变得更高。中国政府就是这样一堵无法吹倒的墙，因为它是一个立方体，无论怎么翻倒，也只是换了一个侧面而已，其内涵始终不变。就像是从高处摔下来的猫依然可以走路一样，政府的变化只是表面上的，是可以预测的。对于后人来说，先人的智慧是永远无法企及的，对于先人智慧的结晶，任何改动都是歪理邪说，后人永远无法赶超古人。
明白了这些，我们就明白了中国人因循守旧的根本原因。中国人和罗马人都认为行为与道德是相通的，本质是一致的。对中国人而言，风俗习惯就是最神圣的领域，不容他人侵犯。我们没有必要对这些风俗打破砂锅问到底，中国人像母熊保卫自己的幼崽一样守护着自己的风俗。这是一种本能，一种全人类都具有的本能。所以渐渐地出现了这种现象：很多人都时刻准备着为某一种信仰而献身，也许这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理解这种信仰，也从没有人按照这种信仰规范的方式生活。
中国的风俗习惯和汉语一样，是一个谜，没有人清楚它们是怎样形成的。风俗习惯形成之后便很难再改变，这一点和人的语言是一样的。但汉语和中国的风俗的形成条件却不尽相同。有一句话恰好说明了中国风俗的发展情况，叫作“十里不同俗”。理论上说，风俗与方言一旦形成，就像石膏一样，即使打碎也不会再发生改变。但实际上没有任何一种风俗习惯是一成不变的，在某些条件下，也会发生改变。
有这样一个例子：清军入关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了一种全新的发型。起初，很多中国人宁死不从，但清政府依然坚持这种剃发政策。后来，这种“辫子”发型却渐渐成了中国人的自豪。只有广东和福建用头巾遮盖前额，意图掩盖清政府带来的民族耻辱。
佛教在传入中国时遭到了中华民族的强烈反对，但后来仍然成功地在中国扎根，像道教一样深入到中国人心中，得到了发展。
中国的风俗习惯从形成开始就没有改变，因为中国人民一直都相信“老祖宗留下的经验”是绝对正确的。从来都没有人问过这些风俗习惯始于何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习惯。大多数人只是盲目地遵循而已。对他们来说，只要遵循祖宗留下来的风俗习惯就够了，没有必要了解那么多。在中国，很多民族对宗教的信仰是不同的。三大宗教的仪式有很多人参加，但实际上他们不懂什么是宗教信仰。就像他们不懂什么是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样。如果问他们为什么保持这种宗教的习俗，他们会回答，这种与天神沟通的方法是古人传下来的，当然要遵循。要么就是回答，其他人都这样做，所以我也应该这样做。大家都遵循这些习俗，跟着大家一起就不会错。风俗就像是一部机器，而遵循这些风俗的人们是机器上的齿轮。中国永远是机器带动齿轮转动，而不是齿轮推动机器运行。
蒙古人有个有趣的习俗：吸鼻烟的人碰到朋友，要把自己的鼻烟壶掏出来给对方吸一吸。就算是鼻烟壶的盒子里没有烟丝，也要将空的鼻烟壶传递一圈，客人会象征性地捏一捏才将烟壶递回去。在很多事情上，中国人为了不失“体统”保全对方的面子，经常会按照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去做。就像是船夫即使知道珊瑚虫已经死了，只剩下珊瑚礁，为防止翻船，还是会墨守成规地走原来的航线。
做事死板不知变通的不光是中国人。印度人搬东西时习惯用头顶着，修铁路时老板为了快捷省力，为他们提供了手推车来运送土料，结果这群印度人将手推车也一起顶在了头上。巴西人和印度人搬运东西的风俗一样。有这么一个巴西佣人，老板叫他去邮局寄一封信，结果老板惊讶地看到用人将信放在头上，又压了块石头走了出去。中国人的思维总是不知变通，所以做起事来特别死板。有很多思维僵化做事死板的例子：一个厨子在做布丁时总是先打开一个鸡蛋然后扔掉，因为他第一次看到别人做布丁时，第一只鸡蛋是坏的；裁缝在新衣服上补了一块补丁，因为做样子的那件衣服有块补丁。虽然这些例子有些夸张，但是却说明了中国人墨守成规的做事风格。
了解中国人习惯的人几乎都能举出一些中国人墨守成规的例子。外人无法理解中国人因循守旧的性格，他们不明白其中的道理。中国是一个横跨地球三十五纬度的大国，南方和北方温差很大，但是南北两地的人们却在同样的时间统一脱下皮衣，带上草帽；还有些地方，只有冬天才会烧炕取暖，有些赶上寒流的旅行者想要客栈老板将炕烧热，得到的回答却是，还不到烧炕的季节。这种死板的例子在中国屡见不鲜。
一般人都知道，中国的工匠总是按照传统的工艺去做事，其中最为守旧的是一位帮助外国人烧砖窑的工头。有一次老板叫他做一个大一些的模具，烧制一些比平常尺寸大一些的方砖。结果几天过去了，砖头仍然没烧出来。问工头原因时，工头底气十足地说，他绝对不会烧这种砖，因为天下根本没有这样的模具！
即使对中国的未来丝毫不感兴趣的人也总有一天会看到，中国人的这种因循守旧会严重制约他们的发展，最终影响到中国人同他人之间的关系，不管对方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十九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对于中国来说非常关键。由于中国人的因循守旧，他们仍然用很旧的酒囊来装酒，而国外已经发明了新的盛酒容器，中国人却不接受。即使接受了外国人的新酒，守旧的中国人也要用自己准备的容器。
对于外国的新文化，中国人所采取的态度是拖延。他们不想舍弃旧的习俗，也不是很愿意接受新的文化。就像是那些年代久远的土屋一样，虽然有柱子在支撑，但是迟早会倒塌。那些旧的风俗习惯和古老的信仰已经过时，正如一句俗语所说的“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只有抛却那些陈腐的旧物，才能取得新的发展，虽然变化的过程会受到很大的阻碍，但冲破阻碍后将是一个崭新的局面。
电报刚刚引进中国的时候，某省水师提督奏明皇帝说，当地人对这种西洋玩意儿十分敌视，连电线都无法架起。但与法国开战后，中国不但顺利地将电线架了起来，也设立了几处电报站，曾经对电报敌视的人们也开始渐渐转变了自己的态度。
几年前，很多人很迷信“风水”学说，这让铁路在中国的修建十分困难。最早的铁路是建立在开平煤矿的出口处，只有很短的一段。为了修建铁路，许多中国人都将坟墓迁到了别的地方，这种事情在英国法国是很平常的事情。每次看到被分开的墓地时人们就会觉得，与火车相比，风水简直不堪一击。虽然最终这条铁路的扩展进度十分缓慢，但与风水无关，完全是财政的原因。
虽然中国人非常墨守成规，但在处理重大的事务时，也会打破惯例，突破创新。在中国，守孝是最令人重视的习俗，几乎是一成不变的规矩。就算是大臣的父母去世，他也必须回家守孝。但宰相却不行，皇帝要求宰相即使是父母去世，也要尽心地为国家做事，就算宰相含泪申辩也没有用。中国有句古话，叫作“父为子纲，君为臣纲。”这是中国人遵循的最为严苛的原则。在中国，皇位的变更有两种情况：一是老皇帝去世，二是老皇帝不再参与朝政。可是近几年有一次皇位的更迭却出现了这样的状况：皇位由旁系的亲属所继承，而小皇帝的父亲还活着。也就是说，小皇帝的父亲要么自杀，要么辞官。光绪皇帝继承皇位之后，他的父亲醇亲王辞去了官职。醇亲王病重期间，光绪皇帝去探望自己的父亲，还要以“探望下臣”的名义。因为醇亲王一直到去世，都是光绪皇帝的大臣。
正如本章所说，因循守旧的中国人总是固执地坚持自己祖宗留下的习惯和规矩。对于这个特点如果能够正确认识并加以利用的话，与这些守旧的中国打交道将不再困难。这些规矩将成为外国人的保护伞，只要学习中国人因循守旧的性格，像那些住在北京的外国人一样模仿中国人坚持规矩的态度，一切就会非常顺利。对于船来说，暗礁是十分恐怖的存在，但是一旦穿过礁群，就会风平浪静，再也不会出现狂风和巨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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