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器的作用

礼器源于远古时期人们的生活用器，它随着礼的出现而出现。

我国是世界范围内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我国古代的文明，主要是农业文明，人们很早就过上了较为稳定的定居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域范围内进行周期性的农业生产。这种相对稳定的环境，为我国人民发明和使用各类生产工具和生活器具提供了有利条件。早在新石器时代，我国人民就已发明创造了数量庞大而又种类繁多的各类工具和用具，诸如刀、斧、锛、铲、镞、纺轮等生产工具，鬲、鼎、釜、斝、甗、盉、甑、瓮、壶、杯、豆等生活用具，只不过它们大多是用石、陶、骨等材质制成的。这些器具的发明，就为礼器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原始宗教出现后，相伴而来了祭神的礼俗，礼于此萌芽。在祭神求福的仪式中，必须要对神灵供奉，才能沟通神人，并使神灵满意。拿什么来供奉神灵呢？在原始人幼稚的心灵中，既然“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需求，那么，神灵大概也不会例外，最重视的也应当是饮食的需求。出于这么一种设想，原始人们为求得神灵的庇佑，当然也就不惜以人间最好的食品来进行供奉。进食必用器具，这样，一些生活器皿，特别是饮食用器，就理所当然地成了祭神仪式中必不可少的东西。由此，日常器皿就和礼制联系到了一起，并逐步发展成一套完整的礼器。

进入阶级社会后，青铜冶铸术发明出来并日趋成熟，人们使用的各类器具，也就改用材质更为优良的青铜来进行制造，礼器作为最重要的器皿当然也不例外。二里头文化，是我国早期的青铜文明遗址，其时代约略相当于夏代。在二里头文化遗址中，发现了爵和斝两种青铜礼器，它们是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礼器。自此之后，随着奴隶制文明的不断发展，青铜礼器的种类更趋丰富，使用也更为普及，商周时期，就达到了鼎盛阶段。

商周两代，特别是西周时期，是我国奴隶制文明的繁盛时期。奴隶制的礼乐制度不断加强，奴隶主政权被进一步神化，其等级统治也更趋礼制化，而作为礼制体现物的礼器也就更趋完备和制度化，这对巩固奴隶制统治起了很大的作用。

礼器的作用，主要体现在神化奴隶主统治形象和巩固奴隶制等级统治方面。在奴隶制社会中，“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奴隶制国家的头等大事。奴隶主贵族通过祭祀，来神化天命在己、神意在己的形象，树立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并造成对被统治阶层的精神威慑，使之从心底里就不敢稍存反抗的念头。我们看到，商周时代的青铜礼器，大多铸造得十分精美高大。如举世闻名的司母戊大方鼎，就是一件十分贵重的青铜礼器。它发现于河南安阳侯家庄，重达875公斤，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宽78厘米，足高46厘米，壁厚6厘米，鼎身四周铸有精美的盘龙纹和饕餮纹，显得十分的威武凝重。其他的青铜礼器也与司母戊鼎一样，大多饰有精美的兽形纹饰。这些夸张变形的纹饰与其庄重威武的外观结合在一起，使得青铜礼器整体呈现出高贵、神圣、诡奇、恐怖的气氛，从而镇慑了人们的心灵，使人不自觉地要对其产生顶礼膜拜、听其驱使的念头，而这正是奴隶主贵族希冀通过礼器所达到的政治企图。

司母戊方鼎

另外，身份等级不同的人在使用礼器祭祀时，其所使用的礼器的数量、规格也有很大的差异，礼器的器物组合呈现出礼制化的特点。以礼器中最为重要的鼎为例，鼎作为统治权力的象征物，权位不同者用鼎的数量不一样，天子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而奴隶和平民则无权使用鼎，这就是周礼列鼎或升鼎制度。这种严格的数量等差是不许僭越的。周礼又规定，鑊鼎、升鼎、羞鼎要配套使用，天子用九鼎，配鑊鼎七、羞鼎三，以下诸侯、大夫、士逐级减损。不仅鼎群内部有此规定，各种不同礼器之间也有配比使用的制度，如鼎与簋，天子九鼎配八簋，诸侯七鼎配六簋，卿大夫五鼎配四簋，元士三鼎配二簋，甚至连礼器中使用的食物也有多少大小之别。九鼎、七鼎，牛、羊、豕俱全，称太牢，五鼎只有羊、豕，称少牢，三鼎则只有豕了。在礼器使用上的这种种规定，即是古人常说的所谓“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礼器是一种外在而直观的表现物，它的差异可以一目了然地分辨出来，以它来标定各个贵族及其家族的权力大小、地位高低，是再清楚不过的了。既然礼器使用的规格，代表着一定的权力和身份，那么，这些礼器当然就成了奴隶主贵族们的传国宝和传家宝。在不少礼器铭文中也就出现了“子子孙孙永宝用”和“子孙永宝用勿坠”的字眼。

正是由于礼器这种非同一般的重要作用及其象征意义，奴隶制国家都将一些最为重要的礼器视为“国之重器”，视为祖宗和社稷的化身。礼器在国家即在，礼器亡国家亦亡。再以鼎为例，鼎代表着最高统治权力，失鼎即是亡天下，故“桀有乱德，鼎迁于殷”，“商纣暴虐，鼎迁于周”。鼎的转移，代表了王朝的更替。由此又有了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故事。春秋时期，楚庄王率兵北上，陈兵于东周边境，向周王室及天下诸侯炫耀武力，并有取代周王室霸有天下的政治野心。在周室大夫王孙满代表周室前来慰劳时，楚庄王别有用心地向王孙满打听周室九鼎之轻重，王孙满正色答道：“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王孙满为何不许楚庄王问鼎？因为鼎并不是一般的器物，而是最重要的礼器。周室九鼎是周朝的“常宝之器”，是周室统治权力的象征，有九鼎即有王权，失九鼎即失王权。楚庄问鼎是不怀好意的，其实质内涵就是要夺取周室的王权，故而王孙满当然不许其问。从此之后，“问鼎”一词就代表了占据最高位置的意思。

春秋以来，奴隶制“礼崩乐坏”，礼器也随之产生了重大变化。首先，在礼器使用上，打破了旧有的礼数，“礼不逾节”成了一句空话，所谓“僭越”的行为越来越多。如蔡国国君死后用九鼎陪葬，僭用了天子之制。在不少平民墓葬中，也发现了周礼严格禁止平民使用的鼎。这种礼器使用上的混乱，正是反映了当时奴隶制统治秩序全面崩溃的历史情况。其次，在社会大变革的过程中，不少礼器渐渐丧失了其庙堂用器的属性，或消亡，或沦为普通人家的日用器物。到封建社会形成后，礼器的使用制度就全面地趋于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