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回转

20世纪末，多边政治的不断呈现、互为结盟的动态局势和全球化的国际贸易，使国与国之间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相互牵扯、相互依赖而又相互提防，世界仍处于一个极不稳定的运作模式中。翻译自然也在与时俱进，寻求在时代发展中的角色与责任，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译界关于翻译研究的新理论和新思潮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视野，深化了译学的时空研究，加强了宏观的语际审视，充实了翻译文化的社会学观，这对译学的建立有重要作用。

然而，翻译是文化传递活动，是民族文化间的对等交流。而误读作为一种合理的理论来提倡，而且师出有名（美国耶鲁大学著名解构主义理论批评家哈罗德）并被冠以“不断揭示审美对象的内涵，逐步接近其审美价值本真的解读形式”。在布鲁姆看来，阅读“总是一种误读”，由于译者自身所处的文化语境和其知识结构及个人素养等因素的制约，“无意识”的误读在所难免，而“有意识”的误读是阅读的“能动力量”。而且，“开放性”阅读会“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进而实现对文本的“再创造”。是阅读产生意义，而不是原作本身有意义，这是极端的译者主体化思想。误读被认为是有的放矢，是有价值和有理性的阅读，并公然告知世界：误读是叛逆，是创造性的叛逆，是合理的叛逆，是对偏见的修正，而且还在阐释学中找到了哲学基础。译者就像突然挣脱家长和教师的严规厉律的儿女或学生，东跑西转，穷其所为，乐不思返。

倘若译者按自己的思维模式对原文进行“认知”“解释”“取舍”和“切割”，呈现给读者的译作自然是“二流作品”，是“假象”。这种对翻译的误读必然不会是一个“平等对话和交流”的过程，也不是在消解隔阂，扩大社会文化价值共识。如果对文本的思想基调、文本形式等进行的“文化过滤”，超越了译者应有的权利，极尽译者自身“能动性”之能事，或极力维护译语文化之意识形态，无情归化原文本；那么，要做到“既不寻求文化之大同，也不制造文化上新的对抗，既不轻视也不仰视异域文化”，便是奢谈。译者如何在原语和译语转换过程中不丢失原文本的思想意识、语言措辞、题材风格、艺术魅力、文化底蕴、人文价值及地域特色，是译者的首要目的和任务；忠实地传译文化仍是翻译的灵魂和基准；严复、奈达的“信”“等效”“最切近自然的贴近”仍是对翻译基本的尊重。

译者既要对原文作者负责，也要对译语读者负责。若游离于这些职责，只想驰骋自己的权力，甚至要主宰原作、摆布原作，极尽招摇自己的“中心”作用，随意留下自己的翻译痕迹；只因为译者对原作的解读是“有限的、永远是相对的忠实”，便觉对原作产生自觉或不自觉的误读是合理的，便应了“翻译是叛逆”的一句老话。这句话的原意恐怕是对译者缺乏信任，现在译者却在明明白白地告诉读者，他们背叛有理。这是人们追逐翻译2 000多年来，首次对忠于原文发出如此无奈的呼声。忠实是最艰难的创作，译者是事实上的直接解读文本的“接头人”或“取货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被赋予任何多余的权力。诚然，译者不是一个物体，他有思维，有创作渴望，有对原作解读的能力和权力。若是一般的读者，可以欣赏、批判甚至不去阅读原作当中的任何一部分内容；但作为译者，广大目标语读者的“代读人”，就不能任凭自己的喜怒，肆意丢失、添加或篡改原作中的任何信息，除非他惧怕追求“真实”这种境界。“创作性的背叛”是在剥夺目标语读者理解原作的权力，倘若原作中的异域文化、语言方式、思维特点、人文习俗、社会价值观、人生价值观、哲学价值观甚至人类价值观等在原作中字里行间的思想和情感受到扭曲或篡改，读者读到的译作，就像服用了糖衣片的苦药，甜是甜了，却不知道这祛痛救人的药是那真正苦而滋人的味道。译者应做原作与目标读者之间的“天然调节者”。

由于译者主观介入的诸多因素，如译者自己的阅读情感、固有的认知事物的模式、对原语及目标语的语言应用能力及综合文化素养等，要想做到对文本的原色转换，不伤及任何思维经络和外在皮肤——语言形式——并不实际。但原作中的核心——思维特色、主题思想、写作风格、地域环境、人文理念、风土人情等——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中不可更换的东西，少之则生命休止，截之则痛。

翻译是科学，应准确、客观地分析翻译过程中存在的现象，尤其是译者的翻译心路。不同的译者对同样的文本会有不同的解读视角，会体验到不同的收获，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但毫无疑问，若译作能做到最自然地贴近和保留文本的原色，并保持这种“异样”的整体趋势，读者就会给予译者最多的心理尊重。译者需要在读者中树立自己的威信，使读者不去怀疑译者掩盖了什么，从人名、地名到作品人物交流方式都会使读者耳目一新。相反，过于归化的译文已经剥夺了读者的好奇感，过分归化的人名、地名及人物间的交流方式以至于同目标语文化没有什么区别，把遥远的异域文化和思想感情雷同地展现在目标语读者眼前。如我们所知的韩礼德、范思哲、刘易斯等姓名译法，从感情上贴近了汉语读者，但在文化上却趋于失真（当然，如果他们真正生活在汉语社会语境下，这倒也未尝不可）。如果在异族视域中找不到“异样”的新奇，读者失去的就不仅仅是阅读兴趣，他们要领略异域文化的期待被减弱，视域的扩展受到禁锢，对异域文化作品的渴求会随之消失，这不能不说是翻译的悲哀。就连解构主义大师韦努蒂也认为以译者为中心和目标语为需要的归化译法使译文成了“二流作品”，“译文就像原文的假象”，故而提出了针对性策略——异化。他指出，异化是一个聪明的文化干预，是用来针对英语国家的语言霸权主义和在全球交往中的文化不平等状态，是对民族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文化自恋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的一种抵制，有利于在全球地域政治关系中推行民主。这种异化思想是对译者主体思潮的过度张扬的有力反击，对我国近年来的翻译研究影响颇深。

西班牙翻译家艾克西拉（Aixela）曾提出，关于译文的整体趋势是要“读来像其原文”，还是“读来像原文”？对这个问题，翻译家王东风先生的观点非常明确：“用目标文化的价值观强行归化出发语文化，是不尊重出发语文化，是霸权主义行为，实际上是对译语读者的蒙骗。”^[4]翻译过程中，“语言可以转换，甚至可以归化，但文化特色却不宜改变。如果不是万不得已，特别不宜归化，而要尽可能真实地传达出来。因此‘文化传真’应是翻译的基本原则”^[5]。既然文化传递是翻译的灵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总要遵循一些确保“文化传真”的原则。对此，吕俊教授给出了几点值得深思的建议，如符合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尊重原文文本的定向性等^[6]。译者不必把这些规则当成舞者的“镣铐”和“羁绊”，要想在翻译过程中尽情地舞蹈，就必须按照翻译的舞步规则去寻找快乐，这样才显得既有规则，又倍觉优美。规则是一种美，若把规则当成羁绊，就不会产生经典的伦巴、恰恰和悠扬华贵的华尔兹，经典正是因为遵循了规则，才保持着不衰的魅力。音乐在规则中流动，才倍觉其韵律；译者在规则中解读，才能真正寻找到翻译中极致的滋味。

回顾过去的40年，由于西方哲学和文化思潮层出不穷，各种解构性翻译理论在嘈杂声中求得共生，但能经得起科学和时空检验的未必太多。在全球多元化语境下，译者须深思熟虑，理性地研究和借鉴各种翻译理论，既不为嘈杂声中的对抗而叫好，也不为嘈杂声中的附和而迷惑，而应以理性共生的翻译理念去厘清翻译研究中合理与芜杂的东西，去粗取精，完善自身的译学思想和方法。

【注释】

[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16页。

[2]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中国翻译》2004年第6期。

[3]屠国元、朱献珑：《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中国翻译》2004年第6期。

[4]王东风：《论翻译过程中的文化介入》，《中国翻译》1998年第5期。

[5]张南峰：《艾克西拉的文化专有项翻译策略评价》，《中国翻译》2004年第1期。

[6]吕俊：《翻译学构建中的哲学基础》，《中国翻译》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