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特洛克与同事主要探讨了紧张的环境与复杂性之间的关系。紧张性的环境主要指革命、战争以及国内局势的紧张。休斯菲尔德的研究发现：信息处理方式与环境的关系呈曲线形，在无压力时简单。适度的挑战时复杂性达到顶点，超过了忍受的极限就会下降。[5]
紧张的环境与领导者的整合复杂性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一般来说，紧张的环境能够导致领导者的复杂性降低。休斯菲尔德和兰克（A.Dennis Rank）的研究发现，革命领导者的命运与环境要求的与之相适应的信息处理方式相关。在革命阶段，领导是低概念复杂性，之后是高复杂性。通过对19个革命领导的考察，11个领导适应了此变化，能够如愿地退休或自然死亡，而8个不适应此变化的领导失去了他们的位置。[6]
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危机来临时，从领导的整合复杂性的得分中，也可以基本判断出是战争还是和平。休斯菲尔德与泰特洛克以1914年一战爆发和1962年爆发的古巴导弹危机作为研究对象，对各国决策者的认知复杂性进行了考察，当危机接近顶端时，复杂性在1914年下降，1962年和平解决危机时上升，说明在危机的环境中使复杂性最大化是可能的。同时，他们考察了20世纪初和中期导致战争和非战争的系统危机，与和平解决相比较，发现国际危机导致战争是以低层次的复杂性为特征的。[7]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泰特洛克等认为整合复杂性是中性的，反对简单的整合复杂性要低于复杂的观点，认为复杂性的高低与环境相关，整合复杂性与决定质量的高低在于是否与当时的环境相匹配。一般来说，整合复杂性与和平还是危机相关。危机时整合复杂性程度就会下降；而和平时期整合复杂性程度就会上升。
此外，整合复杂性的高低还与不同的对象有关。换言之，整合复杂性与认知的对象要匹配。泰特洛克与泰勒（Anthony Tyler）考察了丘吉尔和张伯伦的整合复杂性：总体来说丘吉尔的整合复杂性程度明显低于张伯伦，但是在对待德国问题上，丘吉尔把德国视作邪恶的敌人，反对妥协的主张，后来证明是正确的，张伯伦对德国的绥靖政策最终破产。但是在对待印度问题上，丘吉尔把甘地等同于希特勒，显然用错了对象；张伯伦用绥靖政策对待甘地和印度，后来证明是有效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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