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明（Guo-Ming Chen）、斯塔罗斯塔（Starosta）（2003）和三池贤孝（Yoshitaka Miike，2002，2003）等学者曾经撰文，通过采用“在语境上更加敏感、更加脱离西方中心主义特性”的视角（他们对传播的考察方式与讨论方式得以多样化），对传播领域的既有研究提出了挑战。一些学者明显将注意力集中于发生在美国、欧洲和其他西方文化中的交流活动，而“欧洲中心”传播观念的问题不仅仅限于这些学者。Chen（2006）[1]指出，即便是对其他领域（即西方以外的传播活动）感兴趣的教育者和学者，也会“盲目地认为‘欧洲中心’范式具有普遍适用性”，从而在此过程中制造出“大问题”。Miike（2003）[2]针对这种情况，提出了“亚洲中心范式”的想法，“将亚洲价值与亚洲理想置于求索的中心位置，而从亚洲视角出发将亚洲现象当作一种主体而非客体来看待”。
本章意在对传播研究做更加细微的探索，同时反对将“亚洲”视为整体性的概念；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仅凭对某一种文化（比如中国文化）的研究，就认为自己已经全面充分地理解了所有的亚洲文化。[3]我们认为，要想对亚洲传播加以考察，正确的做法是选取一个很小的切入点，在确定的环境内进行总结，而不是在不同的环境间寻求更宽泛的总结——至少在开始时得这样做。这种关注方式让我们可以对一定国家/文化环境内人际问题和组织问题的不同形式、不同方面等有所考察，从而知道在研究其他各种国家/文化乃至三池贤孝所说的“亚洲中心”时应该怎么做。
在本章，我们专门探究了泰国的工作环境和非工作环境中的“友谊”概念，总结出一定的研究计划，这些计划一旦实施，也许可以为拓宽传播学科对泰国传播行为的理解做出一定贡献。我们总结出一系列相互关联的主题，我们希望它们能有助于拓宽和加深我们对泰国的传播活动以及将来对亚洲的传播活动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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