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文艺思想“转向”与文学出版

对周作人文艺思想“转向”发生时间的确认，一般溯自20世纪20年代初他创作《自己的园地》时。周作人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主将，对文学的认识倾向于人生的和社会的价值，无论是“人的文学”还是“平民文学”，都有着强烈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功利追求。但到了20年代初，一度支撑他精神大厦的“流氓鬼”信念随“五四”退潮而摇摇欲坠，他逐渐流入颓唐，失去了时代先驱者的“热和力”。他的文艺思想由矛盾、混乱走向转变，明确放弃“为人生”，转而提倡“浑然的人生的艺术”、“平民的贵族化”、“自我表现”的文学主张，最终成为自由主义文学的代表。对周作人文艺思想“转向”的研究，还多偏向于理论和创作方面，即通过对周作人文学主张和文学作品的分析，发现其在20年代社会、文化转型时期的意义。但是周作人的“转向”客观上却超越了个人性和内在性，逐渐形成一种社会化文学思潮，影响并凝聚了一批具有相同文学志趣的人共同追求文学的真正价值和意义。在这一过程中，周作人的文学出版活动无疑成为其自我价值重构的实践载体，也显示出现代文学史上自由主义文学流脉形成的基本轨迹。

在周作人“为人生”的文学观开始发生变化的时候，他正着手主编新潮社《文艺丛书》。《新潮》杂志停刊后，为了不使新潮社的活动停止下来，于是社员们便决定编一套文艺丛书。据新潮社社员、后来的北新书局的创办人李小峰回忆，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最早是鲁迅的主意。他说：“早在1922年，我在北京大学就读时，鲁迅先生提议出版一套文艺性质的丛书，兼收创作和翻译，这就是后来刊印的新潮社《文艺丛书》。”^[1]至于署“周作人编”，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一文中说：“后来《阿Q正传》与《狂人日记》等一并编成一册，即是《呐喊》，出在北大新潮社丛书里，其时傅孟真、罗志希诸人均已出国留学去了，《新潮》交给我编辑，这丛书的编辑也就用了我的名义。”^[2]事实上，周作人主编《文艺丛书》绝不止仅仅是“名义”上的事情，他之所以这样说，大概是不想把丛书的策划之功归为己有，至于编辑理念和编选书目，则基本上由他确定。丛书中有冰心的诗集《春水》、鲁迅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冯文炳的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等，这些著作，或代表了文学的创新成就，或成为新文学的奠基之作，或形成了新的艺术流派，在新文学发展中的作用不容低估。

如果说在编辑宗旨上，此前的《创造社丛书》与《文学研究会丛书》有着鲜明对峙的话，那么新潮社《文艺丛书》显然不是单一地立足于“为人生的艺术”或“为艺术的艺术”的派别立场，当然也看不出企图消解这两种文学观念对立格局的用意，丛书呈现出对上述两种文学观念的包容姿态，并且向着新的艺术空间开掘，显示文学的多元化，因而具有特殊的价值。这套丛书的面貌与周作人当时的文学思想正相契合。在《自己的园地》中，周作人超离了当时新文坛上“为人生”、“为艺术”两派的论争而提出自己对文学的独立见解，既不赞同纯艺术派将文学当成脱离社会的象牙塔里的营生，又反对极端人生派把文学作为一种说教的工具，而强调作者须以人生为基础自由地表达情思，同时又不失艺术上的美。《文艺丛书》作为事实上与鲁迅合编的一套丛书，在客观上体现了不同文学观念的交汇和融合。《文艺丛书》所体现出的对于具有独立艺术美的作品的肯定，对于“为人生”的文学的包容，正是周作人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在文学出版活动中的体现。

这种现象同样也由《语丝》体现出来。《语丝》杂志　1924年11月17日创刊于北京，语丝社主办。鲁迅给以大力支持。开始时由孙伏园主编，一个月后即由周作人主编，《发刊辞》也是由他撰写。周作人的文学思想直接影响了前期《语丝》的编辑宗旨。周作人在《发刊辞》中指出：“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对于《语丝》的编辑宗旨，鲁迅后来也说：《语丝》“在不意中显了一种特色，是：任意而谈，无所顾忌，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3]综观前期《语丝》，它一方面基于对自由主义文学立场的坚守，追求现代纯文学轻松化写作，一方面也仍然保留着文学的“反抗”精神。与周作人这一时期的文学思想的变化相对应，他在倡导和实践轻松化写作的同时，立足于国民性剖析与改造的作品也不在少数，而且他在《语丝》上发表了评论当时一些政治事件的文章，其立场和态度甚至比鲁迅还要激烈。《语丝》也确实在当时表现了较强的战斗性，在“五卅运动”、“三一八”惨案前后的思想战线上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周作人等讲求生活艺术化，追求文学轻松化与继续《新青年》的工作，毫不留情地对国民劣根性加以批判，重建民族的先进文学品格，反抗专制与强权，坚守现代知识者对世事人生的评价视角，反抗外侮，呼吁民族自信心等尽管矛盾也是有机统一的，忽视其中一方面都不能全面中肯地评价此一阶段这批作家的创作追求：谨严而又轻松，游戏不乏正统，隐逸包裹积极，消沉隐藏肯定。”^[4]

但这种“谨严而又轻松，游戏不乏正统，隐逸包裹积极，消沉隐藏肯定”的文学态度到《骆驼草》时代发生了变化。《骆驼草》创刊于1930年的北平。《骆驼草》的创刊，标志着一个以周作人为核心的政治倾向温和保守、文学趣味高雅脱俗的文学集体的公开亮相。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的中国，无论政治还是文化都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1925年“五卅运动”使中国革命迎来新的高潮，不久，随着国民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中国又进入了大革命时期。在社会和政治风云际会的形势下，几百年来一直是中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其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变。1926年7月，广州的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同年春占据东北四省的奉系入关南下，在这“北伐”、“南下”的影响下，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丧失，大批知识精英出走，此时的北平被抛向了政治、文化的边缘，呈现出一片“废都”景象，进入了历史上最为灰暗的时期。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由废名、冯至编辑，周作人发起创办了《骆驼草》杂志。这是一份名副其实的同人刊物。这些同人包括周作人、废名、冯至、梁遇春、朱自清等，他们或在北大任教，或毕业于北大而在北平的高校任教，都是清一色的学院中人。他们被称之为前期“京派”。这些人在当时的北平、天津等地进行文学活动，其艺术风格在本质上较为一致。他们的集合既是一种文学派别，又是一种文化性的存在。他们崇尚审美主义的“自由化”文学理念和实践，在文化意识上承续“五四”启蒙传统，同时又有超越，其价值体系，最为鲜明地表达了现代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文学不再成为政治的附庸，也有意识地不为现代化社会的商业利益所左右。

《骆驼草》的创刊和办刊宗旨的确立显然是受到了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如果没有北平沙漠般安静的氛围为留守京城的文人们提供相对宽松的环境，以及大学教授优厚的生活待遇，周作人等就没有能力创办一种同人性质的文学刊物；如果没有周作人的威望和文学趣味的号召，留守京城的一批文人就不可能凝聚为一个文学群体；如果《骆驼草》的同人们没有受到《语丝》文学理念的熏染，《骆驼草》就不可能以一种近乎偏执的保守态度，在革命文学、右翼文学的夹缝中执著地张扬对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的坚守与追求。

《骆驼草》以追求纯正自由的文学为旨趣。京派文人不像左翼作家那样热情地关切政治，把刊物作为宣传政治的工具，也不像海派作家那样诞生于市场，受商业气息的浸染，把办刊当作谋生、赢利的手段。也正是在这种文学的商品化和政治化愈演愈烈的情况下，以周作人为首的一批文人为追求文学的“纯艺术”才迫切需要建立一个自己的言说平台。《发刊词》表现了一种强烈的自由主义的独立倾向，周作人指出：“我们开张这个刊物，倒也没有什么新的旗鼓可以整得起来，反正一晌都是有闲之暇，多少做点事儿”；接着又宣言“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骨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这也是这一时期周作人的思想。周作人曾在一篇文章里谈到，“现在的趋势似乎是不归墨（Mussolini），则归列（Lenin），无论谁是革命谁是不革命，总之是正宗与专制姘合的办法，与神圣裁判官一鼻孔出气的，但是这总是与文明相远”。^[5]《骆驼草》要在“革命”与“不革命”的二元对立之外寻找一种新的“自由”与“独立”。

应该说，30年代之前，新文学是以同人杂志为中心的。关于《骆驼草》的出版，冯至回忆说：“刊物的经费是几个朋友拼凑的，我们用费不多，因为在那上边发表文章，一概不付稿酬，惟一的开销就是每期的印刷费。”^[6]《周作人年谱》中也有这样的记载：1930年7月5日“杨晦、冯文炳、徐祖正、冯至、陈翔鹤来访，共商维持《骆驼草》周刊事，议定每人每月出资5元。作为《骆驼草》出版的基金。”^[7]杂志的定价也相对低廉，“本市铜板十枚，外埠连邮费三分”。^[8]发行数量不详，但可以肯定不会有多少赢利，因为从办刊的初衷来讲，就不是以赢利为目的，它走的是精英化、小众化的路线。无论是改造出版社原有的商业性杂志还是依托出版社的力量办刊，或多或少地要受制于人，因而必然要影响并规约杂志的定位和编辑方针，而如《骆驼草》作者、编者、出版者、发行者身份的基本合一，则赋予了办刊者更大的自由和发挥的空间，可以把自己的文艺主张直接以作品的形式灌注到刊物中去，还可以通过对刊物传播效应的直接把握进一步强化办刊的宗旨。

《骆驼草》的这一特征，主要是周作人设计的。周作人不仅是《骆驼草》的策划者，1930年间他的主要文学活动也是围绕着《骆驼草》而展开。26期《骆驼草》上，共有周作人作品21篇，几乎每期都能见到他的文章。在这份刊物上倾注这么大的心力，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周作人是“别有用心”。这“别有用心”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对文学出版活动意义的深刻体认。主编新潮社《文艺丛书》和《语丝》杂志，使他发现并团结了如废名、俞平伯等一批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他的独特文艺思想也得到了表现，并受到志同道合者的认同，他明显地认识到文学出版活动的功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的强烈的独立的自由主义文学思想并没有完全得到阐发，仍然受到一些制约和限制，表现在《文艺丛书》和《语丝》的编辑上，就是不得不对“为人生”的文学或“血和泪的文学”予以包容。如何使自己固有的人生态度和审美理想发扬光大，从而有效培植自由主义的文学力量，尽量延缓甚至终止任何导致文艺统一的进程，这种使命感便成为周作人再度从事文学出版活动的主要精神动力。他抓住了一个机遇，企图统一文坛的左右两方在遥远的上海激战，北平的留守文人大多属于自己的力量，而且也不用再对“为人生”和“为艺术”费思量了，尽可以无所顾忌阐述和张扬自己的文学观。

从主编新潮社《文艺丛书》和《语丝》杂志，到创办《骆驼草》，周作人在20年代的文学出版活动至少呈现以下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周作人的文学出版活动培植了趣味化、轻松化写作力量，并以此消解了正统文学的严肃性和训导性。鲁迅最先提出出版新潮社《文艺丛书》的设想，丛书中收录鲁迅著译两种，一是翻译作品《桃色的云》，一是短篇小说集《呐喊》。从这两种书来看，鲁迅规划中的《文艺丛书》未必不是另外一套《文学研究会丛书》。但是，《文艺丛书》还收有冰心的诗集《春水》、冯文炳的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李金发的诗集《微雨》和《食客与凶年》。这些作品所显现的独特的文学表达方式，与“为人生”的宏大叙事方式形成鲜明对比，周作人将它们收入《文艺丛书》，其用意自然是显而易见的。《语丝》的命名很随意，也基本上没有固定的栏目，作者的文章风格不一，但大多如周作人所说是“为严正的滑稽”，这相对于《新青年》《努力周报》《创造》等由刊名到内容显现出的严肃的训导姿态判然有别。从渊源上讲，《骆驼草》承继了《语丝》的传统，但与《语丝》相比，《骆驼草》的创刊号却表现出全新的面目。鲁迅读了这期创刊号后说：“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9]鲁迅认为“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的原因，正在于《骆驼草》不再有“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的“反抗”精神了。其实，这正是周作人所刻意回避的，所谓“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即是指此而言。如果说《语丝》对现实政治事件的批判还保有知识分子对社会责任的自觉承当的话，那么《骆驼草》则刻意逃避现实，企图完全出于文学的要求与海派文学和左翼文学分庭抗礼，尽管杂志是短命的，但《骆驼草》同人以新的正统文学主流自居的精神明显地拒斥了现实政治和商业化对文学的干预，从而丰富了现代文学的内涵。

其次，周作人的文学出版活动使自由主义文学在中国广泛传播成为现实，为中国现代文学开辟出新的道路。主编新潮社《文艺丛书》和《语丝》杂志期间，他虽然执着地张扬自己的自由主义文学观，但毕竟不能冲破文坛上严肃文学强势力量的压迫，不是妥协的问题，是势不得已。因为以周作人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文学在左右两派文学家看来，不能不说是一股异己力量，因而自身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同样，海派文学的庸俗和革命文学的粗鄙也使得自由主义文学家普遍感到反感，《骆驼草》正是肩负着为新文学寻求新的出路的使命而诞生的。创办《骆驼草》以后，周作人才获得了彻底表现自我的机会，在真正意义上实现了同人的自我认同和文学观的一体化。《骆驼草》不仅成为了京派的滥觞，影响所及，群起响应，随着1932年《论语》在上海的创刊，《人间世》《宇宙风》《文饭小品》等的纷纷涌现，周作人被奉为南北文坛的领袖。于是乎“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和小品”。^[10]尽管鲁迅的话中不无讥讽的意味，但自由主义文学在当时确实壮大了实力。其后，随着南下文人的回归，京派群体迅速扩大，自由主义文学派别成为了文坛“正统”的新的竞争力量。

以周作人的文学出版活动作为视角来看其文艺思想的“转向”对现代文学的影响，可以发现这种影响是随着他在文学出版活动中话语权的不断扩大而扩大的。一种文学主张成为具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文学现象或者文学流派，必然是某种力量成为绝对强势的权力以后才能出现的文学景象。周作人作为杂志主编并完全获得强势权力的支配权以后，其自由主义的文学观即必然摆脱个人性而形成社会化力量。周作人文艺思想的“转向”与他的文学出版活动，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构成中国现代文学中趣味化、轻松化写作力量和自由主义文学流派生成的两个直接的动因，它们共同促成了现代文学多元格局的呈现，从而进一步彰显了文学出版在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原载《重庆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7年第3期全文转载）

【注释】

[1]李小峰：《鲁迅先生和北新书局》，《出版史料》，1987年第2期。

[2]周作人：《关于鲁迅》，《鲁迅的青年时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4页。

[3]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4]赵海彦：《〈语丝〉、〈骆驼草〉、〈论语〉：现代纯文学轻松化写作观念之流变》，《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

[5]周作人：《关于妖术》，《永日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11-112页。

[6]冯至：《〈骆驼草〉影印本序》，上海书店1985年版。

[7]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1885-1967）》，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0页。

[8]冯至：《〈骆驼草〉影印本序》，上海书店1985年版。

[9]鲁迅：《致章廷谦》，《鲁迅书信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255页。

[10]鲁迅：《一思而行》，《鲁迅全集》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