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民工潮”

如图4.4所示,从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中期,关于“民工潮”或“盲流”的负面报道和评论在《人民日报》中与农民工相关的新闻话语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危机话语建构了这样一幅令人惊恐的图景:无数的农民工有如潮水般盲目涌入城市,打破了城市社会的宁静和秩序,滋生动荡和混乱。自发流动的农村劳动力被塑造成一群完全缺乏理性和个性的杂乱无章的乌合之众。

考虑到这一时期,执政党-国家对社会经济的控制依然相对较为严厉,因此很容易预见到,市场和民间社会的声音在公共话语中的表达相对不足。对这一时期不同言说者-行动者在《人民日报》新闻话语中的媒体地位的比较分析显示,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官员个人,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主要新闻来源。相比之下,新闻文本中引用的其他言说者-行动者(基层官员、国企或国家控制的组织的成员、专家、城市居民,以及农民工本身)观点,则主要发挥的是支持和巩固政府的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功能。

虽然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1],但大多数文章基本上遵循的是官方关于农民工的强硬政策路线,把自发出现的农民工描述为盲目的、无序的和不理性的,即所谓的“盲流”。“控制危机”的叙事框架在官方政策话语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一框架诉诸各种话语资源,包括传统上对无组织的人口流动性的文化偏见、对社会混乱和城市文明遭到破坏的恐惧,以及对打破现有城乡二元化公民权制度安排下城市居民既得利益格局的担忧。农民工被塑造成文明的、井然有序的城市主流社会的入侵者和局外人。诸如混乱、盲目、外来、犯罪、素质低、不文明等用来描述农民工的负面词汇,在官方话语中大量出现。在这样一幅危险的图景中,农民工被定义为一群因疯狂追求金钱而陷入非理性盲目流动的消极行动者,其大规模移动的集群现象,往往让人想起文革时期令人不快的社会和政治混乱局面。一位评论者这样写道:

“盲流”,仿佛是瓶子里放出来的妖魔一样,困扰着中国,几十万寻找工作的男男女女的洪流涌进广州、流向新疆、奔向东北,也有不少来到北京。不同的乡音汇进了这股洪流,引起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和社会问题。本来就紧张的铁路运输更是不堪重负,列车之拥挤使人想起“史无前例”“大串联”的“盛况”。^[2]

根据这些话语,农村劳动力“不负责任的”“盲目”流动带来了很严重的后果: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农民工“无序”涌入城市造成的。尤其重要的是,在这些话语中,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力被建构为具有相对较高犯罪倾向的人群。浙江省某地方一位公安局警员在其读者来信中报告说,该局所管辖区“查破的重大刑事案件有14%系外来人员所为,16%的重大案犯来自于外省市,有14人被判刑”。^[3]在这里,少数人的犯罪个案被一般化地与农民工等所谓“外来”人群居无定所、流动性和身份模糊性的特征挂钩。与此相似,一封来自地方国有铜矿员工的读者来信则抱怨道,原先秩序井然的工作场所,由于大量农民工的涌入,现如今却成为犯罪和蓄意破坏行为的温床:“民工流动性大,成分复杂,难以管理。有的民工偷盗铜、铁、电线,甚至偷施工工具。无数国家财产进了私人腰包”。根据作者的观点,农民工甚至应该为正式的国企工人中日益增长的怠工行为负责,因为有了民工,他们只需监工而不必自己参与劳动了。^[4]

同样令人不安的是大量自发的农民工人潮对公共交通,特别是铁路交通带来的巨大压力。这一时期选取的绝大多数文章都在描述数百万农民工涌入城市火车站时的情形有多可怕,以及当这些“盲目”的民工占据城市空间并“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时,城市的社会秩序将陷于何种巨大的危险状态。^[5]作为一种隐喻性的修辞,这些话语将农民工描述成一支流动的“大军”,他们所及之处,“到处是污黑、疲倦的面容,席地而卧的躯体和肮脏的行李”。^[6]在另一篇采访农民工的报道中,北京站售票厅充满“高分贝的嘈杂声,浓浓的臭气味;忽而被冲散、忽而又收紧的排队长龙一直向前延伸,到售票窗口时又乱作一团”。^[7]所有这些都导致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并造成高度的混乱。与农民工作为“破坏者”的形象相比,政府官员和铁路以及其他国家公共服务部门的工作人员,则被赞颂为正在参加一场“战斗”,一场为了控制“盲流”、恢复遭受危险的社会秩序而展开的斗争。^[8]

在选取的新闻报道中也引用了农民工自身的声音,但是,这些引用大多是为了进一步佐证或支持官方论证逻辑的。在一篇与农民工对话的访谈报道中,记者试图找出农民工“盲目”流动的原因。通过引用农民工自己的话,这篇报道显示,农民工是为贫穷所迫,但其寻求就业机会的方式仅仅是“在车站等着”,直到“建筑队到车站来找民工,一脚把你踢醒了:‘喂,要活儿干吗?’自己起来就跟人家走”。^[9]

在另一篇来自一位农民工的读者来信中,其原文被大段引用,以反映这一群体的“真实想法”。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文中引用的原话却使这位农民工更像是主流意识形态的辩护者。根据这位农民工读者的看法,政府和城市居民把农民工看作盲流是合理的:

社会上为什么把民工叫做“盲流”,这里含义,第一,就是盲目流动;第二,就是城乡人之间的差别;第三,就是民工给社会上造成好多不良风气,给社会安定也带来很坏的影响,等等。

他因此接着对所谓农民工中存在的“不文明”、“犯罪”和“腐败”现象提出尖锐批评。根据他的看法,“不文明”现象与农民工从事的工作有关。因为他们从事的多是脏活粗活,所以他们不是经常换洗衣服,他们言谈举止的方式也可能会对城市儿童产生负面的影响,因此他们受到城里人的歧视,是可以理解的。此外,农民工还具有更高的“犯罪”倾向,这是因为他们大多比较贫困,文化素质较低,因此完全受制于求生的欲望。“谁给他钱,给他饭吃,让他做什么都可以,包括犯罪。”最后,农民工群体中还存在“腐败”现象,因为他们依赖人际网络,特别是他们中的领袖人物或包工头来获得工作机会。其结果是,贿赂和非法的劳力贩卖开始盛行。在这些道德谴责的基础上,这位“农民工读者”最后建议政府应当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来控制和管理农村劳动人口流动。根据他的看法,以类似于征兵方式运作的由政府来组织的劳动力“市场”,要比自发的劳动力流动好得多。就是这样一封信,被记者称赞为“充满真情的普通来信,足以使城里人更加理解所谓的‘盲流’”。^[10]

总之,自发出现的农民工人口流动现象被看成是对国家控制的有组织的劳动力配置制度的挑战。由于其缺乏组织性且不受国家的指导和监督,因此,

……自发的“民工潮”中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既为铁路等交通运输部门和城市管理造成了严重的压力,也给外出务工的农民兄弟带来了不少痛苦,造成了生产力在流动中的浪费,亟须有关方面组织好、引导好、保护好。^[11]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并恢复国家的权威和社会控制,正如这一时期《人民日报》新闻话语中有关强化管制的报道数量的增加所显示的,对强硬路线的政策措施的合法化建构同步展开。由中央政府发起的针对农民工等国家可控范围之外的流动人口的收容遣送制度开始逐步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实施。1989年3月,国务院发布的政令(图4.7)明确指出要加强对农民工群体的严格控制。在此后的数年时间内,特别是在1994年(图4.4),《人民日报》发表的大量新闻和评论性文章,其目的都是要宣传政府收紧的管制政策,为其提供合理化辩护,并报道各级地方政府是如何有效地执行这些政策和指示的。^[12]

图4.7　《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关于加强对农民工控制的政令(1989年3月6日)

但是,这一合法化国家政策措施的话语建构过程并非没有遭到不同观点的质疑。虽然官方的“控制危机”框架模式占据了绝对主导的地位,但依然存在一些来自农民工自身和其他行动者-言说者(如专家学者)的不同观点。这些观点在媒体话语中没有得到充分的表达,且常常遭到扭曲。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中,其中一篇虽然描述了大量农民工流动带来的问题,但却直接引用了一位女性农民工关于歧视性称谓“盲流”的批评意见:

都说我们盲流盲流的,像当泥瓦匠这样的脏活累活城里人干不了,我们来干有啥不好的?一来我们有机会挣点钱,二来把城里人不爱干的事都包下,也是为国家做贡献嘛。^[13]

其他来自农村经济和农业、社会管理、社会学等领域的专家和评论者的关于农民工议题的不同看法,同样出现在新闻文本的引文中。这些观点对自发性的劳动力流动持肯定态度,视之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合理的自然结果,并反对那种要求回到过去国家计划的劳动力配置制度的主张。不过,多数此类引用的情况多是作为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意见或建议的角色出现,且在这一时期的新闻文本中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14]

尽管如此,总的来说,这些不同于官方强硬路线的看法大多是经过精心选择,并被审慎地限制在“危机和控制”这一占据主导性地位的宏观框架的边界之内。正如这些话语所反映的,试图将自发出现的民工潮合法化的话语建构努力在这一时期基本上处于边缘化的地位。这些观点只有在当其强调民工作为一种对国家利益和经济发展有利的积极因素时才可能在媒体文本中得到表达,作为一种精心协调建构的形式化“论坛”中的另类声音出现。与农民工问题紧密相关的核心议题(户口制度、制度化的不平等政策、平等的公民权,等等)则极少被触及。至于农民工群体的基本劳动权利遭到侵犯,以及他们在使用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方面遇到的不平等待遇等诸多负面议题,这一时期的《人民日报》的新闻文本更是极少提及。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00年之后,在这一时期,农民工作为合法的城市暂居者的法律地位终于得到了完全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