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名方式的变迁

农民工群体命名方式的变化,反映了与此相关的各种文化和意识形态观念、隐喻和社会刻板印象的变化,因此在公众认知的层面上,能够对这一群体的社会身份的建构,以及这一群体在象征层面上权利得到增强或进一步被边缘化的方式产生影响。在《人民日报》30年的新闻话语中,对流向城市的农村劳动力这一特殊群体的命名方式有多种。其中,“民工”一词最初指的是革命战争时期后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建设工程中被党和国家征用的农民。在改革时期,“民工”逐渐与更为明确凸显农民身份背景的“农民工”一词成为同义语,其最初的“国家征用的劳动力”的含义,也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而逐渐消失。此外,“盲流”(“盲目流动”的缩略语)这一具有强烈负面含义的词汇也曾用来指称农民工群体,意指具有潜在“社会危害性”的大规模自发的跨区域人口流动。相比之下,流动人口则是一个相对中性的词汇,所指包括一切超越户口所在地的自发的人口迁移。

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命名方式,实际上都同时具有界定农民工及其相关议题的特定方式,传达着特定的假设、文化和意识形态观点。其中,“民工”这个词是农民和工人的合成词。由于其特殊的革命历史背景,该词表达了这样的含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当国家可调用的合法工人劳动力出现短缺时,农民应当成为义不容辞的劳动大军,参与国家组织的各项公共工程,如防涝、铁路建设等。对《人民日报》全部文章的搜索结果显示,该词最早出现于解放战争时期,指的是战时后勤资源运输和构筑工事所动员征用的大量农村劳力。此后,该词沿用下来作为对国家建设工程征用的农民劳力的专称。虽然农村劳动力在这些战争后勤项目和大型公共建设工程中均呈现出一种被动服从政党或国家调用、无条件为国家目标服务的形象,但“民工”一词本身由于其特定的历史内涵,并没有表达过多的负面含义。相反,民工作为一个特殊但又形象模糊的农民群体,常常被描述成对革命和国家建设做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如下列《人民日报》在不同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新闻标题所示:

●《英雄的支援援朝的中国民工》,1951年4月6日,第4版。

●《在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凯歌声中,山东省广大民工为革命办水利获显著成绩》,1968年6月15日,第3版。

●《慰问参加自卫还击战的指战员民兵和民工,中央慰问团各文艺团体在昆明举行盛大晚会》,1979年3月29日,第4版。

●《安徽再起治淮热潮,五百多万民工已陆续奔赴工地》,1987年12月30日,第1版。

●《安徽省五百万民工兴水利》,1998年11月18日,第2版。

自从1980年代以来,“民工”一词逐渐被用来同时指称传统的国家征用的农村劳力和市场化改革启动后出现的自发流动的具有农业户口的劳动力。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化,国家和农村劳动力之间的关系也开始出现了变化。随着市场主导的劳动力配置机制的形成,国家对廉价农村劳动力的随意征用已经逐渐成为不合时宜的做法。1990年代之后,“农民工”一词逐渐替代了传统意义上的民工,反映了这种变化。在新的语境下,“民工”成为“农民工”的缩写词。在《人民日报》的新闻话语中,“农民工”一词最早出现在1982年,但直到2000年后才开始成为对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群体的最常见的指称方式。(图4.6)

图4.6　“民工”和“农民工”在《人民日报》中使用情况的对比

“农民工”作为新的命名方式在2000年之后的十年中迅速兴起,取代了传统的“民工”。这一新词清晰地表达了这样的含义:由于农业户口决定的差异化公民权体制没有发生变化,流入城市的农村劳动力,无论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了多久,在本质上依然维持着农民的身份。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文化和社会经济内涵。在现代中国思想谱系中,“农民”(peasantry)一词是一个源自日本的外来词汇,与之相连的是西方意义上对农民的负面理解。在近代欧洲语境下,传统的被束缚在封建主庄园经济中的小农被看作是一种落后的社会力量,需要将之从落后的封建社会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独立农业生产者(farmers)。因此,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类型,“农民”一词被包含着长期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村人口以及乡村社会的风俗和传统社会规范的负面文化理解。在现代中国话语中,“农民”一词被引入本国语言的过程,与受西方文明冲击而日益现代化的城市社会和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之间的裂隙迅速加深的过程大体是同步的。在主流精英分子看来,与都市社会以物质繁荣和文化进步为标志的现代性特征相比,构成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所居住的农村社会则显得十分粗鲁,是饱受无知、愚昧、迷信和愚蠢的封建礼俗之苦的不毛之地(Cohen,1993)。虽然在许多方面有不同之处,具有不同倾向的知识界和革命政党派别几乎都认为“要想拯救和重建中华民族,必须对农民加以改造利用”(Han,2005,页2)。根据科恩(Cohen, 1993,页154-155)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

农民作为文化上独特而陌生的“他者”,被视为是消极的、无助的、愚昧的,深陷于丑陋和基本无用的习俗的泥潭不能自拔,极度需要教育和文化改革。同时,要想实现对农民的改造,必须完全依赖于理性而明智的外来者的领导和努力。这样一种对农民的负面理解,逐渐成为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的一种成见。

在1949年后,随着以户口为基础的城乡二元化公民待遇制度的建立,这种针对农民的传统文化定见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如前文所述,在意识形态和象征意义上,农民和工人都被定义为革命阶级并因此在新的社会主义等级制中具有崇高的政治地位。但在实践中,这些政治修辞从未完全落实为制度化的规则和具体政治经济政策。在执政党-国家主导的新的政治经济秩序中,作为一种落后的文化类型的农民极有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负担和阻碍。但随着户口制度的建立,这种风险被化解了。原本可能按照自主意志逃逸于国家对劳动力和其他重要社会资源配置体系之外的农民,成为以户籍为准绳而固定在特定社会空间和生产位置上的任由国家调配的劳动力。在这样一种国家主义体制下,农民的身份标签不仅意味着文化意义上的边缘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农村户口和附着其上的“二等公民”地位,意味着绝缘于城市居民专享的国家分配的公共服务资源体系。这样的制度安排,“在法律层面巩固了长久以来农民所背负的低等文化身份”(Cohen,1993,页159)。

因此,尽管在现象学意义上,“农民工”这个词的用法可以是中性的(例如在本书中的用法),但它依然不可避免地带有与“农民”这个词所具有的文化和社会成见相关的负面内涵。相应地,媒体和公共话语中对这一词语的运用,同样不可避免地传达和再生产了这些关于中国农民和与之相关的文化类型的根深蒂固的偏见。由于他们具有农民和农村的出身背景,农民工群体被系统性地、常规性地定义为缺乏理性判断和决策的消极行动者。其结果是,他们也常常被视作社会不稳定、混乱、危险和政治危机的主要源头之一,因此必须受到官方严厉的管理和控制。

在“农民工”成为最常见的命名词汇之前,特别是在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中期,“盲流”(“盲目流动”的缩写)这一带有更强烈的负面意涵的指称词,是被用来指称自发流动的农村劳动力群体的常见词汇之一。作为一个隐喻,盲流一词把非国家组织的农村劳动力的自发流动界定为是乌合之众的毫无方向的盲目移动,是犹如瘟疫般的危险浪潮。“盲目流动”一词最早出现在1953年政务院发布的政令《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人民日报》1953年4月18日第1版)中。但直到1980年代,“盲流”一词才开始成为一个在媒体、公众和官方话语中被广泛使用的词汇。这与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初期迅速增加的自发人口流动和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相关。如下列《人民日报》新闻标题所示,“盲流”一词往往与民工一词合用,具有盲目、非理性等非常负面的含义,因此带有将非国家组织的农民工群体视为社会动荡的来源和对社会稳定的威胁因素的倾向:

●《旅游客流剧增,车站列车爆满,暑期每天约70万人站着乘车;铁道部呼吁刹住公费旅游、会议,劝阻民工盲流》,1988年8月14日,第1版。

●《盲流,一个信号》,1989年3月22日,第2版。

●《一位民工投书本报,吐露心声,用亲身经历剖析人们所说的“盲流”,呼唤劳力市场的发育》,1994年2月15日,第2版。

●《关于“盲流”称谓的消失》,2003年4月7日,第4版。

从词法上说,盲流这一带有蔑称色彩的词汇是“流氓”一词的同音转化。流氓原本指被迫迁离乡土的人,但却逐渐演变为具有恶棍、无赖等含义的贬义词。对“流氓”一词的污名化是精英和官方叙事的结果,并导致其所指群体遭到来自国家的持久关注和规训(朱大可,2006)。“流”意味着离散、无家可归,或流离失所的状态(diaspora)。所有这些特征都被视为对秩序井然的理想的儒家社会制度的破坏。相反,这种秩序的特征是以家庭和乡土为纽带,以及与之相关的固定的社会角色。因此,在历史上,大规模的人群流动往往被看作“天命”丧失和动荡混乱兴起的征兆(Hsieh,1993,页89)。其他许多带有“流”字的表达同样带有类似的负面含义,例如,流窜、流民、流寇、流浪等。这种对国家控制外的人口流动的负面看法,在近代中国充满战争、饥馑、贫穷和混乱所导致的大规模人口流离失所的悲剧性历史过程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强化。因此,与“盲流”一词相关的话语实际上是过去几十年中在话语层面上合法化“流民”危机和相应的强制性政策措施的重要机制的一部分。下文将详细分析这一控制危机的话语建构是如何服务于相关的强硬政策目的,以及这种目的又是如何随着整体环境的变化而逐步让位于较为柔性的目的和政策措施的。

总之,上文对《人民日报》新闻话语中农民工群体的命名方式的考察表明,虽然存在诸多不同的形式,但总的来说,所有这些指称词都具有或多或少的负面含义。其中,“盲流”一词的负面内涵最为明显,表达了对农村流动劳动力强烈的厌恶情绪。“民工”一词则源自中央计划体制下国家配置的劳力迁移,在当前的语境下基本上成为最常用的“农民工”一词的缩略语。尽管这两个词最常用,且已经成为一种惯例性的指称方式,但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制度和文化上对农民群体的负面认知,两个词均带有一定的负面内涵。即便是“流动人口”,这一相对来说最中性的术语,也因为其中包含的“流”字所承载的传统负面成见,可能表达了相对隐蔽的关于流动颠沛的生存状态的负面假设。其他还有一些相关词汇在特定的情形下也用来指称农民工群体,例如,民工潮、外来工、打工妹和打工仔,等等。所有这些称呼都无一例外地带有一定的文化偏见,将农民工群体描述为被排斥者、外来者或入侵者。即便是在相对中性化的情形下使用这些词汇,也存在暗示相关负面含义的可能性。因为无论在何种情形下使用,这些词汇中所直接表达或暗示的长久以来被主流社会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假设,都将被重新激活,从而为潜在的将农民工异化为文化上的“低等的他者”的偏见式阐释提供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