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上医神经外科的崛起

见证上医神经外科的崛起

史玉泉

上医是国内较早设有神经外科的医学院校之一。国内首例开颅成功切除脑肿瘤手术是在上海中山医院完成的。手术主持人是当时中山医院院长兼外科主任沈克非教授。沈教授早有决心在上一医创建神经外科。其决心是源于1946年左右，在中山医院有一位风华正茂、素质优良、精明能干、年轻有为的护理部主任程乐德女士突患脑肿瘤。眼看她头痛剧烈、呕吐、抽搐、瘫痪，病情迅速恶化，终于不治身亡。这给全院职工震动很大。中山医院当时是一所蜚声海内外的高级综合性教学医院。各科阵容齐全、制度严明、学风严谨、技术精良、服务周到、声誉卓著。为什么这样一所高级医院竟不能救治自己院内身居要职的职工呢？原来在当时国内所有兄弟院校都没有神经外科这一专科。作为一院之长的沈克非教授比任何人更为悲伤与遗憾。在痛定思痛之余，他下决心要为中山医院创建神经外科。1949年上海解放后不久，在英国皇后广场（Queen’s Square）医院留学的张沅昌教授学成归国。张教授原来是在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神经内科工作的。沈院长要他在中山医院也开辟门诊，目的是要他为中山医院筹建神经外科开扇窗口。上述第一例手术成功的脑肿瘤病人就是张教授在门诊时发现的。经此手术后，中山医院神经科的病人渐渐增多，其中不少是有神经外科手术指征的。沈院长要我负责做诊断性检查，如脑血管造影、气脑造影、脑室造影等工作。当时医院并没有脑血管造影专用设备，造影时的换片是采用手工解决的。正位片与侧位片都只能拍两张，分别代表动脉期与静脉期的造影，但质量是差不多的，只是比正规脑血管造影机少一张侧位的毛细血管期片子。气脑造影和脑室造影则无困难，按常规进行。1951年的上半年，沈院长又进行过多例脑部手术，有矢旁脑膜瘤、脑脓肿、脑囊虫病等，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艰难的创建历程

约半年后，沈克非院长被指定为第二批抗美援朝医疗队的带队人。离院前他特意嘱咐我要把神经外科的工作继续下去。那时，正值连续不断的“镇反”、“肃反”、“三反”及“一面倒学习苏联”运动，原来的综合性医院都要改为专科医院。中山医院改为“外科学院”，红十字会第一医院改为“内科学院”。人员调动甚多，神经外科的归属数度变更，先归属于外科，病人都收在外科学院。后又改为归属神经科，病人收入内科学院。那时从事神经外科工作的有朱祯卿医师和我两人，当神外科在外科学院时，我们两人要有一人常驻内科学院，专管内科各病室的外科会诊工作。这样朱医师和我，每半年需轮换一次，每人每年只有半年时间从事神经外科工作，这对发展神经外科工作是非常不利的因素。

1955年“专科学院”的试点失败，不得不将“专科学院”改回原来的综合性医院。“外科学院”恢复中山医院原名，“内科学院”改称为华山医院。从此，神外科就留在了华山医院，我和朱祯卿医师也都留在了华山医院，并正式成立神经外科，人员增加了蒋大介，稍后又加入了杨德泰、殷晓东。

1953年下半年，朝鲜战事已胶着于“三八线”附近。在东北地区还有许多头部战伤伤员未得到处理。组织上派我和蒋大介医师以“抗美援朝志愿医疗队神外科小组”名义前往处理。先到吉林省长春市的第18军医院二分院。见到伤员头部都有慢性流脓创口，估计为颅内有异物（死骨片、弹片、子弹）存留。决定先为这些病人拍摄头部正、侧位X线片，根据检查结果，做扩创手术。计划每天手术2例，以后可增至每天4例。工作启动后，进展顺利。经切除瘘道及异物、关闭创口，均能使创口达到一期愈合。不到两个月我们已手术了100余例，没有发生意外，也没有死亡。留下少数病人，该院外科医师已能自己处理。我俩便转至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第35陆军医院继续工作。那里积压的头部伤员不是很多，但有数例肠瘘、上肢灼痛及其他难治的病例。我们花了近一个月时间，也都处理完毕。

在回上海途中，路过天津时，我们特去天津医学院的脑科病房参观了两天。因那时赵以成教授已从加拿大回国，在天津医学院开设神经外科专科病房。另外，还有一位李宝光医师是从英国皇后广场（Queen’s Square）医院神外科学习归国的。共参观了两台脑部手术，其中一台是赵以成教授主刀的脑肺吸虫病病灶切除术，手术做得很细致，病变大部切除后，赵教授就退场了。这次参观虽然时间很短，但我已知道我们没有走弯路，信心倍增。

1954年上半年抗美援朝回来后不久，东北的两军医院对我们的工作非常满意，要求派医师前来进修，经请示院领导后同意接受。这是我院神外科接受进修医师的开始。进修生为第18军医院的外科主任王云程医师，期限为一年。接着，1955年牡丹江第35陆军医院的副院长李家桂医师也来进修。一年结业后他又考取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的干部班，毕业后再次来我科进修一年，然后再回二军大担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的神经外科主任。此后，卫生部确定我院为神经外科医师进修单位。每年分配给我院进修生8组（每组3人，包括外科医师1名、病室护士1名和神经外科麻醉护士1名），时间为一年，分上半年班（每年4月至翌年3月）和下半年班（每年10月至翌年9月）两班。在1966—1975年“文革”期间，曾一度暂停。至1976年又恢复招收迄今。至我退休时为止，共举办进修班40余届次。以自编的《神经外科临床诊疗常规》（初版、二版、三版）作为进修医师的工作手册。此外，自1954年起还每年举办颅脑损伤学习班，每年一期，名额25—30名，为期3周至1个月不等。以各级部队医院，省、市、地区、县立医院及工、矿、林、农、渔等企事业医院的外科医师为对象。先后共举办30余期，学员分布基本上覆盖华东地区的绝大部分。

1953年后期，在志愿军中发现有很多人得了肺吸虫病。病员集中在浙江省绍兴市的几所康复医院内。浙江省成立了肺吸虫病防治委员会，负责治疗工作。病人中不少并发了中枢神经系统肺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对中枢神经系统肺吸虫病的治疗缺乏经验，特邀请我院派神经外科医师前去协助，院领导派我前往。因病例大多均需进行气脑、脑室造影检查及开颅手术治疗，而浙江杭州各大医院均无神外科设施。必须将病人转至上海华山医院方能处理。因病人多，肯定为一长期任务。经商定每月我定期去绍兴2次，挑选病人，分批转上海。检查治疗后再转回绍兴。在两年时间内共手术治疗了76例。从获得的大量可贵的临床、病理资料，对本病的发病机制、病理变化、临床类型、成虫在体内的爬行径路、治疗、预后、结局等取得了不少科学结论，从而作出若干创新性见解。认为脑病变是成虫在宿主脑内不断穿凿爬行所形成的，否定了国外长期以来认为是由于虫卵血栓导致的学说。在切除的脑病变中可经常捕获活的成虫。成虫爬行的路径，是沿着大血管壁外的鞘膜，经颅底的破裂孔或枕颈膜进入脑内的。1955年我代表浙江省肺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在总结大会上报道了《脑肺吸虫病临床与治疗经验》一文，引起该委员会专家们的重视。当年，有法国医学代表团来上海访问，由黄家驷教授主持接待，我在接待会上介绍了这一成果，引起外宾的很大关注，改变了他们普遍认为我国没有神经外科的偏见。

通过上述多次院校外的工作，尽管仅是本学科早期的活动，但由于这是临床的新建学科，在广大的医务卫生界及群众中留下了较深刻的印象。

脑肺吸虫病治疗取得的成功，使浙江医科大学的领导感到有建立该院自己的神外科的必要性与迫切性。经浙医二院朱焱教授的提议，邀请我和朱祯卿医师每月各去杭州一次，帮助解决建科中的各种问题，包括病人的诊断与治疗、神经外科的基本理论、人员培训、设备添置、诊疗常规建立等。开始我和朱祯卿医师利用周末前去，后朱医师调赴重庆工作，这事就由我单独继续。在不到三年时间内，较圆满地完成了任务。现在浙医二院已成为浙江省神外科的医疗、教学、科研和人员培训的重要中心。1956年上一医奉命筹建重庆医学院时，朱祯卿医师赴重庆另创建一神外科中心。1966年我科臧人和医师支援新疆，在新疆乌鲁木齐又另创建立一神经外科中心。此外。1983年、1989年仿效浙江医大模式，我分别协助上海市纺织局第二职工医院及华东医院建立神外科。目前，全国各医学院校，各省、市、地区、部队、工矿、企事业医院建立的神经外科，其领导人很多都由我院神外科所培养，显示我校神经外科为扩大我国神外科服务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

自1956年起，我科开始接受研究生。臧人和医师是我科的第一个硕士研究生。1978年笔者提升为正教授，1980年又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此后我科招收硕士及博士生，成为第一批国家授权的神外科博士生授权点。1983年卫生部批准我院神经内、外科成立神经病学研究所，指定张沅昌教授为首任所长，但在研究所开幕前张教授不幸去世，改由笔者任首任所长。

1983年世界卫生组织（WHO）组团来我国考察，参观了我院的神内、神外、放射、电生理等科室，给予高度评价。同年，指定我所为WHO神经科学组在华的科研与人员培训协作中心。指定笔者为该中心的主任。1983—1985年连续三年被邀参加WHO神经科学组所牵头的《神经节苷脂治疗糖尿病性末梢神经炎》的跨国性研究。同年，WHO又来函邀请笔者担任WHO的精神卫生科专家咨询组成员，并两次来函延长任期，共任5年。1984年后WHO曾在我院举办讲习班多次。邀请国外专家及我院教授分担讲课任务。1989年神经外科被批准为国家重点学科。1990年后确定本科为上海市神经外科临床医学中心。2001年又再次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从此，确定了上医神经外科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学术地位。

硕果累累

医疗工作：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我科只能对脑肿瘤、颅脑损伤、脊髓压迫症、颅内炎症（包括脑脓肿、结核、寄生虫）、颅脑先天畸形、颅神经病及少数其他杂症进行手术处理。随着手术技术的提高，于50年代中期就开展了大脑半球切除术治疗婴幼儿脑性瘫痪、颞前叶切除治疗颞叶癫及颅内动脉瘤的开颅直接手术。这些都是颅脑手术中难度较高、风险较大、技术要求较高的项目，在国内都是我院首先实现的，填补了国内的空白。60年代初蒋大介医师设计并制成了我国第一架脑立体定向仪，并用于治疗帕金森病及多种运动障碍性疾病，又一次填补了国内空白。60年代后期，在脑手术中已改用双极电凝止血替代单极。70年代初，我科与手术医疗器械厂协作试制的神经显微外科器械已能批量生产。显微神经外科手术开始兴起。脑动脉瘤与脑动静脉畸形的手术都在显微外科技术下进行，疗效明显提高。两者的手术死亡率都低于1%，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脑动静脉畸形的完整切除率大于90%，重残率小于9%。同时，颅内外动脉搭桥技术治疗脑缺血性疾病正在国内外风行，我科也用以治疗了不少急、慢性脑缺血发作的病人。另外，我科还将此技术扩大应用到难治性动脉瘤及巨大且血供丰富的脑膜瘤切除手术中，以防止术后可能发生的脑供血不足。80年代中期高速（每分钟万转以上）磨钻问世，颅骨的切、割、磨、削技术得以随心所欲。颅底外科在我科较早开展，周良辅教授开创了多种新型切口及改良了一些切口，使颅脑外科的范围更为广阔。1979年我院首先引进国内第一架头颅CT（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机）。从此，头部伤害性的造影，除脑血管造影外，都得以大量避免。不但减轻了病人在诊疗中的风险及痛苦，还简化了脑部病变定位诊断过程，大大减轻了神经外科医师的工作量。同年，颅内压监护装置经过实验在我科取得成功，临床颅内压监护得以首先在我科重危病人中应用，又一次填补了国内的空白。以后MRI（磁共振成像仪）、DSA（数码减影脑血管造影机）相继引进，使神经系统的成像检查步入现代化，基本上与当时的国际水平接轨。此后，脑血管病的介入疗法、脑内镜手术、立体定向手术、纷纷以崭新面貌再度被重视而兴起。1990年医院引进了我国第一台伽玛刀机，使许多脑病得以用非手术的方法（放射外科方法）治疗。至此，我院的神经外科名副其实地步入了“微创神经外科”（又称“微侵袭神经外科”）时代。近年来又相继引进了X线刀机、适形放射治疗机，数码刀也已订购待装，使放射外科的手段更臻完备。诊断方面又引进了功能MRI机、PET、SPECT、PET－CT联合机，使诊断不但能了解解剖上的病变，更能了解到生理上的状况。手术室引进了多台神经导航系统及一台PoleStar ^TMN20术中磁共振系统，解决了手术中脑病变的实时监察，很大程度提高了手术疗效。

科学研究：

在“文革”以前由于条件艰苦，有些神经外科所必需的消耗性物品，如骨蜡、明胶海绵、线锯、银夹等均为自给。在试制过程中都含有一定的科研成分，这里不拟细述。较有创新性的有“三叉神经半月节定位尺”的设计，其中涉及数学、解剖学、立体几何学等原理。蒋大介设计的“脑立体定向仪”，涉及数学、放射学、立体几何学等原理。笔者设计的“神经系统检查仪器——加速度计”及多功能颅内压监护装置”都为电子构件，在当时属较先进的高级仪器。限于当时国内条件，惜均未能转化为商业产品。1984年笔者提出脑动静脉畸形的分级标准，对临床估计病变的危害、手术的难度、风险的大小、预后的好坏均有较大的帮助，从而有利于选择手术病例，决定治疗方案。

自1978年以来，我科每年发表科研论文在20篇左右。近年来逐步增多至每年50篇左右。自1980年以来我科已获国家级奖项3项，省部级奖项20项，上海市级奖项35项。相继出版《实用神经病学》第1、2、3版，《沈克非外科手术学》第3分册、《实用神经外科手术学》、《神经病学新理论新技术》、《神经外科手术图解》、医学百科全书中的《神经外科分册》等18种专著。参加编写各种教材、大型参考书、专著、手册等数十种。

人才培养：

神经外科是我国首批硕士、博士授权点，自1978年至2006年共招收硕士生110名，博士生109名，目前有在校硕士生16名，在校博士生32名。科内有博士生导师13名（现在岗博士生导师9名），学科现有医生97名，已实现了医生学位化。研究生是学科学术梯队接班人，也是科研工作的生力军。我校的神经外科已成为临床高层次人才的培养高地，这是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基石。

科室规模：

2000年3月在上海市政府和卫生局的决策和支持下，将华山医院神经外科组建成华山神经外科（集团）医院和神经外科（集团）研究所。除以华山神经外科为中心外，还拥有7家分院（浦东华山分院、伽玛刀医院、市五医院、静安区中心医院、普陀区人民医院、455医院、邮电医院），总床位近450张。有现代化神经外科专业设备的手术室20间，手术显微镜18台，微型高速磨钻20台，神经导航系统3套，超声刀1台，脑内镜3架及其他各种设备，应有全有。

目前华山医院神经外科有各级神经外科医师97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24人。年门诊量约3万人/次，年急诊量约5千人/次。其中70%—80%来自全国各地，5%来自国外。2005年全年手术量达7 000余台。迄今积有各种病理标本近4万件，在国内属首屈一指。

上医神经外科是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开创的。从襁褓期、幼稚期、发育期、到成熟壮大期，其过程是艰难、坎坷、曲折的。但由于从业者的刻苦、勤奋、敬业、创新精神和一代一代神经外科人的共同努力，取得了骄人的业绩，其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党、国家、人民也相应给予了许多荣誉与奖励。我们必须保持已有的优良传统，继续努力创新，勤奋钻研，俭朴办学，勇于克服一切不利于科学发展的功利主义及急于求成的思想，防止出现科学领域中的不端行为，使我校的神经外科更健康地前进，为我国的神经外科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史玉泉，教授。国立上海医学院1944年毕业。曾任上医神经病学研究所所长、名誉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