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上海医学院的学生运动

忆上海医学院的学生运动

陶乃熙

敌伪时期上海学校就有党的活动。1943年我在大同大学附属中学高二读书，就参加了进步同学组织的大同团契。虽然功课很紧，但团契经常利用假日，组织歌咏、郊游、读书和听讲座等活动，以联络感情，团结同学，宣传进步，培养集体主义精神。

抗战胜利这年，我正好18岁，以第10名的成绩考上了上海医学院。不久，国民党反动政府说，沦陷区的学校是“伪学校”，学生是“伪学生”，要“登记甄审”。甄审合格，接受“政训”，方能“承认”学籍，准予入学。为什么竟把我们看成敌伪呢？“人民无伪，学生无伪！”党组织领导我们6所国立大学团结起来开展反甄审斗争。国民党反动政府被迫取消甄审，改为“一面接收，一面上课”。随即把我们编为临时大学上课，说最后要考“三民主义”。党组织领导学生坚决抵制，上海医学院学生就没有参加考试。最后，国民党反动政府被迫承认全部学生的学籍。

这时我参加学校党的外围进步组织——力行团契，听讲座，传阅《大众哲学》、《社会发展史》、《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铁流》、《母亲》、《李有才板话》、《李家庄变迁》等进步书籍，举行座谈等活动。我也在班上利用休息时间领着大家唱进步歌曲，积极参与办壁报等学生活动。后来又参加要求马歇尔公正调停内战，“一二·一”公祭昆明四烈士，听郭沫若、沈钧儒、雷洁琼、史良等民主人士演讲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使我进一步认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反民主、反人民的本质。国民党反动派是发动内战，导致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罪魁祸首。只有靠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解放，才是中国唯一的出路。1946年5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后，自己觉得看问题的角度和过去不一样了。社会终将要改造成苏联那样，一切都将归属于人民的，反动派终究要垮台，觉得自己肩上的责任重了。在党组织的领导和教育下，除了自己接受教育外，逐渐学会把党的意图变为自己的看法在同学中宣传。党组织要求党员除自己学习好外，要关心同学的学习和生活，积极开展歌咏文艺体育活动，传阅进步书刊，关心同学的政治进步。我当时听课思想集中，记笔记快，考查考试成绩好，在同学中有一定威信。这样自己生活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了。学校组织学生自治会，班级也组织班会。1946年下半年，我当了班长。学生会开展了不少有意义的活动，如各班轮流管理全校伙食，组织同学去贫民区注射防疫针，了解生活在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等。这时我也开始在同学中培养发展党员了。

我们在上海医学院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各项活动。1946年6月欢送和平代表团赴京请愿；10月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聆听周恩来演讲，揭穿美蒋内战阴谋，阐明斗争的长期性残酷性，正义战争必胜的报告；1947年1月反对美军强暴沈崇，要求美军滚出去的游行等，我都参加了。1947年初，党组织让我担任了上海医学院党支部的宣传委员，直至我被捕为止。

1947年，上海医学院学生体检，普遍营养不良，15%的学生查出患有肺结核。5月14日下午召开学生大会，决议提出4项要求：①反对政府把药学系改为药科中专，要求改为药学院；②要求政府提高公费的名额和数额，改善学生营养；③改善教职员待遇，改善教学设备；④增加教育经费。决议立即罢课，联络各国立大学学生，向社会呼吁，向反动政府请愿。会上还决定成立由各班班长参加的罢课委员会，这就是运动的领导机构。我担任了游艺股副股长，配合股长钱启东工作。罢课期间，我参加排练和演出了学生自编的活报剧《茶馆小调》，在学院和外校多次演出，号召群众反对独裁统治。

1947年5月16日，全市国立大学学生举行反饥饿、反内战游行，队伍在徐家汇交通大学集合出发，一直游行到外滩公园解散。5月19日，各校学生齐集北火车站，欢送“上海学生代表晋京请愿团”赴京请愿，我院代表有王道佩、汪无绩（即汪无级）、钱文治。药科请愿代表已在南京。欢送后举行游行，高喊：“内战不停，饥饿不止”等口号，沿途演讲“没有和平，就没有教育。”5月20日京苏沪杭学生联合请愿团在南京遭到血腥镇压，19人重伤，90人轻伤，20多人被捕。“五·二〇”惨案激起了上海学生更大的愤慨，响亮地提出了反迫害的口号。5月23日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我院学生多批上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5月30日，在王道佩家召开支委会，组织上通知说已从敌人内部掌握了黑名单，名单中上医有9个人：朱镇亚、吴经、尤大梁、黄栋、俞暄、钱启东、顾定、金经得、陶乃熙。上级领导王光华说：要通知大家白天仍和群众一起，晚上注意隐蔽，但也不要惊慌，万一被捕要坚持斗争，决不能自首变节。我当天仍回学校，在工字楼宿舍住宿。

1947年5月31日凌晨3时许，军警包围了学校。军警用枪托猛敲我们的房门。我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走到窗口探头往窗外一看，只见军警已密密麻麻把工字楼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时再一阵枪托敲门，发出清脆的枪声。后来知道，步枪走火打伤了对门宿舍同学凌诒淳的右大趾。当时我心想，这肯定是来抓我了。于是到门口开了灯，打开了弹簧门锁。四五个军警一拥而进，问：“谁是陶乃熙？”我说：“我是。”他们拿出黑名单和照片一对没错，就说：“跟我们走！”我穿上衣服，给同学们说：“我走了。”同学们目送我走出了宿舍。军警押着我上了停在校门口的大型警车“飞行堡垒”。同时被捕的还有黄栋、顾定、钱启东和金经得。俞暄是在家里被捕的。全市大学共有57名同学被捕。

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被捕学生家长联合会，发动家长到市政府多次请愿交涉，召开记者招待会，向社会各界呼吁，抗议当局非法逮捕学生。6月6日深夜，57名学生被集中转移到曹氏墓园，举办所谓“上海市青年训导班”，由宣铁吾、吴国桢、张国焘、叶青等反动人士来讲课“感化”，还要看学生“日记”和个别谈话。被捕同学团结一致，通过提问题、“日记”谈感想、个别谈话等机会，抵制欺骗、威胁、分化等“管教”。接着被捕家长联合起来正式呈状上海法院，要求公开审理，并将状纸在报上公布，揭露反动派反民主的嘴脸。在狱内外斗争的压力下，7月10日开始释放被关押的学生。我与金经得于11日被保释出狱。

出狱后，和王道佩谈了一次话，我汇报了被捕后坚持斗争没有自首变节的情况，表示出来以后要继续充实自己，按照党的指示，团结同学，做好工作。经过四个月的考察，党组织告诉我说，经过考察决定恢复我的组织生活，并决定让我以亲身被捕遭到迫害的经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的罪行。在11月11日召开的有80多名学生参加的追悼会上，我控诉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事后党组织告诉我，让我不要到校了，组织上认为我已暴露，准备转移到解放区。我和王道佩、邵子炎、陶守愚、刘守文、周淑华、何应江7人，先到北平，再经天津，11月17日通过封锁线，到达晋冀鲁豫解放区，同批来到的共有各大学同学20人。经过月余学习，我和邵子炎、陶守愚于1947年12月分配到晋冀鲁豫军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总院工作。

离开学校到山西后，我历任实习医师、医师，卫生学校教师、教导主任、副校长，医专副校长、校长，医院院长，大同市卫生局局长，山西省卫生厅科教处处长，山西职工医学院院长、教授。兼任中华医学会医学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山西医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主任。1993年离休。离休后仍任山西职工医学院名誉院长、山西卫生厅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并研究性科学，兼任中国性学会两届常务理事、性教育专业委员会两届副主任，《中国性科学》杂志编委，以及山西省性学会理事长。

回顾我的历史，是解放战争时期上海医学院学生运动的斗争实践启发了我、教育了我、锤炼了我，上海医学院红红火火的学生运动使我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山西艰苦工作60年，无悔，无愧。我要以余生继续不懈奉献，永远做一个无愧于母校的上医人。

作者陶乃熙，现名朱坚，教授。1945年考入上海医学院医疗系，1947年11月离开上海。曾任山西职工医学院院长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