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勇气概念

三种勇气概念

美国学者丹尼尔·普特曼(Daniel Putman)把勇气分成三种类型:　生理勇气(physical courage) 、道义勇气(moral courage)和心理勇气(psychological courage)(Putman，2004/2009) 。生理勇气是指个体克服对死亡或生理痛楚的恐惧的勇气。例如，战争中士兵直面死亡和伤痛勇敢奋战;消防员不怕牺牲解救被火围困的群众;普通人面对洪水、歹徒侵犯等危险时勇敢保护家人。道义勇气是指个体为了保守道德正义，敢于克服被他人孤立和拒绝的恐惧，做符合道义原则的事。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道义勇气的情境比需要生理勇气的情景更多。站出来为因遭受诽谤而名誉扫地的人说话，指出工作团队中出现的不公正现象，为了公平和公正而牺牲自己的利益，这些都需要道义勇气。生理勇气与道义勇气往往相互交织。举例来说，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在直面死亡威胁的同时也展现出了道义勇气。

心理勇气是克服内心对心理稳定感、控制感丧失的恐惧的能力。例如，一个来到其他文化环境中生活的移民克服文化陌生感带来的不安，勇于和当地人交往，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一位经历职位调动或升迁的管理者，克服对新职位要求的不确定感，逐渐适应了新工作的要求;强迫性人格障碍者发现自己的性格弱点，敢于承认自己的弱点，并在现实生活中逐渐改变自己的行为态度。这些例子的共同特点是，心理勇气促使人们敢于走出自己习惯的心理模式以适应变化。心理勇气也往往与生理勇气和道义勇气交织在一起。例如，改革者在克服自己对心理稳定性的需求、革故鼎新的同时，也可能要克服来自他人的孤立和拒绝，在某些情况下，甚至需要克服来自保守势力的生理伤害和死亡威胁。

尽管在现实生活中，三种勇气是交织聚合的，但对三者的区分仍然是有意义的。他们在感受体验上有相似性(都是勇气体验) ，但也有显著的差异。笔者认为，Putman区分的三种勇气类型，与自体的不同构成成分有关。与生理勇气直接对应的是生理自体，或者说“身体自体” (physical self) 。自体的这个成分是个体最直接的体验，是“我”区分自己和外在物质世界的依据，对这个自体的威胁，也就是对个体生命的威胁。与道义勇气对应的是人际自体(relational self) 。这部分自体由个体在他者的注视中产生，换言之，当个体意识到自己暴露在他者的目光之下，并且受此推动，致力于构建一个令人满意的个人形象时，这个自体就逐渐产生并保持下来。道义勇气意味着，个体为了道德正义，不怕让这个辛苦建构起来的人际自体受到伤害甚至遭到毁灭。

而与心理勇气对应的自体是在“我”(I)的注视中产生的。这部分自体，是由习惯和态度组成，构成了“心理的实体” 。当这部分自体受到威胁，个体感到不确定、不可靠、没有根基。

Putman主张在心理治疗中培养来访者的勇气，这是个很有价值的看法。新精神分析理论提倡的、作为心理健康的动力的“自我力量” (ego strength，Hutman，1958)与心理勇气有关。勇气可以看成自我力量的一个重要成分。另外，行为疗法中的决断训练、满灌疗法、系统脱敏等，如果没有心理勇气的参与，也不可能真正产生治疗效果。

笔者也赞同Putman (2004/2009)的另一个看法，即，物质成瘾、焦虑症、人际关系不良等心理问题，都与心理勇气的匮乏有关。以强迫性人格障碍的心理咨询为例，笔者发现，此类个体中通常存在着强烈的不安全感。过度追求完美、计划性，过度谨慎、过分仔细、过度积攒等症状正是对不安全感的缓解和补偿。这些强迫行为业已成为习惯和固定的态度。对于强迫性人格者来说，让自己放松下来，适当放弃计划、谨慎、仔细和积累的念头，必然唤起显著的不安。没有心理勇气的介入，个体就不会改变——改变所唤起的不安全感是强大的，让个体感到很不舒服，而且被唤起的不安全感又会在意识层面上催发出夸大了的危险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