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龙子》《尹文子》《邓析子》的忠奸之辨思想研究

中华书局曾经出版过黄克剑译注的《公孙龙子》（外三种）一书^[11]，此书将《公孙龙子》《惠施“历物之意”》《尹文子》《邓析子》合为一册，为人们阅读提供了方便。此书当中也可以发现为数不多的忠奸之辨思想表述，现摘录语例如下，以供观览：

公孙龙子引“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君则忠，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处乡则顺。有此四行，可谓士乎？’”（《公孙龙子·迹府》）^[12]

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尹文子·大道下》）

治主之兴，必有所先诛。先诛者，非谓盗，非谓奸。（《尹文子·大道下》）

魏先生曰：“……古者君子使臣，求不私爱于己，求（不）显忠于己，而居官者必能，临陈（阵）者必勇……”（《尹文子·大道下》）

“忠生于不忠，义生于不义。”“意无贤，虑无忠，行无道。”（《邓析子·无厚篇》）

忠（有人将“忠”写成“患”，这里以“忠”为准，以后不再提示）怠于宦成，病加于少瘳，祸生于懈慢，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终如始也。（《邓析子·转辞篇》）

《公孙龙子》根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有十四篇之多，后来逐渐散佚，现在可以见到的仅仅有六篇。这六篇应该是保留了公孙龙子作为名家代表核心思想的篇目，所以可以作为研究其忠奸之辨思想的底本。《公孙龙子》当中的忠奸之辨思想可见不多，可以确认《迹府》篇当中有一则记载。《迹府》为“事迹汇聚”之意，当是对公孙龙子坚持“白马非马”观点时与他人发生的论辩事迹记载（《迹府》篇非公孙龙子亲自撰写的问题这里不去特别提出）。在这些论辩事迹记载的行文过程当中，客观地记载了公孙龙子的忠奸之辨思想。具体可以见到的是，公孙龙子在回应孔穿自己不可放弃“白马非马之学”的时候，引用尹文子的话所道出的忠德观。尹文子的原话是与齐王的对话形式表现的：“齐王（齐湣王）谓尹文曰：‘寡人甚好士，以齐国无士，何也？’尹文曰：‘愿闻大王之所谓士者。’齐王无以应。尹文曰：‘今有人于此，事君则忠，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处乡则顺。有此四行，可谓士乎？’齐王曰：‘善！此真吾所谓士也。’”这一段对话当中表现忠奸之辨思想的话是“事君则忠”，这里并不是从这句话当中发现了多么深奥的忠德观见解，而是看到将“事君则忠，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处乡则顺”并列在一起，给出了“四行”的表述，而且将此“四行”视为“士”人的道德标准。在“四行”的内涵里面，“事君则忠”的忠德无疑居于主导地位，这表明公孙龙子的忠德观里面至少包含着两层意思，即一是忠德的施行对象是君主，二是作为士人在侍奉君主的时候，应该葆有忠德操守。公孙龙子的如上忠德观与儒家的忠德观基本一致，具有明显的符合主流表述倾向特征。

《尹文子》在《汉书·艺文志》当中仅仅标录尹文著述一篇，现在依据的《尹文子》有《大道上》《大道下》加上《逸文》，该是三篇（关于《尹文子》的真伪问题这里不辨）。在《大道下》篇当中，可以视为表述忠奸之辨思想的论断有二处，具体语例已见上述，这里对其中所包含的意蕴加以论述。

“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出自于《大道下》谈论“治世之术”的语境当中，其论“治世之术”共有八种，具体表述如下：“仁、义、礼、乐、名、法、刑、赏，凡此八者，五帝、三王治世之术也。故仁以导之，义以宜之，礼以行之，乐以和之，名以正之，法以齐之，刑以威之，赏以劝之。故仁者所以博施于物，亦所以生偏私；义者所以立节行，亦所以成华伪；礼者所以行恭谨，亦所以生懒惰；乐者所以和情志，亦所以生淫放；名者所以正尊卑，亦所以生矜篡；法者所以齐众异，亦所以乖名分；刑者所以威不服，亦所以生陵暴；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凡此八术，无隐于人而常存于世。非自显于尧、汤之时，非自逃于桀、纣之朝。用得其道则天下治，失其道则天下乱。过此而往，虽弥纶天地，笼络万品，治道之外，非群生所餐挹，圣人错而不言也。”上述“治世八术”的八个具体字眼里面虽然没有出现过“忠”字，但在具体演绎“八术”的内容里面，却将忠德的内容给予了突出的重视，而且“八术”内部形成了不可割裂的紧密关系，这就是之所以要把“八术”的叙述文字全部录下来的目的所在。尹文子在论述“治世之术”的时候，表现出了鲜明的辩证法思想，即对任何一“术”的利弊有着明确的判断。尹文子的精明之处是，力主“用得其道”，而不是因噎废食。这种完全走出肯定一切与否定一切思想牢笼的判断事物态度，在中国古代思想领域实属难能可贵，值得引起高度重视。同样的道理是，尹文子在表述“赏者所以劝忠能，亦所以生鄙争”当中所包含的忠德观，也具有值得引起重视的方面。在尹文子如上忠德观里面，包含着如下重要信息：第一，忠德可以通过奖赏得以激发出来，这等于告诉人们，忠德的存在可以区分为内心里面的潜伏期与外在行为的表现期，外在行为表现期的忠德就是见之于行动的忠德，是可以被人们看到的美德表现，拥有忠德的人，不论是有机会得到奖赏手段的激励，内心当中所潜伏的忠德意识转化为外在的忠德行动，还是没有机会得到过奖赏手段的激励，都可以得到君子的称号。这为忠臣无时不在的事实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为君主主动求得人才提供了参考。第二，“忠能”是忠贞与贤能的简缩，尹文子在这里将两个褒义词紧紧地合在一起表述，是否包含着忠德是与贤能之德天然地结合在一起美德称呼的意蕴？从治理国家需要德才皆备这样的人才方可完成目标的艰巨性来看，尹文子不可在拥有全面辩证法眼光的同时，单独在忠德观的表述上表现出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尹文子的这个忠德观堵死了将忠德拉向愚忠一途以及忠德与贤能之德对立起来的漏洞，其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第三，奖赏忠德容易引出以不正当手段博取忠德美名弊端的忠德观。这种忠德观客观地揭示出了人性当中存在着主动追求美名本能的实质，同时在主观上揭示出了人性当中存在着以不正当手段追求忠德美名本能的实质，这就是尹文子所说的“鄙争”。按照忠奸之辨思想表述的“忠”与“奸”的明显区别标准，采取“鄙争”手段以博取忠德美名的道德就是奸德。这说明忠德与奸德是一对与生俱来、伴随始终的两种道德表现，二者在特定条件下出现的转化不是显而易见的，需要以“得其道”的高度注意加以防范。尹文子在这里虽然没有出现“忠”“奸”零距离对称表述，但所包含忠德与奸德并存的道理是容易让人们体会得到的。

“先诛者，非谓盗，非谓奸”的奸德观出现在如下完整的段落里面：“治主之兴，必有所先诛。先诛者，非谓盗，非谓奸。此二恶者，一时之大害，非乱政之本也。乱政之本，下侵上之权，臣用君之术，心不畏时之禁，行不轨时之法，此大乱之道也。”尹文子没有将犯奸德之徒列入治国之时首先要诛除的对象，这在先秦忠奸之辨思想领域属于比较独特的表述。尹文子在论述自己的这种奸德观的时候，将奸德与明火执仗的篡权行为——“乱政之本”区别开来。这是否意味着尹文子具有明显的正确区分不同性质矛盾的自觉意识？“下侵上之权，臣用君之术，心不畏时之禁，行不轨时之法，此大乱之道也”，直接推翻君主的统治地位，给社会带来动乱，站在“治主”的角度上判断矛盾的性质，有篡夺君主权位行为的大臣，无疑是处于敌我矛盾位置的另一方。而“非乱政之本”的小偷小摸盗贼与奸德拥有者，虽然对社会能够构成“一时之大害”，但不会直接危及到君主的统治地位与社会安定，无疑是处于人民内部矛盾的此一方。尹文子在严格区分“非乱政之本”与“乱政之本”不同性质的同时，将属于道德范畴的问题与颠覆国家政权的犯罪行为加以严格区分，从而形成了独特的奸德观，并用“先诛者，非谓盗，非谓奸”的话语表达出来，除了具有出语惊人的高明之外，也表现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高超能力，值得加以赞扬。与上述相邻之处还记载了孔子论述诛少正卯理由的事迹，其大致情节与《孔子家语》《荀子·宥坐》基本相同，其中也涉及到忠奸之辨思想，因为前有论述，所以这里不去重复。

现存《邓析子》一书由两篇构成，“其旨同于申、韩”，“主于势，统于尊，事核以实，于法家为近”（《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至于今本《邓析子》是否为委托之作的问题，这里不去探讨，只去发现其中包含的忠奸之辨思想就足矣。《邓析子》一书当中的忠奸之辨思想表述见于《无厚篇》与《转辞篇》，具体表述的话是“忠生于不忠，义生于不义”“意无贤，虑无忠，行无道”“忠怠于宦成，病加于少瘳，祸生于懈慢，孝衰于妻子”。如上三组句子各自表述了不同的忠奸之辨思想内涵，需要逐一论述。

“忠生于不忠，义生于不义”将两句话合在一起，表现出了邓析子忠德与义德合一，而以忠德为核心的忠德观（彼时的“忠义”并非一个词，而是并列词组），这远远早于《吕氏春秋》的相同话题表述（《吕氏春秋》当中的“忠”“义”话题可参看前述，这里不重提）。而且在表述如此忠德观的时候，将忠德的界定，以“不忠”作为参照系（“忠生于不忠”的意思是：“忠相对于不忠而显现”^[13]），故“忠生于不忠”所表述的忠德观，实际上是忠德界定观。“不忠”就是“奸”，因此邓析子的忠德界定观里面所包含的意蕴，其实质是要告诉人们，忠德的界定要从“忠”“奸”之辨的对照当中加以确定，这在先秦忠奸之辨思想领域确实为少有之见。这个忠德界定论，给出忠德一个相对标准，但又没有“两可”的滑头主义嫌疑（这里没有否定“两可”论的意思，“两可”的思想渊源这里不论），也不能因此视其为相对主义。正确的判断应该是，邓析子的这种忠德界定论，当为走出绝对化，剔除了玄虚以及难以捉摸因素的理论，从而使忠德的实践成了可以追求的目标。

随着上述而来的是“意无贤，虑无忠，行无道”的忠德论。在这个完整的句子当中，忠德论之占有了三分之一的空间，但他们之间是互相成为一体的话语表述，所以需要放在一起加以论述。“意”“虑”属于精神意识，是无法直接看得见的内心潜流，“行”属于肢体行动范畴，是可以直接看得见的外在表现。明白这个描述的逻辑表现之后，整个句子的意思就清晰了：“有贪欲（‘意’）就不会表现出贤明的美德，有私心杂念（‘虑’）就不会表现出忠诚的美德，（有前面两种内心在其支配作用）人的行动就会表现出不符合大道的丑恶行为。”如上字面意思诠释完了以后，再来看其中所包含的忠德意蕴。第一，私心是忠德的天然对立面。这是“虑无忠”直接表述的忠德观，与主流话语给忠德赋予“公心”内在规定性的表述没有区别，裹挟着私心侍奉君主或与人相处，其道德只能界定为奸德，这也就述说，去私心是养成忠德的根本。故“虑无忠”是忠德界定论，其界定的切入点在于对内心世界的观察。第二，意识决定行动的忠德观。“行”即行动的意思，没有必要附加上过度的解释（如有人将此诠释为“行有心为之的人之所行”），是直接在“意”“虑”的内心意识驱动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外在行为。在这个忠德观里面，邓析子所要表达的意思是，有忠德的内心世界，就会有符合忠德要求的外在行为。这里自然就会推论出这样的结论：“无外者德也”（此语出现在同一个段落里面的话），即德是不受外在力量所能左右的内在性情，忠德同样是不受外在力量所能左右的内在性情。这种忠德观对于坚定人们的忠臣追求，具有明显的启示意义。

“忠怠于宦成，病加于少瘳，祸生于懈慢，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终如始也”是出自于《转辞篇》当中的忠德论，是对忠德在一个人的身上具有丧失危险的预见，因此可以称其为忠德丧失论。忠德丧失论可以顾名思义，这在先秦忠奸之辨思想领域第一次提出，实属难能可贵。作为忠德丧失论的综合话语“忠怠于宦成”，其独自存在的语言形式以及前后相互联系的语言表述当中至少有三层意思需要论述清楚。第一，在一个人身上所拥有的忠德不可能是永久的存在，因为人的意志力本身具有松懈的特征，忠德的丧失也就成了可以想见的客观事实。第二，忠德的丧失时间可以预测，那就是在“宦成”之时。邓析子在这里并没有发孤证之论，而是与普遍事物内部蕴涵的规律放在一起给予说出，那就是“忠怠于宦成，病加于少瘳，祸生于懈慢，孝衰于妻子”的精妙表述，这说明忠德丧失论是具有充分哲学基础的判断。第三，忠德的丧失既然可以预测，那么就可以防范，故“忠怠于宦成，病加于少瘳，祸生于懈慢，孝衰于妻子。察此四者，慎终如始也”合在一起所表述的忠德论，可以称为忠德丧失防范论。“防范论”的表述是“慎终如始也”，“慎终”（谨慎地坚持到最后）就不会丧失，“如始”（一直像开始那样）也不会丧失。这个忠德丧失防范论的积极意义是，对于大功告成者滋生傲慢情绪，具有明显的警告作用。这样的忠德丧失防范论是对普遍事物运行规律的抽象，而不是空洞的平庸说教，其独此一家的内容特征应该引起注意。

【注释】

[1]周尸佼撰，清王继培辑，黄曙辉点校：《尸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整理弁言”。

[2]周尸佼撰，清王继培辑，黄曙辉点校：《尸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页。以下资料均使用同一版本，下文不再提示。

[3]周慎到撰，王斯睿校正，黄曙辉点校：《慎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整理弁言”。

[4]周慎到撰，王斯睿校正，黄曙辉点校：《慎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页。以下材料均使用同一版本，下文不再提示。

[5]许富宏译注：《鬼谷子》，中华书局，2012年，前言第1页。

[6]陈蒲清著：《鬼谷子详解》，岳麓书社，2006年，序言第1页。

[7]许富宏译注：《鬼谷子》，中华书局，2012年，第43页。以下材料均使用同一版本，下文不再提示。

[8]许富宏译注：《鬼谷子》，中华书局，2012年，第33页。

[9]许富宏译注：《鬼谷子》，中华书局，2012年，第66页。

[10]说明：因为版本不同，存在着个别字词不同的现象，下文不再提示。

[11]黄克剑译注：《公孙龙子》（外三种），中华书局，2012年。

[12]黄克剑译注：《公孙龙子》（外三种），中华书局，2012年，第34页。以下材料均采自同一版本，以后不再提示。

[13]黄克剑译注：《公孙龙子》（外三种），中华书局，2012年，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