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悉同中国”

历史上朝鲜半岛国家借鉴和受容中国历代典章制度，有关文献和著述常以“一遵华制”、“悉同中国”等表述作定型化阐释。崔溥《漂海录》言及两国历史文化关系也作这样表述：“衣冠礼乐则一遵华制。”^[1]所谓“一遵”、“悉同”，不过是概而论之，或是趋奉迎合之言，实则不然。名目虽然类似，但其内容细节多参酌本国实情与本土需要。

以科举制度为例，《三国史记》称“三国以前，未有科举之法”。新罗朝于788年（元圣四年）实行“读书三品出身制度”，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举制度。高丽朝太祖始立学校，但也未行科举取士。至光宗接受中国后周人双冀建言，于958年（光宗九年）开始第一次科举考试，此后一直实行不辍。高丽朝吸纳中国科举制度，不是原封照搬，而是参酌本国实情，为了维护高丽贵族利益，在入试资格上不像唐宋向平民敞开大门。高丽中央官学尤其国子学（1308年改名成均馆）、太学、四门学，在招生资格方面有严格的家庭官品限制，品官子孙方可入学。只有律学、算学、书学、东西学堂等某种学校的入学资格可降至庶民层。中国唐朝即使四门学也有招“八百人以庶人之俊异者为之”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 class="calibre9">^[2]的规定。

朝鲜朝初期，世宗即位元年即与朝臣论辩中国之法。据《世宗庄宪大王实录》载：

己亥元年（1419）春正月丙辰，御便殿视事，参赞金渐进曰：“殿下为政，当一遵今上皇帝法度。”礼曹判书许稠进曰：“中国之法有可法者，亦有不可法者。”渐曰：“臣见皇帝亲引罪囚，详加审核。愿殿下效之。”稠曰：“不然，设官分职，各有攸司。若人主亲决罪囚，无问大小，则焉用法司？”渐曰：“臣见皇帝威断莫测，有六部长官奏事失错，即命锦衣卫官脱帽曳出。”稠曰：“体貌大臣，包容小过，乃人主之洪量。今以一言之失，诛戮大臣，略不假借，甚为不可。”渐曰：“时王之制不可不从。皇帝崇信释教，故中国臣庶无不诵读名称歌曲者，其间岂无儒士不好异端者？但仰体帝意，不得不然。”稠曰：“崇信释教，非帝王盛德。臣窃不取。”上是稠而非渐。

这是一场关于如何借鉴吸纳中国典制的论辩。对中国之制，是一一遵行，还是有可法者亦有不可法者，世宗选择了后者。时任礼曹判书许稠屡屡进言：“中国之礼，安可尽从。”^[3]“中国之礼不合于古者多矣。”^[4]“臣观上国之事，不可则效者多矣。”^[5]

崔溥过山东鲁桥驿，见到“太监姓刘者，封王赴京。其旌旗、甲胄、钟鼓、管弦之盛，雷荡江河……刘以弹丸乱射舟人，其狅悖如此！”护送官员傅荣问崔溥：“朝鲜亦有此太监？”崔溥曰：“我国内官只任宫中洒扫、传节之役，不任以官事。”^[6]同是宦官，职司却大不同。

崔溥途经开河驿，护送官员进庙宇焚香祭神，也令崔溥拜祭。崔不祭，辩解道：“祭山川，诸侯事。为士庶人者特祭祖考耳。少踰其分非礼也。非礼之祭，人为谄神不享，故我在本国不敢拜山川之神，况可拜异国之祠乎？”四方习俗各随土性，似难尽同。崔溥话音未落，其护送官员即示意：“此人不要拜，亦不可屈其志。”^[7]时人表现出“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第十三之二十三。" class="calibre9">^[8]的境界，不强加于人，对异俗抱以理解和尊重的态度，给人启示，引人回思。

注释

[1]严从简：《殊域周咨录》。《朝鲜篇》，中华书局1993年版。

[2]《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

[3]《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一，癸卯五年七月辛巳。

[4]《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一，乙巳七年十月甲戌。

[5]《世宗庄宪大王实录》一，壬子十四年十一月戊午。

[6]《漂海录》卷二，三月初八日。

[7]《漂海录》卷二，三月初十日。

[8]《论语》子路第十三之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