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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出土墓葬

时间:2022-03-0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从浙江境内发现的春秋、战国考古墓葬的诸多类型和韩国西南部地区发现的诸多墓葬的类型特征基本相一致。经过对比考证中、韩两国同类型的墓葬称呼不同。通过对比,进一步搞清楚中、韩两国墓葬考古遗存类型及发展脉络。通过墓葬类型实物对比印证研究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中、韩两国在古代文化上存在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
考古出土墓葬_韩国研究丛书53:韩国研究(第12辑)

墓葬遗迹从考古学的角度也能相互印证中、韩两国文化发展关系。从浙江境内发现的春秋、战国考古墓葬的诸多类型和韩国西南部地区发现的诸多墓葬的类型特征基本相一致。经过对比考证中、韩两国同类型的墓葬称呼不同。中国称为“石棚墓葬”韩国称为“支石墓葬”或“巨石墓”; 中国称为“石室墓葬”韩国称为“石椁墓葬”或“石棺墓”;中国称为“竖穴土坑墓葬”韩国称为“土圹墓葬”。通过对比,进一步搞清楚中、韩两国墓葬考古遗存类型及发展脉络。通过墓葬类型实物对比印证研究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中、韩两国在古代文化上存在的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

从浙江境内的墓葬考古资料看,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主要有三种类型的区分:一、石棚墓葬,二、石室墓葬,三、竖穴土坑墓葬。

将以上三种墓葬类型资料介绍如下:

石棚墓葬:石棚墓葬采用从附近或岱石山自身山体上开采下来的石材,经过简单加工成长石和长方石在地面上垒砌成三壁,其墓顶上覆架一整块巨大的盖石。形成一座突出于地面而具有一定空间的长方形棚状墓葬。石棚墓壁均由块长石组成,这些石块排列紧密,棚壁上端齐平,每块壁石均支撑住盖石共同承受巨大盖石的压力。由于石材未经深入再加工,立石间难以避免的缝隙则以小石块填塞。壁石大多采自板块结构岩基,往往具有一定的形状和比较平整的石面。也有个别石棚并非采用板状石材,而用体积厚大,不规则的大块石垒筑墓壁,其上再加盖石。[1]

浙江境内的石棚墓葬主要分布在浙江南部,温州地区的瑞安棋盘山东门岗和岱石山及棋盘山和杨梅山、平阳县的荆溪山、苍南桐桥村;台州地区三门县的满山岛等6个地区。

温州瑞安岱石山石棚墓葬(图3)。它们除了盖石多已无存外,棚体壁石基本保存完整。石棚平面大多呈长方形,少量接近正方形,规模不一,大小有异。大者室内空间长达300厘米、宽270厘米、高115厘米,小者室内空间长200厘米、宽150厘米、高80厘米左右。一般平面大小与空间高低成正比,即平面大的空间相应显高,平面小的空间相应较低。盖石由于多无保存,其大小无法确知,M24保存下来的唯一一块盖石也敲砸破坏而失去其大小原貌,但依据石棚的平面大小,已可推知大型石棚的盖石可长达400厘米,宽300厘米以上。

图3 瑞安“岱石山”石棚墓葬分布图

M19位于接近山顶的山脊南侧,方向0°。发掘前,地面呈土石堆状,有几块残断的壁石露出于土石堆。清理结果盖石无存,所见两面壁石除上部破坏残断外,下部保存尚可。室内平面呈长方形,西、北两面用长条石排立成棚壁,朝下坡的南面未见石壁,应是门道。由于山坡走势,两壁立石均向下坡倾斜。石棚两壁起立于略有坡势的山地上,地面高低不平,立石外侧的护土厚达50厘米,并有块石支撑。石棚内也用厚30~40厘米的泥土填平,其上铺有一层卵石。

出土遗物16件,全置于卵石面上,主要分布于石棚西半部。遗物中有原始瓷盂4件,碟2件,硬陶豆2件,罐2件,盂1件,另有卵石4颗的小扁石1块。遗物大部分平置,也有倒置和互叠现象,其中15、16号两件器物被倒向室内的上坡面东壁立石直接压住[2]。(图4、图5)

图4 瑞安“岱石山” M19石棚墓葬平、剖面图

图5 瑞安“岱石山” M19石棚墓葬出土器物图
1.原始瓷碟(M19∶1) 2.原始瓷盂(M19∶2) 3.硬陶盂(M19∶5) 4.硬陶豆(M19∶6) 5.原始瓷盂(M19∶9) 6.原始瓷盂(M19∶9) 7.硬陶豆(M19∶16) 8.硬陶罐(M19∶7) 9.硬陶罐(M19∶7) 10.原始瓷盂(M19∶8)

M21位于山顶高处,地势平缓,由于开荒平整土地,发掘前石棚处已成为了高出两侧地面的土石埂,表面可观察到几块已倾斜的立石顶尖。石棚破坏较甚,仅残留西、北两壁的一部分。棚壁也采用挖基槽和内外填土筑护土相结合的方法,由长条和长方石紧密排立构筑而成。而壁均残长180厘米左右,平面形状不清。

室内发现上下叠压的两层器物。下层器物分布在比较平整的土面上,系3件原始瓷豆,均正放。上层器物共4件,高于下层器物30厘米,两层器物间用泥石填隔。4件器物分布在同一平面,大多置于石块上,内有原始瓷豆2件,碟和盂各1件,其中3、4号器物出土时倒置。将上下两层器物进行比较观察,从形状特征到胎釉面貌都具有比较明显的时代差异,可以确认两层器物当系不同时期的埋葬物,表明该石棚曾经两次以上的使用。[3]

M33位于山脊低段的分水线上,方向227°。是本次发掘规模最大、保存最好、建造最精的一座石棚。发掘前,这里早已夷为耕地,通向山顶的山脊小径从其上经过。

该石棚除盖石无存外,壁石大都仅残去上部而多未倒塌。石棚采用挖掘基槽和内外填筑护土相结合的办法,用较大的板状长方石在经平整的地面上紧密构立出东、南、北三面壁体,朝下坡的西面未立石壁而成为墓门。清理时,上坡面的东壁立石一部分倒入或断入室内。石棚平面接近正方形,室内南北长300厘米、东西宽270厘米,可以推测原先盖石在长400厘米、宽300厘米以上。从已倒入室内的上坡面一块保存原长的壁石量得,石棚内高在116厘米左右。石棚底部在填土面上全部用板状片石铺设,这些片石表面平整,大小形状各异,一般厚6厘米左右,排列比较紧密,稍大的缝隙则以小石填塞,使石棚底部显得光洁平整。这一底面保存完整,只是出现几处凹陷而已。

残留遗物10件,计有原始瓷碗7件,小鼎1件,印纹硬陶罐和瓿各1件。这些遗物主要分布在南部和北部,大部分出于底部铺石面上,也有出于较墓底略高的位置。遗物中有残缺现象,而1号和7号器物出土位置已处在石棚口,表面遗物曾经扰乱。遗物面貌具有较明显的时代差异,因此该石棚也存在多次使用的可能[4](图6、图7)。

图6 瑞安“岱石山” M33石棚墓葬平、剖面图

图7 瑞安“岱石山” M33石棚墓葬出土器物
1.原始瓷碗(M33∶1) 2.原始瓷碗(M33∶2) 3.原始瓷碗(M33∶3) 4.原始瓷碗(M33∶5) 5、6、7.原始瓷碗(M33∶10、M33∶8、M33∶9) 8.原始瓷鼎(M33∶7) 9.印纹硬陶罐(M33∶6) 10.印纹硬陶瓿(M33∶4)

绍兴上虞羊山编号为D3石室墓葬。方向30°。位于羊山主峰最高处,海拔4947厘米,与山脊走向呈“十”字形相交。发掘前,地面已裸露出部分石块,墓室填土松软,土中夹有小石块。墓室形状为狭长方形,石室长740厘米、底宽134厘米、残高22~88厘米。墓壁均用较大的块石叠砌,但墓室两壁现状呈上宽下窄上口略敞的形状,可能是石墙已移位变形所造成。在室内填土中发现的石块大多数体积较小,数量也很少,仅有一块长约100厘米,未见一块可横架于石室两壁之上的顶盖石。石室后壁和封门均用一块整石侧立封堵,皆卡在两侧墙之间。石室的底部均铺设石床,石床北高南低,略有倾斜,墓室前端有不规则小砾石,可能是后来扰乱破坏石床所致。该石室无墓道。随葬遗物均放在石床上,有个别随葬遗物的碎片有相互错位现象,如7号原始瓷盅式碗碎片在6号原始瓷盅式碗碎片中,推测可能是被扰乱所致。随葬遗物分前后两组摆放。前组遗物17件,散置于墓室前段,分布范围较广,质地有夹沙粗陶、印纹硬陶、泥质陶和原始瓷,以原始瓷居多。后组遗物9件,较集中地分布在距后壁较近的位置,质地有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同样以原始瓷居多。从器形和纹饰比较,前后两组遗物无明显的特征差异[5](图8、图9)。

图8 上虞羊山D3石室墓葬平、剖面图

石室墓葬:主要分布在浙江东部。其主要分布范围在绍兴上虞羊山、湖州妙西独山头、德清县独仓山和南王山、安吉三官等地。

德清独仓山编号D10墓葬位于独仓山向东南延伸的山脊的中低段山脊水线上。

图9 上虞羊山D3石室墓葬出土器物
1~3.原始瓷盅式碗(D3∶5、D3∶3、D3∶17) 4、5.印纹硬陶瓿(D3∶15、D3∶2) 6、7.印纹硬陶罐(D3∶10、D3∶11) 8.砺石(D3∶26)

墓葬底部发现石框型墓葬1座,它是经过平整后的山体表面,用很多小石块围成一周,形成范围明确的墓底边框,未见山体向下挖坑的现象。石框平面长方形呈东西走向,山脊走向基本垂直,石框内长460厘米、宽160厘米,边框最高约24厘米,石框石块均为单层,其中北侧边框石块排列整齐、密集,而南侧边框局部无石块,形成明显的缺口,东西两端多用石块更少,但整体平面范围还是明确的,石框底部平面自东向西斜低,据此判断墓葬朝西,方向为255°。

石框的中心部位,用泥土和大量印纹硬陶片铺设出一块长方形墓底床面,平面范围与周围石框相对应,长380厘米、宽110~120厘米,西端略宽,铺垫厚度约10厘米,其中底部泥土厚5厘米,铺垫陶片厚度5厘米。床面平整,陶片分布密集,多层叠压,大多内壁面朝上平铺,印纹陶片的纹饰为折线纹和回字纹及其组合纹饰,与D4、D8、D9这3座石室底部铺垫的陶片一致。墓床的南北侧与石框之间,各有一条未铺垫泥土和陶片,形成两条低于床面10厘米自然的排水沟,沟底即为原山体表面,对墓底形成了很好的排水防潮效果,其中北侧排水沟宽16~22厘米,南侧排水沟宽20~24厘米。至于东西两端,由于石框所用石块较少,墓床面又明显高于周围地面,排水自然不成问题(图10)。

图10 德清独仓山D10M1石室墓葬平、剖面图

在陶片铺垫的墓底床面上,共出土遗物21件,其中有13件直接置于墓床面上,另有8件器物出土时高于床面8~12厘米。它们与床面之间隔有泥土,且这8件器物除2件原始瓷碗为倒放外,其余均为正放,无歪倒或破碎的现象,尤其是D10M1∶5、6、7这3件印纹陶瓿摆放极为端正,D10M1:7、8这2件器物更是直接压于器物的正上方,其间有泥土间隔。种种迹象表明,这些器物是在埋葬时即作如此摆放的。此外,床面中部还发现了零星的炭粒,未发现人骨、葬具等痕迹(图11、图12、图13)。

图11 德清独仓山D10M1石室墓葬出土器物
1.硬陶带盖盂(D10M1∶21) 2、3.原始瓷豆(D10M1∶15、16) 4.印纹硬陶罐(D10M1∶2) 5.印纹硬陶坛(D10M1∶9)

图12 德清独仓山D10M1石室墓葬出土器物
1~3.印纹硬陶罐(D10M1∶5、7、6) 4.硬陶钵

图13 德清独仓山D10M1石室墓出土原始瓷碗
1~5、8.盂(D10M1∶10、20、8、14、17、13) 6、7、9~12.碗(D10M1∶11、18、3、4、12、19)

竖穴土坑墓葬:主要分布在湖州长兴牛鼻子山、便山和石狮山、安吉龙山、德清县独仓山和南王山、余姚老虎山、上虞牛头山和羊山、温岭塘山等地区。

余姚老虎山D1M14。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方向90°。土坑上口较宽敞,不甚规整。土坑打入质地较软的红砂岩层,故坑壁和坑底均显得十分平整。

墓坑规模较大。坑口长620厘米,宽因一侧被M10打破而不详;坑底长464厘米、宽310厘米、坑深达240厘米。坑内填土为夹大量红砂岩块粒的五花土,显系原地回填。填土结构松软,并包含有不少原始瓷和印纹硬陶器的残片,可能是打破原先的土墩墓所致。

随葬遗物十分丰富,共51件。其中既有鼎、瓿、壶和香薰等原始瓷制品的仿铜礼器15件,又有鼎、豆、盒、壶和钫等泥质黑衣陶仿铜礼器28件,另外还有璧、玦和剑首等玉器3件,以及陶纺轮、铜镜和漆器等。出土时,原始瓷器上大多可见朱红色彩绘,泥质黑衣陶上也基本都施有红、白二种卷云状彩绘图案(图14)。

图14 余姚老虎山D1M14(北—南)竖穴土坑墓室全景图及出土器物(从左至右):原始瓷盖鼎(D1M14∶17)、原始瓷盖瓿(D1M14∶10、D1M14∶48)、原始瓷盖鼎(D1M14∶6、D1M14∶5)

韩国古代考古遗存发现了大量墓葬遗存。其主要的墓葬形制有以下三种:一、支石墓葬(也称巨石墓葬);二、石椁墓葬(石棺墓葬);三、土圹墓葬等墓葬类型。

将以上三种墓葬类型资料介绍如下:

支石墓葬或巨石墓葬(图15)。早在1911年,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先生就在朝鲜半岛各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并且将他调查所得出的结果发表在《朝鲜古迹调查报告》一书之中。到了上世纪80年代,根据新的调查结果,除了咸镜北道之外,支石墓葬遍布于朝鲜半岛各地。据统计,仅在全罗南道就分布有11102座[6]

图15 韩国全罗南道和顺支石墓葬(巨石墓葬)遗址剖面图起源——朝鲜半岛南部支石墓释光年龄证据(1)》,《地球化学》第40卷,第4期,2011年7月。" class="calibre9">[7]

关于朝鲜半岛上的支石墓葬问题。该地的支石墓葬,是由几块石板支撑着另外一块较大而且呈平板形的天井石,远远望去犹如石桌。

石椁墓葬或石棺墓葬:从考古获得的资料看,天安、龙井里遗址发现有统一新罗时代的石椁墓葬和土圹墓葬;牙山、龙禾洞遗址分布有统一新罗时代和时代不详的石椁墓葬数座。保宁、蚁坪里古坟群分布有青铜时代的石棺墓葬、百济时代的横穴式石室坟数座。

图16 统一新罗时代2号石椁墓葬(石棺墓葬)平、剖面图
1.碗足型器 2.乳钉足状“U”型砚台

石椁墓或石棺墓:(1)天安、龙井里遗迹已发现的墓葬有统一新罗时代墓葬3座。以一座保存完整石椁墓葬为例子,墓葬长约240厘米,宽约146厘米。墓壁用较大的块石叠砌,墓室两壁基本呈平直状。石块可能有移位造成了轻微的倾斜,石室后壁与封门均用一块整石侧立封堵,皆卡在两侧墙之间。石室的底部铺有不规则的小砾石[8]。(2)牙山、龙禾洞遗迹已发现的墓葬有统一新罗时代墓葬2座。墓葬分别长约233厘米、宽约132厘米,长约304厘米、宽约183厘米。墓壁两侧用较大的块石叠砌,长度不等。后壁或封门一侧也用块石叠砌。墓室两壁基本呈平直状,可能石块有移位造成了轻微的倾斜。石室的底部铺有不规则的小砾石和铺设砾石两种,陪葬品放置在石椁内。出土遗物质地有石质、青铜、陶瓷。青铜有环状器、锥形器等。石质有乳钉足状 “U”型砚台器等。陶瓷有青瓷碗型足等[9](图16)。(3)礼山、大东里已发现的主要是百济时代的墓葬4座。墓葬分别长约355厘米、宽约151厘米,长约364厘米、宽约196厘米,长约312厘米、宽约173厘米。墓室四壁均用块石垒砌,墓底有不规则砾石铺设,墓顶有大石封盖和无大石封盖两种。出土遗物的质地主要有青铜和陶瓷两种。青铜有锥形器等,陶瓷有泥质三足砚形器等[10]。(4)保宁、蚁坪里古墓葬已发现的墓葬有青铜器时代墓葬1座、百济时代墓葬10座。青铜器时代墓葬长约140厘米、宽约65厘米。墓壁四周用块石垒砌,石室后壁和封门均用一块整石侧立封堵,皆卡在两侧墙之间。由于年代久远,石块之间略有侧移。墓室底部无砾石铺设,墓顶盖有大石块。石室内并无遗物出土。百济时代7号墓葬,方向12°,长约400厘米、宽约170厘米,墓室四壁均有块石垒砌,墓室底部均用不规则砾石铺设。墓葬出土遗物质地有青铜、铁质、陶瓷等。青铜有细环耳饰、钉状器等;铁质有铁刀子等;陶瓷有罐和坛等,纹饰有细绳纹、弦纹和水波纹等[11](图17)。

图17 百济时代7号土圹墓葬平、剖面图及出土器物

土圹墓葬:从考古获得的资料看,天安、龙井里遗址发现有统一新罗时代土圹墓葬。

土圹墓葬:(1)天安、龙井里遗迹已发现的有朝鲜时代墓葬42座。有遗物出土的墓葬10座,分别为:一号墓葬长约215厘米、宽约72厘米,三号墓葬长约179厘米、宽约55厘米,八号墓葬长约212厘米、宽约62厘米,九号墓葬长约99厘米、宽约31厘米,十号墓葬长约210厘米、宽约71厘米,十二号墓葬长约205厘米、宽约61厘米,十三号墓葬长约229厘米、宽约67厘米,十七号墓葬长约146厘米、宽约55厘米,二十八号墓葬长约217厘米、宽约62厘米,三十五号墓葬长约201厘米、宽约74厘米。以上墓葬均是平地向下挖墓坑,墓壁四周及墓底均较为平整。墓葬中出土的遗物质地有青铜和陶瓷等。青铜有锥形器、青铜勺等;陶瓷有碗、盘等陶瓷器皿[12]。(2)保宁、蚁坪里古墓葬已发现的有朝鲜时代墓葬3座。朝鲜时代3号墓葬长约230厘米、宽约168厘米。墓葬墓室皆平地向下挖坑,墓壁及墓底均较为平整。其中一座墓葬设有3处壁龛,壁龛中均有陶瓷器遗物出土。以上墓葬出土遗物的质地主要有青铜、铁质和陶瓷三种。青铜有环状器、锥形器、筷子状器等;铁质有铁质剪刀等,陶瓷有梅瓶状器、盖碗、碟等,陶瓷原料中含有大量的杂质,表面均使用有化妆土[13](图18)。

图18 朝鲜时代3号土圹墓葬平、剖面图及出土器物
1、5、6.粉青沙器瓶 2、3、4.粉青沙器盒

注释

[1]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瑞安岱石山“石棚”和大石盖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瑞安岱石山“石棚”和大石盖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

[3]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瑞安岱石山“石棚”和大石盖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

[4]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瑞安岱石山“石棚”和大石盖墓发掘报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长征出版社1997年版。

[5]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上虞羊山古墓群发掘》,《沪杭甬高速公路考古报告》2002年版。

[6][韩]金贞姬著,见八幡一郎、田村晃一编:《韩半岛における支石墓研究の最近动向とその成果》,《アジアの巨石文化——トルメン支石墓》,六兴出版1990年版。

[7]《东北亚巨石文化起源——朝鲜半岛南部支石墓释光年龄证据(1)》,《地球化学》第40卷,第4期,2011年7月。

[8]《天安 龙井里 遗迹》,(财)忠清文化财研究院,文化遗迹。调查报告,第88辑,2008年。

[9]《牙山 龙禾洞 □□□□ 遗迹》,(财)忠清文化财研究院,文化遗迹 调查报告,第89辑,2009年。

[10]《牙山 龙头里 □□ 遗迹 附录 礼山 大东里 □□ 古坟群》,(财)忠清文化财研究院,文化遗迹 调查报告,第90辑,2009年。

[11]《保宁 蚁坪里 □□□□ 古坟群 附录 保宁 东垈里 □□ 遗迹》,(财)忠清文化财研究院,文化遗迹 调查报告,第90辑,2009年。

[12]《天安 龙井里 遗迹》,(财)忠清文化财研究院,文化遗迹 调查报告,第88辑,2008年。

[13]《保宁 蚁坪里 □□□□ 古坟群 附录 保宁 东垈里 □□ 遗迹》,(财)忠清文化财研究院,文化遗迹 调查报告,第90辑,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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