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区域是由一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划分出的地域空间。在传统社会，绝大多数人生产生活的区域是村落。由于村落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因此居住在不同村落里的人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比如川区、山区、塬区等的人们或务农，或放牧，或狩猎，或农牧兼备，生产生活方式不尽相同。不管哪一种自然环境下的村落，其基本属性是相同的，都是一个个由地缘和血缘交叉混合形成的区域圈子。除了村落，城镇也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另一区域。在传统社会，城镇区域明显，功能比较单一。进入近代以后，传统村落变化不太明显，但城镇则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革，逐渐演变成一种全新的区域，成为社会变革的基地。不管是村落，还是城镇，它们都属于甘肃近代社会人们生产生活的两种区域。在近代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它们或多或少，或快或慢的都开始发生变革。本书将这两种区域特设一章来分别加以叙述。
一、村落
村落是传统社会人们生产生活的地域圈子。甘肃地形东西长，南北宽，自然环境复杂多样。陇东有董志塬，陇南有峻岭缓丘，西部有通畅的河西走廊，中部有黄河河谷及宁夏平原。在这些不同的自然环境里，大大小小的村落星罗棋布。由于自然环境的差异，村落有不同的分布特点，有的呈网状，有的呈块状，有的呈线状，有的呈条状。甘肃土话把村落又称为庄子、庄郭、村子、村庄等。甘肃近代绝大多数村落是历史的延续，自古以来就有人们繁衍生息；也有一些村落是在清末社会动荡，沦为废墟之后，由官府统一移民或民间自发迁移而形成的；另有一些村落是随着某处人口的增长，耕地减少，居住拥挤，某一姓氏的人户相约迁徙到他处，久而久之形成了新的村落。每个村落里的人们依自然地势修房建屋，错落有致。村落的规模大小不一，最大的有数千户人家，人口有5000多人；最小的有几户人家，人口只有几十个人，甚至十几人。在陇东的黄土高原，地势高远辽阔，“有十余家为一村者，有三五家为一村者，甚至一家一村而彼此相隔数里、十数里不等者”。陇南地势崎岖，村落零星稀疏。其中洮河南岸的情形是：“东西十余里之间，农家三五相聚，自成庄落。”这种十数里三五家为一村的情形比较少见，大多数村落人口在十几户到数百户之间。据1923年的有关资料统计，甘肃近代有5500多个村落。
每个村落都有各自的名称，蕴含着一定的意义。村落名称分这样几类：一是以所在地的地形地貌命名的，这类村落一般都带有滩、沟、水、崖、湾、岔、岭、河、泉、坝、梁、畔、山、坪、坡、峪等字样，比如龙泉、大滩、三家湾、临池、后沟、大榆山等。二是以历史上设置的堡、驿、铺、营、墩、店等的遗留命名的，这类村落一般在官道两侧，比如十里堡、官堡、鹏阳驿、清水营等。三是以居住多数者的姓氏命名的，比如王家川、田家村、马家集等。四是以吉祥和丰收等良好的愿望命名的，比如太平、春荣、永和、和盛、太昌、长乐、永正等。五是以出产的植物花卉草木命名的，如白杨、柳林、桑园、枣树、麻黄洼、白草坡等。六是以某种设置命名的，如张家磨、许家磨等。七是以庙、庵、观、寺等佛寺道观命名的，如高庙、双塔、五佛寺等。八是以方向方位命名的，比如上庙滩、下河家、下胡家、后河沿等。九是以地形地貌形似某些动物命名的，如金鸡岭、凤凰山、狼耳嘴等。十是以历史传说命名的，如公主村、将军铺等。十一是以劳动工具、生活用具等命名的，如簸箕沟、镰刀湾、板凳洼、伞坪等。
村落之间的差异缘于姓氏血缘的不同。我们以村落内的姓氏构成将其划分为这样几种类型：一是单姓型村落。单姓村落以某一单姓姓氏为主，异姓姓氏居少。这种村落内的人们多为同宗同族，人们的宗族意识比较强，封闭狭隘。宗族内部没有通婚关系，与其他村落则有通婚关系。二是混合型村落。这种村落姓氏复杂，几个主要姓氏的人数差不多，不同姓氏之间可以通婚，故村落内有复杂的姻缘关系。三是主姓氏居多型村落。这种村落一种或几种姓氏居多，兼有杂姓。村落内的同姓有很强的宗族意识，容易产生排外性，和异姓之间基本有姻缘关系。甘肃近代单姓村落和混合性村落比较多。从以上村落的几种类型可以看出，村落实际上是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组成的地域共同体。村落的血缘关系有这样几种特点：同姓村落多有同宗的血缘关系，异姓村落多有姻缘关系。因此，不管是哪一种类型的村落，内部都有亲疏不同的血缘关系。在此需要指出，村落内部婚姻关系的弊病。汉族禁忌有父系血缘关系的人之间通婚，不禁忌母系血缘关系的人之间通婚，所以在异姓多的村落，不同姓氏之间都有婚姻关系。按科学的观点来分析，村落内不同姓氏的婚姻实际上也多为近亲通婚，因为它们都有母系血缘。对个人来说，村落是其生产、生活的血缘圈子，日常活动范围不出二三十里；对国家来说，在中央集权统治下，村落又是一个交粮纳税的基本单位，清推行保甲制度时，就以村落为依托，按村落设保甲；从文化上来看，村落同时也是一个小的人文环境，同村落的人一般都有共同的文化基础，每个村落实际上是一个浓缩了的小社会。在汉藏交错毗邻的地区，多民族杂居村落较多，这里人们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行为方式等各不相同，村落的人文环境呈现为多元化。
不同村落有各自约定俗成的习惯法，较有代表性的为村规民约。较大的村落都通过村规民约来约束村民，实行自治。在同姓的宗族村落，宗族法规就是村规民约；而在混合性的村落，则制定专门的村规民约。光绪十九年（1893年），华亭县砚峡地方制定乡规民约，刻石立碑，明文规定：“盖闻普天就日，善政宜先，四海瞻云，保民为最，然循良保民，无民不在保和之内，不如以民保民，斯民尽在永保之中口口口口口口，编联保甲章程十二条：对作奸犯科者严惩不容；举报匪贼者奖二十两银，以次累加；对藏匿匪贼者送官府严办；对误入匪徒能恢（悔）过自新准予既往不咎；凡赌场娼家烟毒往往招外来匪徒，要严禁；要尊老爱幼，对鳏寡孤独，口口口口口口；严禁拐卖妇女幼娃；寡妇明媒正娶允许改嫁；十家之内平者轮流出一丁之更巡夜；盗贼匪徒扰时，以钟为号，全乡民共拒之。”（1）这些乡规民约是传统社会的地方习惯法，它调节了村落的秩序，维护了村落的安宁。
甘肃近代的村落有一些较为典型的情形。比如，敦煌一部分村落是清初从东部地区迁徙人口后形成的，这些从异地迁徙来的人们，到新的地方后，以“坊”为单位集中聚居，以所迁地区的名字命名“坊”的名称。例如，“城南一二里地的皋兰坊，城东五里地的灵台坊，有些繁殖的村坊，还要分出新、旧、大、小、上、中、下、东、西、北的支派来”。比如狄道就有上狄道、下狄道，肃州有东肃州、西肃州等“坊”的名称。这些“坊”的来源相同，分到异地后，以原来居住地的名称来命名新的“坊”。同一“坊”的人，坚持自己的方言、习俗、习惯。因此“坊”实际上有不忘根须、加强凝聚力之意。每个“坊”都有一个土堡，有一座神庙，有自己的头目。头目权力较大，处理“坊”内诉讼，调节纠纷。“坊”是比较特殊的村落，每个“坊”都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点。到20世纪30年代，敦煌地区推行区村制后，数坊并为一村，数村划为一区，共设五区。每一区包括若干村，每一村又包括若干坊，分别设区长、村长。原来的“坊”逐渐消失了。表3—1是敦煌第一区、第二区旧有村坊改建村、区的情况：
表3——1 敦煌县20世纪30年代旧坊改制村、区情况示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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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 ┃城 ┃靖 ┃新 ┃西 ┃东 ┃徽 ┃崇 ┃灵 ┃隆 ┃两 ┃镇 ┃上 ┃平 ┃东 ┃下 ┃东 ┃东 ┃东 ┃
┃城 ┃关 ┃ ┃靖 ┃ ┃渭 ┃ ┃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狄 ┃ ┃泾 ┃狄 ┃会 ┃林 ┃安 ┃
┃坊 ┃街 ┃远 ┃远 ┃和 ┃源 ┃州 ┃信 ┃台 ┃德 ┃当 ┃原 ┃道 ┃凉 ┃川 ┃道 ┃宁 ┃台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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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 ┃各 ┃ ┃ ┃ ┃ ┃ ┃ ┃
┃区 ┃街 ┃ 第一村 ┃第二村 ┃ 第三村 ┃ 第四村 ┃第五村 ┃ 第六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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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 ┃第 ┃ ┃
┃情 ┃一 ┃ 第二区 ┃
┃形 ┃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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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只以第一区和第二区作示例，其他区省略。从旧城坊名称可以看出其迁出的渊源。除敦煌的村落情形较为特殊外，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陇西也存在着一些比较特殊的村落，称为土寨。“陇西的乡下，还有些各自为国的村庄，俗称为‘土寨’，都是集多户人家，筑土为城，自耕自食，不完粮，不纳税。”这种土寨是民间为了抵制官府的横征暴敛而成群聚集形成的特殊聚落。这种聚落给官府的管理和地方社会都带来诸多不便，如前“宗族”节中所记巩昌大族之间常发生械斗的情形就为一例。
近代村落的变革不太明显，基本沿袭了传统的模式，但社会其他方面的变革对其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新式学堂的出现，村落里的私塾便开始减少了；一些人开始到城镇去谋生，给村落带来了新的观念等。这些新因素的影响很有局限性，但却显示出社会变革的信息和萌芽。
二、城镇
进入近代，传统城镇拉开了漫长的革命性变革的序幕。传统城镇和近代城镇有很大的差异，可以说它们有截然不同的属性。传统城镇有两种类型，一是民间集镇，一是官署所在地。民间集镇又有固定集镇和不固定集市。固定集镇又分为三类：一是在通衢咽喉、商业云集之地，形成的便民交易场所，这里是自古就有的所谓“日中为市，日落而退”的场所，有悠久的历史渊源。二是在人口稠密地带形成的农产品交易集镇，这是附近的人们为了互通有无而形成的农产品和手工产品集散地。三是在寺庙附近形成的交易场所，这里常有上香拜佛的人，开展一些便民交易的活动。在开展宗教活动期间，人们来此进行交易，比较热闹，形成了集镇。不固定集市的交易活动有规定的日期，有些地方以双日为集，有些以单日为集，民间把十日一集谓之“盈上”；有些则规定每月二五八日，或三六九日，或一四七日为交易时间；还有月集，如三月集、七月集；还有庙会集、节集等。有些集市根据当地的情况而定。临潭县因番汉交接，除了县城内有交易市场，在县城南门外还有十日一集的集市，而每年三月、七月又各开半月骡马会，以便牲畜交易，届时附近的人们前来交易。临潭杨土司辖治的卓尼寺，每年六月初到十月下旬为交易日期。不管是固定集镇，还是不固定集市，很少有长住的专营人员，除了交易时间里人来人往，平时几乎没什么人影，只有一两家惨淡经营的客栈。
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城镇多为官署所在地，它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相应的建筑、固定的人口以及为数不多的商品交易活动，是有别于村落和集镇的区域。官署所在地或地处河谷地带，或地处咽喉交通要道，历史久远。如甘肃东部的天水、庆阳、平凉等，西部的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都是有影响的官署所在地。
传统城镇有一定的外围城墙——城郭。城郭建筑讲究正方形，但也有因地形限制而成长方形或其他不规则形状的。城郭规模大小不一，一般来说，府城较大，县城较小。以较有代表性的兰州为例，兰州城始建于明洪武十年（1377年），当时东西长为一里又二百八十步，南北宽为一里又八十二步，周长六里二百步，城墙高三丈五尺，宽二丈六尺，北以黄河为天堑，东、西、南有城池，深一丈五尺，宽三丈；东、西、南、北方向有四座城门，分别是：东承恩、西永宁、南崇文、北广源，北门俗称为水北门。以后几任地方官在此基础上不断修葺城池，加建外郭，扩大了城的建筑规模。到正统十年（1445年），城周长计十八里又一百二十三步，有九个郭门。分别是：东迎恩，俗称东稍门；东北天堑，俗称下水门；又东北广武，俗称新关门；南拱兰，俗称南稍门；东南通远，俗称为小稍门；西南永康，俗称窑巷口；又西南靖安，俗称下沟门；西袖川，俗称西稍门；北天水，俗称为桥门。道光十三年（1833年），总督杨遇春又修葺城池，并改易内外城门名称，内城改承恩为来煦、永宁为镇远、崇文为皋兰，外城郭门改天堑为庆安、天水为通济、永康为安定、靖安为静安。城郭内有总督署、兰州府署、皋兰县署；有兰山书院、求古书院、五泉书院、皋兰书院以及科考的贡院；有文庙、普照寺、庄严寺、木塔寺、城隍庙等庙宇。城内外还有祭祀的坛观，有社稷坛、风雨雷坛、先农坛、厉坛（祭祀鬼的坛）；道观有东华观、金天观等。其他就是百工杂业人员的住宅。内城街道以巨石铺道，较为整齐，街衢名称或以官府、或以廛肆、或以居住者的宅第、或以古迹建筑等来命名，如有道门街、院门街、学院街、府门街、仓门街、黄家园、段家台、侯府街、帅府街、贡院巷、绸铺街、骡马市、炭市等。近代初期，兰州旧城面积仅有16平方公里，到20世纪40年代，拓宽至116平方公里。
甘肃近代除了兰州，其他府县城镇都比较小，其内部部署大多雷同。而巩昌为例外。该县留存到近代的城郭建筑始于明洪武十二年（1379年），当时的巩昌府是，“周九里一百二十步，高三丈一尺，池深三丈七尺。门四：东来安，西静安，南武安，北靖安”。以后又扩筑东、西两郭。可见，明代的巩昌府比同期的兰州卫要大。康熙时期陕甘分治，甘肃官署西移，到乾隆三年（1738年）甘肃巡抚从临洮迁至兰州，巡抚由陕甘总督兼任，督抚署合一。此后兰州城才开始向外扩建，规模逐渐扩大。
传统城镇的各类从业人员，多数属于兼营，除了在城镇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在乡村还有田产，或有在乡村购买田产的准备，纯粹脱离开农业的城镇固定人口十分少见。传统城镇的变革源于近代商业的兴起，它揭开了传统城镇变革的序幕。近代商业兴起后，从商人员增加，城镇固定人口增多，传统城镇迈出了向近代城镇变革的第一步。甘肃近代商人最初主要为山陕商人和京津买办，尤其以山陕商人为多。在近代初期，山陕商人的足迹就已经遍布甘肃的大中城镇了，而京津买办则多在甘肃的农牧毗邻城镇从事羊毛交易活动，相对来看，人数还是比较少的。以民国初的宁夏城为例，晋商居十之六，秦商居十之二。余则为天津、湖南、河南、四川以及本地商人。可见山陕商人占了商人总数的80％。近代商人的地缘特点在别的城镇的情形也基本如此，如以凉州（今武威）、肃州（今酒泉）为例，商人以陕籍为多，晋次之，津又次之。他们的经营种类涉及甘肃近代商业的方方面面。京津买办人数不是很多，但影响很大，尤其在近代初期更是启动了地方商业的步履。相关内容请参看“社会分层与各种会团”一章。
商业的兴起，刺激了传统城镇的变革。除了商人，手工业者也进驻城镇，在城镇建立手工业作坊，从事手工业生产。这些工商业从业人员入驻城镇后，逐渐从农工、农商兼营的农民向近代城镇市民嬗变，其中以山陕商人和一些手工业从业人员的嬗变最为明显。他们在家乡有田产，但因离家较远，无法兼营农业，入居异地后，逐渐脱离开乡村，成为甘肃近代城镇人口的重要来源。
传统城镇向近代城镇迈出的有影响的一步，源于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在甘肃近代城镇中，这方面的变化，以兰州最为明显。洋务运动兴起后，倡导者之一的左宗棠正任陕甘总督，他率先在兰州创办了具有近代意义的兰州机器局和织呢局。近代机器工业在兰州的出现，大大提升了兰州城的近代化气息。到清末新政时期，地方官府又努力开办了一些近代机器工业，虽成效不很明显，但兰州的近代机器工业还是逐渐显现，对懵懂的甘肃社会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当时应用近代工业最有影响的成效是在兰州黄河上建成了第一座铁桥，结束了兰州金城关渡口浮桥和冰桥的历史，兰州城镇变革的步履开始加快。兰州黄河铁桥建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二月，翌年六月竣工，由德国泰来洋行承建，保固期为81年。
随着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新的社会阶层——工人也随之诞生，甘肃有了近代产业工人。进人民国，社会变革进一步加快，教育、医疗、报业等新的行业相继出现，从业人员逐渐增加，使传统城镇的变革更加明显。近代城镇已经脱离开了传统城镇的窠臼，它不再是单调的官府吏卒和少量的平民的居住区域，而开始向人口积聚，分工多元，功能齐全的社会化方向过渡。
民国以后，传统城镇向近代城镇变革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原来的城墙已经阻挡不住城镇发展的潮流了，城镇向城墙外围扩展。城门失去了防卫堵截的意义，成为流失的时代的象征和记忆。城镇的城门、街衢名称亦随时代的变化而有了改变，官署改西门为宗棠门、东为广武门、南为中正门、西南为林森门，城内街道名称有中山、中正、中华、民国、励志、云亭、益民、定西等路。到民国31年（1942年），经勘界，兰州东至拱星墩，西至土门墩，南至石嘴子，北至盐场堡、十里店，面积为116平方公里。兰州城从进入近代初期，仅为16平方公里，经过100年的发展，城镇面积扩大了6倍多。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兰州来看，传统城镇的概念和内涵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民国以后，就甘肃地方而言，兰州的商贸业和手工业发展得稍微快一些。当时兰州的商贸情形是客商云集，城东关、西关为五谷交易地，东新关城壕为牲畜交易地，内外西大街及南关是杂货和店铺。随着市场的进一步扩大，1928年，省政府将东大街的普照寺改建为中山市场，中山市场上杂货纷呈，有从天津运来的绸缎、布匹及其他洋货，有从湖南运来的茶叶。各行业的从业人员也逐渐增多，仅烟坊就有六七十家，从业人员近1万人。近代商业的发展，使兰州的商贸地位日益突出，逐渐成为新疆、青海、宁夏、绥远等地商品的集散地。
传统城镇的变革不只体现在社会分工的多元和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也表现在近代各种社会因素的逐渐显现方面。近代新的社会因素的渐次显现也加快了传统城镇向近代城镇变革的步伐。尤其是进入民国以后，兰州城镇新的社会因素相继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兰州道路照明用油灯，灯型为一直柱，柱上按一四方框架，四面装有玻璃，一面为活门，能开能合，以便添油，形似现在的四方纱灯。其主要功能是方便巡警巡夜，故又称为巡警灯，由警察局管理。民国3年（1914年），兰州才有了电灯。当时省署在东大街安装了一部6000瓦的直流发电机，供都督署和省署用电。1924年，兰州始有路灯，到1938年，兰州有387盏路灯。1923年，政府设市政筹备处，计划将兰州设为单列市，不久又撤去，暂停设置。直到民国28年（1939年），又设市区建设委员会。1941年7月1日，兰州正式改为市（设立市政府以前叫皋兰县）。其他渐次出现的新的社会因素的基本情况如下所记，“兰州电报始于前清光绪十五年，邮政始于三十年，电灯自光绪初织呢厂即自行摩电，至民国八年始设电灯、电话厂，十一年夏始筑东岗镇汽车路，十四年冬，始有无线电台，二十二年始辟为飞机航线，二十九年始有广播电台。黄河水运则有木筏、皮筏，可以西接洮湟，东至宁绥”。
传统城镇用晨钟暮鼓来报时辰，以提醒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民国时期，兰州报时辰的办法由原来的晨钟改为鸣炮。当时兰州城镇的点炮习俗是日有三炮，即醒炮、午炮、二炮。醒炮，为早上起床的信号，时间在早上五六点钟；午炮，为午休的信号，在中午十二点；二炮是晚上关锁大门的信号，在晚上八九点钟。冬天醒炮比夏天晚一些，二炮在冬天则要早一些。兰州每条街道的两头都有栅栏，由街道选出老人义务巡逻，负责栅栏的早开晚关，点二炮时就关上了栅栏门，有的街道守栅栏的老人还兼职打更，巡夜报平安。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沦陷区一批工厂、学校的相继西迁，兰州城市步入特殊的发展阶段，向近代城镇过渡的步伐进一步加快。当时兰州有机械、毛纺织、制革、制药、化学、玻璃、造纸、烟、面粉、印刷等近代工业，计220余家。银行有10余家。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为兰州带来了畸形的生机和活力。兰州的高等学校有国立西北农业专科学校、西北师范学院、国立兰州大学，这些学校吸引了不少学者前来执教，给甘肃带来了最新的人文和科学知识。另外，还有省立、市立、私立中学，师范学校，职业学校等，共计13所。这一时期，省政府还改建了不少近代意义上的城镇游览场所，有省府后花园、中正公园、中山公园（今五泉山公园）等，面向社会公众开放，影院、秦腔、京剧等戏院也开始出现。到20世纪40年代，兰州出现了西式建筑，最大的为西北大厦、水利大楼、贸易公司大楼、抗战建国礼堂、女中美龄堂、省银行大楼等。今天的中山林一带也建了一些西式洋房。到20世纪40年代初，外来人口的激增，使兰州的人口由二三十年代的“19773户，96009人”，增至16万余人。
这一时期，甘肃的中小城镇也有了较快发展，人口持续增加。其中，天水人口由3万人激增到10万人，平凉富商云集，人口也有所增加，呈现出繁荣之景。山河破碎时期甘肃城镇的繁荣是畸形的，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感觉。一些偏僻的县城仍然甚为荒凉，比如环县、两当、合水等县，城内简陋破败，空空荡荡，这一时期甘肃中小城镇的发展很不均衡。
随着近代矿业的开采和手工业的发展，一些工矿型的城镇也在甘肃出现。比如在兰州南20公里的阿干镇，出产瓷器及煤炭。该地出产的瓷器质粗而色黑，附近各县，百姓日用器皿，多取于此；煤炭则为有烟煤，主要供给兰州及附近各县的居民燃用。民国23年（1934年），阿干镇煤矿有矿工1190余人。另外以生产瓷器而闻名的平凉华亭的安口窑，“在华亭东南四十里，人口原有数千，近年来人口激增约有万人之多。此地瓷器在民国30年（1941年）后，因抗战人口增加的关系，需求迫切，遂大加改良，虽不及江西瓷之精致，然亦质色渐细洁白可观，颇受社会人士欢迎，以故生产日增，销路极畅。现有瓷窑七十余座，平均共有工人三千余人，瓷厂一百余家。行销地区已遍于本省及陕青新各大都市，并设有省立陶瓷职业学校，专事研究改良，且此二镇市肆栉比，百货杂陈，均赖煤矿及瓷窑工人以为生”。西和的盐井镇（又称盐官镇），以产盐著名，民国27年（1938年）时，有居民约300户，长年有集。庆阳的西峰镇，清水的张家川，通渭的马营，文县的碧口等地处交通要道或出产独特产品的集镇，也很有名。
近代城镇出现后，城镇文化也随之产生。从甘肃近代城镇的产生发展来看，城镇文化主要体现在城镇市民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市民阶层主要有商人、手工业者、小商贩、官员的后裔等，他们有各自的文化背景和特色，源流复杂。在城镇这样一个特殊的区域里，他们共同构筑着源于传统而又开拓传统的近代城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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