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九功“知泉州”专考

游九功于嘉定十六年（1223）除湖北运判知鄂州，至端平元年（1234）除司农少卿，其间前后有十二年，也就是说，游九功“出知泉州”前后的这一段经历应当有问题。一是何时“被论”何时“予祠”，二是“知泉州”起于何时止于何时。如康熙《建宁府志·名臣》载：“游九功……除湖北运判，知鄂州。被论予祠，起为兵部郎……出知泉州。端平初，召为司农少卿。”道光《建阳县志·理学》载：“游九功……除湖北运判，兼知鄂州。入为兵部郎……除宝谟阁待制，知泉州……端平初，召为司农少卿。”《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谓：“游九功……除河北运判，知鄂州。被论予祠，起为兵部郎……出知泉州……端平初，召为司郎少卿。”《八闽通志·名臣》载：“游九功……除湖北运判，知鄂州，召为兵部郎官……被论，知泉州。端平初，召为司农少卿。”而其卷三十二《历官》泉州知州事列“游九功，宝庆初任”。《闽书·缙绅》载：游九功“除湖北运判，知鄂州，召为兵部郎官……被论，知泉州……端平初，召为司农少卿。”其卷五十三《文莅》泉州知州事列“游九功”为“宝庆中任”二任之前任。道光《晋江县志》卷二十八《职官》载：宋知州事“游九功，宝庆元年任。”卷三十四《政绩》载：“游九功，建阳人。宝庆元年守泉……旧志。”其卷十四《学校》亦载：石井书院“宝庆初，守游九功拨五废寺田以廪士。”

1.宝庆元年至绍定六年诸泉州知州考述

只是，诸方志所列嘉定十七年（1224）至端平元年（1234）之间的泉州知州颇为混乱。道光《晋江县志·职官》所列为：“王栋：（嘉定）十七年任，宝庆元年（1225）致仕。有传。刘希仁：年月无考。吕午：歙县人。从《闽书》增。游九功：宝庆元年任。祀名宦，有传。王遂：年月无考。翁甫：崇安进士，年月无考。从通志增。方淙：兴化县人，绍定三年（1230）任。真德秀：五年再任，六年除福建安抚使。吴泳：漳州人，年月无考。孙梦观：慈溪人，从《闽书》增。祀名宦，有传。李韶：连江进士，端平元年任。”《闽书》卷五十三《文莅》所列为：“……王栋（栋字子东……）、刘希仁、吕午（午，歙人。嘉定四年登第……），右嘉定中任。游九功（见建阳缙绅）、王遂（见邵武知军），右宝庆中任。方淙，真德秀再任、吴泳、孙梦观（见建宁知军州事），右绍定中任。叶宰、黄朴、李韶（见连江裔派），右端平中任。”《八闽通志》卷三十二《历官》泉州知州事列为：“建炎间（1127—1130）任”四任之第三任“孙梦观，见《名宦志》……真德秀、宋均、章梾、王栋，俱嘉定间任（德秀，绍定间再任）。游九功，宝庆初任。方淙，绍定间任。李韶、叶宰、黄朴，俱端平间任。”

其中真德秀的任期，依《宋史》卷四十一《理宗纪》与魏了翁（1178—1237）《西山真文忠公墓志铭》（真德秀《大学衍义·附录》）可确知为绍定五年八月至六年十月。

孙梦观（1200—1257），见《宋史》与吴潜《履斋遗稿》卷三《孙守叔墓志铭》。《八闽通志》列为“建炎间（1127—1130）任”四任之第三任，显然误甚；其卷三十七《名宦》泉州载“孙梦观字守叔，慈溪人。知州事，兼提举市舶”，即与诸志所指是同一人。《闽书》列为“绍定中（1228—1233）任”四任之第四任，其卷五十五《文莅》建宁府知府列“孙梦观（见泉州太守）”亦为“绍定中任”四任之第四任。道光《晋江县志》“从《闽书》增”而列于真德秀后二任，其卷三十四《政绩》载：“孙梦观字守叔，慈溪人。宝庆二年进士，历官大宗正丞兼屯田郎中、将作少监。以言事忤当路者，绍定中出知泉州，兼提举市舶。”《宋史》卷四二四本传载其历官为：宝庆二年进士，历桂阳军教授、浙西提举司干办公事、主管吏部架阁文字、武学谕、添差通判严州、主管崇道观、武学博士、太常寺丞兼诸王宫大小学教授、大宗正丞兼屯田郎官、将作少监、知嘉兴府，仍旧班兼右司郎官、将作监，出知泉州兼提举市舶，改知宁国府，力丐祠。“丞相董槐召还，乃迁司农少卿兼资善堂赞读”。历太府卿、宗正少卿、兼给事中、起居舍人、起居郎、直龙图阁与祠、秘阁修撰、江淮等路提点铸钱司公事、起居郎兼侍右侍郎、给事中兼赞读、兼国子祭酒、权吏部侍郎，以集英殿修撰知建宁府，得疾遂卒。也就是说，孙梦观在“丞相董槐（？—1262）召还”之前不久“出知泉州兼提举市舶，改知宁国府”，依《续资治通鉴》卷一百七十三与卷一百七十四载：淳祐十一年十一月乙卯“新知福州董槐为端明殿学士、签书枢密院事”，这是董槐“召还”的时间；次年十月癸丑“董槐同知枢密院事”；宝祐元年七月“庚子，以董槐兼参知政事”；次年四月乙丑“董槐参知政事”；宝祐三年“八月，乙丑朔，以董槐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这是董槐任“丞相”的时间；四年六月“癸未，丁大全疏劾董槐……罢相之制始下”，这是董槐“罢相”的时间；其后于景定三年五月“逝”。显然，依董槐“召还”的淳祐十一年十一月计参考孙梦观的历官，则孙梦观“出知泉州兼提举市舶”最早应在淳祐六年（1246）前后，可知以上诸志皆误而《八闽通志》误得最离奇。更离奇的还有今人李之亮《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泉州》，既于建炎四年依《八闽通志》列孙梦观，又于宝庆三年（1227）至绍定元年据《宋史》本传再列孙梦观；《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亦然，仍谓：孙梦观字守叔“建炎间（1127—1130）知泉州兼提举市舶（《闽书》作绍定间，1228—1233年）”；而其所言孙梦观皆为同一人。岂有出生前七十余年就“知泉州”或“知泉州兼提举市舶”之理。

刘希仁，莆田刘克庄三从兄弟，序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落款“咸淳壬申中春，姚街刘希仁书”。道光《晋江县志·职官》列于“嘉定十七年任，宝庆元年致仕”的“王栋”之后，谓其“年月无考”。《闽书》列为“嘉定中任”倒数第二人，其卷一百五《缙绅》莆田县嘉定四年辛未进士列“刘希仁，起世子”，卷一百七传载：“希仁字居厚，嘉定中进士……在仕途六十年，屡以谤退，闲散时多。”《八闽通志》不载，其卷五十四《选举》兴化嘉定四年进士列莆田县“刘希仁，起世之子。中大夫直秘阁，淮南东路转运判官。”依其嘉定四年（1211）进士而“途六十年，屡以谤退，闲散时多”可知，刘希仁不可能“嘉定中”知泉州，同样也不可能在“王栋”之后知泉州。《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泉州》谓刘希仁也作刘师仁，其据民国《泉州府志》列刘师仁于“景定五年”（1264）至咸淳元年（1265）知泉州，并据《古今图书集成·明伦汇编·氏族典》卷三三九作“刘希仁”。

吕午（1179—1255）字伯可，歙县人，见《宋史》。《闽书》列为“嘉定中任”之末任，也是“嘉定四年登第”。道光《晋江县志·职官》列于“刘希仁”后亦“从《闽书》增”。光绪《重修安徽通志》卷一百五十五《选举》嘉定四年辛未进士首列“吕午：歙县人，有传。”卷一百八十二《宦绩》载：“吕午字伯可，歙县人，嘉定辛未进士。历任兼沿海制置司事，时海寇未平，午廉知调军出海之弊，议粮尽再给，不许擅还，贼舟所有悉以给军，海道遂清。擢监察御史，与史嵩之忤，迁宗正少卿，出知泉州。需次凡七年，理宗特再除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嵩之阴挤之，遂力求去。帝慰留甚切，乃复入台，愈敢言，无所忌。以忧归，卒，赠华文阁学士、通奉大夫。《宋史》本传。”《宋史》卷四○七本传载其历官为：嘉定四年进士，授乌程主簿，调当涂县丞，辟江东提举徐侨幕属，监温州天富北监盐场，改知余杭县，宝庆三年（1227）以言罢，留浙东提举章良朋幕，旋兼沿海制置司事，差知龙阳县，差两浙转运司主管文字，差监三省枢密院门兼监提辖封桩上库。丁父忧，免丧；嘉熙元年（1237）迁大府寺簿，拜监察御史，迁宗正少卿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淳祐元年（1241）“出知泉州。初，左丞相李宗勉深以葵之言为疑，会来自淮东者，乃言台官皆以葵交书，独吕御史无之，宗勉始以午为贤，语人曰：吕伯可独立无党者。嵩之得弥远人才簿，心知敬午而内怨所论边事。及午移浙东提刑，嵩之令邓咏嗾重复亨论罢，中外不直嵩之。提举崇禧观，再移浙东提刑。复为监察御史”，兼崇政殿说书，迁起居郎兼史院官，官至中奉大夫，间居一纪卒，年七十有七。显然，诸志误甚，而以《闽书》为魁。《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泉州》列吕午于吴泳后一任，据《会稽续志》卷二“吕午，以新知泉州除（知越州），淳祐二年十一月初四日到任”而列为淳祐二年当年任；其所引《宋史》本传作“出知泉州。提举崇禧观，再移浙东提刑”而脱漏了中间的“及午移浙东提刑”句，使“再移”二字无着落，也就必然要误列吕午于淳祐二年当年任。

王遂字去非，见《宋史》，又见《京口耆旧传》卷七。唯道光《晋江县志·职官》列载于“宝庆元年任”的“游九功”之后“年月无考”。《宋史》卷四一五本传载其历官为：嘉泰二年（1202）进士，调富阳主簿，历官差干办诸司审计司，知当涂、溧水、山阴诸县；绍定三年（1230），以遂知邵武军兼福建招捕司参议官，改知安丰军，迁国子监主簿，又迁太常寺主簿，绍定六年十一月拜监察御史，迁右正言，寻拜殿中侍御史；端平三年，迁户部侍郎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暂兼权侍左侍郎，以宝章阁待制差知遂宁府；进焕章阁待制、四川安抚制置副使兼知成都府，差知平江府，进敷文阁待制、知庆元府，改知太平州，以论罢。进显谟阁待制、知泉州；改温州、宁国府，以宝章阁直学士知建宁府；以华文阁直学士差知隆兴府兼江西转运副使，改知太平州，复知隆兴兼江西安抚使，授权工部尚书；卒年七十六。显然，王遂“进显谟阁待制、知泉州”必定在端平三年（1236）之后十余年。《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泉州》据《宋史》本传列王遂为嘉熙二年（1238）任至三年。据王遂历官似不当此时知泉州而应当更迟。

翁甫字景山，亦唯道光《晋江县志·职官》列载于王遂之后，谓“翁甫：崇安进士，年月无考。从通志增”。《八闽通志》卷四十九《选举》建宁府“宝庆二年”进士列“翁甫，见《人物志》”，卷六十四《名臣》载：“翁甫字景山，崇安人。登进士第……除兼太常博士。会参政别之杰为明禋礼仪使，跛倚失仪，抗疏论罢之。补外，改知汀州，遂丐祠……出为江西漕，逾年，兼知隆兴府。所著有《蜀汉书》、《浩堂类稿》。”《闽书》卷九十七《缙绅》建宁府崇安县“宝庆二年丙戌”进士列“翁甫”，卷九十八传载：翁甫为“宝庆初进士……除兼太常博士。参政刘之杰充明禋礼仪使，跛倚失仪，甫论罢之。迁秘书丞，兼礼部郎，出知汀（夹注：汀一作漳。但汀、漳二志俱无甫名）州……出为江西转运使，兼知隆兴府。改知泉州，未赴。一日，闻有太学生言事被谪者，忧愤流涕，因动痼疾，卒。”其中“刘之杰”为“别之杰”之误。显然，翁甫虽“改知泉州”却“未赴”，而以其宝庆二年（1226）进士，也不可能在其所列的“游九功：宝庆元年任”与“方淙：兴化县人，绍定三年任”二人中间之时“改知泉州”而“未赴”。《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泉州》据民国《泉州府志》仍列翁甫为方淙前一任而于绍定元年（1228）任至三年，显然不妥。

吴泳，《闽书》列为“绍定中任”之真德秀后，即绍定六年十月后莅任。道光《晋江县志·职官》亦然而谓“吴泳：漳州人，年月无考”。查《八闽通志·选举》与《闽书·缙绅》，不惟漳州进士无“吴泳”，闽中进士皆无之；仅于《八闽通志》卷四十七《选举》福州“开禧元年乙丑”进士之“李成大”（《三山志》作梁成大）下谓其于“宝庆初转对，阴诋真德秀诸贤，拜监察御史，复论德秀及魏了翁、杨长孺、徐谊、胡梦立宜重加贬窜，除右正言，进左司谏，权刑部侍郎。端平初，洪咨夔、吴泳先后论列，窜潮州。”按吴泳字叔泳，号鹤林，潼川（今为四川三台县驻地）人，嘉定元年（1208）进士；累迁著作郎，兼直舍人院；理宗朝历秘书丞、秘书少监、起居舍人，累迁吏部侍郎兼直学士院，权刑部尚书，进宝章阁学士，知泉州一作知温州，以言罢；著有《鹤林集》四十卷。《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泉州》列吴泳于吕午前一任，依据的是《宋史》本传与《鹤林集》卷二五《知泉州谢丞相启》而列为淳祐元年（1241）任至淳祐二年；依上述对吕午的分析，淳祐元年至淳祐二年应当是吕午的任期，故吴泳此任期有误。尽管如此，它还是可以佐证吴泳任期不在嘉定十七年（1224）至端平元年（1234）之间。

依据上述资料与分析，王栋于嘉定十七年（1224）任至宝庆元年（1225）致仕后，至李韶或叶宰于端平元年（1234）莅任，其间孙梦观、刘希仁、吕午、王遂、翁甫、吴泳皆非此十年间之泉州知州。所余仅真德秀（绍定五年八月至六年十月任）以及“游九功，宝庆初任。方淙，绍定间任”。只是分析方淙与游九功之前需要先分析李韶。

2.李韶在泉州、漳州任职考述

李韶（1177—1251）字元善，事见《宋史》，其在闽职任为：“改太学博士。上封事谏济王竑狱，且以书晓弥远，言甚恳到。又救太学生宁式，迕学官。丐外，添差通判泉州；郡守游九功素清严，独异顾韶。改知道州……绍定四年，行都灾，韶应诏言事。提举福建市舶。会星变，又应诏言事。入为国子监丞，改知泉州兼市舶；端平元年召，明年转太府寺丞……权工部侍郎、正言，迁起居舍人。复疏洵益、知古，不报。辞新命，不许……凡三辞不获，以生死祈哀乞去。帝蹙额谓韶曰：‘曲为朕留。’退，复累疏乞补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号称廉平……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寝召命云……四年，诏趣赴阙，辞，迁户部侍郎，再辞，不许。五年，改礼部侍郎，辞，诏不允，令所在州军护遣至阙。史嵩之遣人谓韶曰……时人与杜范称为‘李、杜’。兼侍讲，累辞，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辞，迁吏部侍郎兼中书舍人，三辞，不许。淳祐二年，疏言……三上疏乞归，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辞，乞畀祠，不许。既归，三辞，仍旧职提举鸿庆宫。淳祐五年，韶被召，再辞，诏本州通判劝勉赴阙。迁礼部侍郎，三辞，迁权礼部尚书，复三辞，不许。入见”云云。按嘉熙仅四年（1237—1240），并无“五年”，显然有误。

《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谓：“《宋史》言李韶四年‘迁户部侍郎’，五年‘改礼部侍郎’，承上文，当是嘉熙四年、嘉熙五年，而嘉熙并无五年，显然有误。《续资治通鉴·卷169》：‘（嘉熙二年十二月戊辰）起为李韶礼部侍郎，辞，不允，诏所在州护送至阙。’李韶上疏乞寝召命当为当年事。疑上文之‘明年’为衍文，‘四年’乃‘三年’之讹，‘五年’乃‘四年’之讹。”按此说有误，属不识《宋史》错页之误。查《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六十九：嘉熙二年十二月戊辰，“起李韶为礼部侍郎，辞；不允，诏所在州军护送至阙。史嵩之遣人谓韶曰：‘无言济邸、宫媪、国本。’韶不答。上疏曰：‘臣生长淳熙初，犹及见渡江盛时，民生富庶，吏治修举。事变少异，政归私门。绍定之末，元气索矣。端平更化，陛下初意，岂不甚美。国事日坏，其人或死或罢，莫有为陛下任其责者。考论至是，天下事岂非陛下所当自任而力为乎？左氏载：史墨言鲁公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盖言所由来者渐矣。陛下临御日久，宜深思熟念，威福自己，谁得而盗之哉？舍此不为，悠悠玩愒，乃几于左氏所谓世从其失者。’盖以世卿风嵩之也。疏出，嵩之不悦，曰：‘治《春秋》人下语毒。’时人与杜范称为‘李、杜’。”也就是说，《宋史》本传所录于“嘉熙二年召”即无下文，而嘉熙“五年”所录则与《续资治通鉴》“嘉熙二年十二月戊辰”所录同，因此可知，《宋史》“五年”二字为衍字，“改”为“为”之误，所录“改（为）礼部侍郎……时人与杜范称为‘李、杜’”实为“嘉熙二年召”之下文而错入虚无的“五年”；因为是嘉熙二年十二月戊辰“起李韶为礼部侍郎”，李韶至京师必在“明年”，故“明年，上疏乞寝召命”并不误，其“乞寝”之“召命”乃“礼部侍郎”。

如上所述，李韶在闽职任依次为：添差通判泉州、提举福建市舶、知泉州兼市舶、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以下分述之。

李韶“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宋史》谓“淳祐二年（1242），疏言……三上疏乞归，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辞，乞畀祠，不许。既归，三辞，仍旧职提举鸿庆宫。淳祐五年（1245），韶被召，再辞，诏本州通判劝勉赴阙。迁礼部侍郎，三辞，迁权礼部尚书，复三辞，不许。入见”。《闽书》卷一百三十四《裔派》亦谓“李弥逊（1089—1153）……曾孙韶，韶字元善……淳祐二年，又及济王、国本、宫媪，三上疏乞辞，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辞，乞畀祠，不许。既归，三辞，仍旧职提举鸿庆宫。淳祐五年，被召，再辞，诏本州通判劝勉赴阙。迁礼部侍郎，三辞，迁权礼部尚书，复三辞，不许。入见”，同于《宋史》，然而其《文莅》泉州知州事却依然列“李韶（见连江裔派）”为“端平中任”三任之第三任。《八闽通志·历官》泉州知州事则列“李韶”为“端平间任”三任之首任，卷六十二《名宦》谓“李韶字元善……迁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召权礼部尚书。累乞畀祠，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道光《晋江县志·职官》泉州知州直谓“李韶：连江进士，端平元年任”。《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泉州》列李韶为绍定六年（1233）当年任的赵必愿后一任，依据《宋史》本传与民国《泉州府志》而列李韶于绍定六年任至端平元年。按《宋史》与《闽书·裔派》可知，“以宝章阁直学士知泉州”的任命是下达了，但是李韶并未就任而是“仍旧职提举鸿庆宫”；至于《八闽通志·名宦》将“淳祐五年”的“召权礼部尚书”置于“累乞畀祠”之前，难免制造李韶此时就任泉州知州的误会。诸志之实列李韶知泉州以及《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之确认李韶于“淳祐二年（1242）以宝章阁直学士再知泉州”，皆有误。

李韶“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宋史》谓“端平元年召，明年（1235）转太府寺丞……权工部侍郎、正言，迁起居舍人……辞新命，不许……凡三辞不获……退，复累疏乞补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号称廉平……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寝召命云……四年，诏趣赴阙，辞，迁户部侍郎，再辞，不许。五年，改礼部侍郎，辞，诏不允，令所在州军护遣至阙”。《闽书·裔派》谓李韶于“端平中，为殿中侍御史……权工部侍郎。正言，迁起居舍人……辞新命，不许……凡三辞，不获……退，复累疏乞补外，以集英殿修撰知漳州，号称廉平……嘉熙二年召，明年上疏，乞寝召命。四年，诏趣赴阙，辞，迁户部侍郎，再辞，不许。五年，改礼部侍郎，辞，不允，令所在州军护遣至阙”；卷六十三《文莅》漳州知州事列“李韶（见连江缙绅）、张燡（张一作李）、徐栗，右嘉熙中任”。《八闽通志》卷三十三《历官》漳州知州事列“李韶见《名宦志》、李燡、徐栗，俱嘉熙间任”，卷三十八《名宦》漳州知州谓“李韶，嘉熙初知州事”，卷六十二《名臣》谓“李韶字元善……累迁右正言侍御史，出知漳州”。《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漳州》据《宋史》本传与《漳州府志》列李韶知漳州于嘉熙元年（1237）任至三年。如上所析，漳州知州李韶于“嘉熙二年（1238）召”，即嘉熙二年十二月戊辰“起李韶为礼部侍郎，辞；不允，诏所在州军护送至阙”，因此可以肯定，嘉熙二年十二月李韶已离任漳州知州，故《宋福建路郡守年表》列李韶知漳州任至嘉熙三年有误。

李韶“知泉州兼市舶”与“提举福建市舶”：《宋史》谓“绍定四年……提举福建市舶……入为国子监丞，改知泉州兼市舶；端平元年召”。《闽书·裔派》谓李韶于“绍定四年……提举福建市舶……入为国子监丞，改知泉州兼市舶。端平中”云云，卷四十三《文莅》提举市舶司提举列“谢采伯、李韶，俱知州兼，右绍定中任”。《八闽通志》卷三十《诸司》提举市舶司提举亦列“谢采伯、李韶，俱绍定间任”。道光《晋江县志·职官》“提举市舶司”列“李韶，端平间任，知州兼权”。显然，李韶“知泉州兼市舶”与“提举福建市舶”是分别的两次，其中“提举福建市舶”是在绍定四年（1231），而“知泉州兼市舶”则终于端平元年（1234）的被“召”，中间曾一度“入为国子监丞”；从时间上判断，大约在绍定五年夏秋之际“入为国子监丞”，同年冬或次年春“知泉州兼市舶”。据此可知，道光《晋江县志》“提举市舶司”列“李韶，端平间任，知州兼权”有误，《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之李韶于“端平元年（1234）前从国子监丞改知泉州兼市舶，端平元年召”则显得很无奈。福建市舶在泉州，诸志于“提举市舶司·提举”未再另列“李韶”亦属有误。

李韶“添差通判泉州”：《宋史》谓“上封事谏济王竑狱，且以书晓弥远，言甚恳到。又救太学生宁式，迕学官。丐外，添差通判泉州；郡守游九功素清严，独异顾韶。改知道州……绍定四年（1231）”云云。《闽书·裔派》亦谓李韶“上封事谏济王竑狱，且以书晓史弥远，言甚恳。又救太学生宁式，迕学官。丐外，添差通判泉州。郡守游九功素清严，独异顾韶。改知道州。绍定四年”云云；《文莅》泉州“添差通判军州事”列“朱在、李韶（见连江缙绅），右嘉定中任”。《八闽通志·历官》泉州“添差通判军州事”列“朱在、李韶见《名宦志》，俱嘉定间任”，卷三十七《名宦》泉州谓“李韶字元善……端平初通判泉州，忠厚纯实。郡守游九功素清严，独异顾韶”。道光《晋江县志·职官》泉州“添差通判军州事”列“朱在、李韶，俱嘉定间任”，卷三十四《政绩》谓“李韶字元善……绍定四年通判泉州。忠厚纯实，郡守游九功素清严，独异顾韶。端平初，迁右正言”云云。《八闽通志》与道光《晋江县志》都是很搞怪的，于《历官》与《职官》“添差通判军州事”皆列“李韶，嘉定间任”，却分别在《名宦》谓“李韶……端平初通判泉州”与《政绩》谓“李韶……绍定四年通判泉州”，显然误甚。按《宋史》与《闽书·裔派》可知，李韶“添差通判泉州”不可能在绍定四年（1231），更不可能在端平元年（1234）。《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也搞笑，既谓：李韶于“绍定四年（1231）通判泉州。”又谓“道光《晋江县志》所载李韶‘绍定四年（1231）通判泉州’时间恐有误。据《宋史·李韶》知，绍定四年李韶由知道州迁提举福建市舶。另据清·康熙《永州府志·卷6·秩官志下》，李韶任道州知州军事在绍定三年。”其所引康熙《永州府志》卷六《秩官志下》谓：“宋·道州知州军事：绍定，李韶，福州人，三年任。”

3.游九功知泉州及其后之历官考述

上述“上封事谏济王竑狱”，史载：宝庆元年（1225）正月，以不满史弥远擅行废立，湖州太学生潘壬、潘丙兄弟等组织太湖渔民和巡卒数十人乘夜入城，强加黄袍于济王赵竑身，赵竑被迫既位，不日即被平定。也就是说，李韶“添差通判泉州”应当在宝庆二年至绍定三年之间。依诸方志，这段时间内的泉州知州是游九功，之后则是方淙。

方淙，先知漳州，后知泉州。知漳州，《八闽通志·历官》漳州知州事列“方淙，宝庆初任”。《闽书》卷六十三《文莅》漳州知州事列“方淙，淙增辟贡院。右宝庆中任”。《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漳州》据《漳州府志》列方淙知漳州于宝庆二年（1226）任至绍定元年。知泉州，《八闽通志·历官》列为“绍定间任”，卷五十四《选举》兴化“嘉泰二年壬戌”（1202）进士谓“方淙，铨之子。终朝奉大夫，直焕章阁，知泉州，赠太中大夫。（兴化县人。）”《闽书》列为“绍定中任”首任即真德秀前一任。道光《晋江县志·职官》列为“兴化县人，绍定三年任”。《宋福建路郡守年表·泉州》据民国《泉州府志》列方淙为翁甫后一任而于绍定三年（1230）任至五年。

游九功“出知泉州”，如前所述，方志多以为始于宝庆元年（1225），如《八闽通志·历官》泉州知州事列“游九功，宝庆初任”；《闽书·文莅》泉州知州列“游九功”为“宝庆中任”二任之前任；道光《晋江县志·职官》之宋知州列“游九功，宝庆元年任”，《政绩》之“游九功……宝庆元年守泉”，《学校》之石井书院“宝庆初，守游九功拨五废寺田以廪士”；其卷九《城池》则载：“翼城，则宋绍定三年（1230）守游九功于诸城口增筑甕城各一，东甕城二；复于南城外拓地增筑翼城。”夹注谓：“县志作绍兴三年，误。此从通志。盖绍兴先绍定九十七年。而官职名宦传：游九功系宝庆元年任。自宝庆元年至绍定三年止六年，则情事适合也。”《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也是依据道光《晋江县志》，而谓“宝庆元年（1226），游九功为台臣劾罢，出知泉州，五年不召”，其中宝庆元年并非“1226年”而是“1225年”，即应为“六年不召”。如果真如道光《晋江县志·城池》夹注所谓“情事适合”，则游九功知泉州是从宝庆元年（1225）任至绍定三年（1230），前后六年。然而，道光《建阳县志·理学》作“除湖北运判，兼知鄂州。入为兵部郎……除宝谟阁待制，知泉州……端平初，召为司农少卿”，《八闽通志·名臣》作“除湖北运判，知鄂州，召为兵部郎官……被论，知泉州。端平初，召为司农少卿”，《闽书·缙绅》作“除湖北运判，知鄂州，召为兵部郎官……被论，知泉州……端平初，召为司农少卿”，康熙《建宁府志·名臣》作“除湖北运判，知鄂州。被论予祠，起为兵部郎……出知泉州。端平初，召为司农少卿”，《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作“除河北运判，知鄂州。被论予祠，起为兵部郎……出知泉州……端平初，召为司郎少卿”，那么，如果游九功知泉州任至绍定三年，则自绍定三年至端平元年（1234）“召”这之间，游九功有四年时间的空档，而知泉州前后六年则是两任（通常一任三年）；因此可以判断，游九功是在“召为兵部郎官”之后“被论”而于宝庆元年“出知泉州”的，故知泉州连续两任六年；大约在绍定三年秋冬之际结束两任泉州知州，因此才能在绍定三年“于诸城口增筑甕城各一，东甕城二；复于南城外拓地增筑翼城”；而“予祠”应在绍定四年初，直至端平元年。因为游九功于嘉定十六年（1223）除湖北运判兼知鄂州历尚书兵部郎官至宝庆元年（1225）出知泉州前，并无“予祠”的时间空档，也无“予祠”的前提因素，而在“召为兵部郎官……被论”后以及“知泉州”后，则“予祠”的前提因素和时间空档都有了。

宝谟阁待制、知泉州游九功，在郡以清严称。后祀泉州贤宦祠。《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谓：“游九功……出知泉州，在郡有清严之称。”道光《晋江县志·政绩》载：游九功“守泉，在郡以清严称。留心教化，拨五废寺田于石井书院，以廪学徒。南安令毛淮、簿谢观作新学舍，考成之日，九功率僚属诸生周旋庙廷，以庆其能。”《闽书·缙绅》载：游九功“知泉州。在郡有清严之称。南安令毛进、簿谢观，作新学宫，考成之日，九功率僚属、诸生周旋庙庭，以庆其能。”按“毛进”为“毛淮”之误；其卷五十四《文莅》南安县知县事作“毛淮，右宝庆中任”。《八闽通志·历官》泉州南安县知县事作“毛淮，宝庆初任”；其卷五十九《祠庙》载：泉州“贤宦祠，以祀……宋……游九功……凡三十五人。”道光《建阳县志·理学》载：“游九功……除宝谟阁待制，知泉州。封建阳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游九功于绍定四年（1231）初“予祠”，端平元年（1234）召为司农少卿，寻兼枢密副都承旨。《八闽通志·名臣》载：“游九功……端平初，召为司农少卿。疏论奸贪多佚罚，诸贤或号召未至；又论沿边夫役之弊。兼枢密副都承旨。”《闽书·缙绅》与《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皆略同，唯“司农少卿”皆误作“司郎少卿”。康熙《建宁府志·名臣》载：“游九功……端平初，召为司农少卿。疏论奸贪多佚罚，诸贤或号召未至；又论沿边夫役之弊。加兼枢密副都承旨。”道光《建阳县志·理学》略同，唯“又论”作“又陈”。《泉州历史网·泉州人名录》误作：游九功“兼枢密院副承旨……端平元年（1234），召为司农少卿，兼枢密院副承旨。”

端平元年十月，司农少卿兼枢密副都承旨游九功，除秘阁修撰出知庆元府。《八闽通志·名臣》、《闽书·缙绅》与《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皆载：游九功“兼枢密副都承旨，出知庆元府。”康熙《建宁府志·名臣》与道光《建阳县志·理学》皆载：“游九功……加兼枢密副都承旨，知庆元府。”宝庆《四明志》卷一《叙郡·郡守》载：“游九功，以中大夫司农少卿兼枢密副都承旨除秘阁修撰知庆元军府事，兼沿海制置司公事，于端平元年十月十一日到任；次年五月初四日，除守司农卿兼知庆元军府事兼沿海制置使。”

端平二年五月四日，秘阁修撰、知庆元府游九功，除守司农卿兼知庆元军府事兼沿海制置使，以循吏称。《八闽通志·名臣》、《闽书·缙绅》与《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皆载：游九功“出知庆元府，以循吏称。入权刑部侍郎。”康熙《建宁府志·名臣》与道光《建阳县志·理学》皆载：“游九功……知庆元府，以循吏称。入权刑部侍郎。”宝庆《四明志·郡守》载：“游九功……次年五月初四日，除守司农卿兼知庆元军府事兼沿海制置使，当年十二月十一日御笔除权刑部侍郎。”

端平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守司农卿兼知庆元军府事兼沿海制置使游九功，除权刑部侍郎；次年正月交割。于是丐祠，再调不赴，除待制，加宝谟阁直学士。宝庆《四明志·郡守》载：“游九功……次年五月初四日，除守司农卿兼知庆元军府事兼沿海制置使，当年十二月十一日御笔除权刑部侍郎，于端平三年正月□日交割。”《八闽通志·名臣》载：“游九功……以循吏称。入权刑部侍郎，丐祠，再召不赴，除待制，加宝谟直学士。”《闽书·缙绅》载：游九功“以循吏称。入权刑部侍郎，丐祠，再调不赴，除待制，加宝直学士。”其中“宝”下脱一“谟”字或“谟阁”二字。《闽中理学渊源考》卷二：“游九功……以循吏称。入权刑部侍郎，丐祠，再调不赴，除待制，加宝谟直学士，卒。”康熙《建宁府志·名臣》载：“游九功……以循吏称。入权刑部侍郎，丐祠，再召不赴，除待制，加宝谟直学士，致仕，卒。”道光《建阳县志·理学》载：“游九功……以循吏称。入权刑部侍郎，乞祠，再召，不赴，除待诏，加宝谟阁直学士，卒。”其中“除待诏”之“诏”为“制”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