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的治疗观

世界上，无论要解决任何一个疑难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对这一事物的思想观念问题。观念虽然并非是解决问题的实际方法和具体步骤，但是它常常会影响和决定研究解决问题的成败，因为有了正确的观念，才能自觉地去选择和应用正确的、切合实际的理论和方法。科学的理论，科学的研究方法，常常代表着科学的发展水平，科学发展的总体水平决定着科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一项疑难问题的解决，一项科学研究能否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所采取的研究理论和方法。社会的变革需要有正确的理论为先导；在自然科学领域中要揭示某一学科及其分支的内在规律，也需要有正确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当然，某一理论的形成和出现，首先是来源于实践，而实践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又依赖于理论的指导。一种正确的理论一旦形成，就会对新的实践产生重要的作用，我们对肿瘤治疗预后的研究也是这样。

恶性肿瘤在病因、发病机制、治疗预后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未知。在对恶性肿瘤研究的整个过程中，虽然无数学者根据各自的实验结果，不断地提出各种学说，但时至今日，无论是在肿瘤的病因研究还是治疗方法的实践，治疗效果、预后等方面仍然有许多意见分歧，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现代医学的进步虽然为肿瘤的诊断治疗提供了许多检查诊断的方法，然而，恶性肿瘤仍有较高的死亡率，发展快、转移难以控制、生存时间短等问题往往使人望而生畏。患者一旦被确诊患了恶性肿瘤，就认为是判了“死缓”。在这种极端悲观思想观念的影响下，一些患了恶性肿瘤的患者，常常会因绝望而拒绝治疗，不久于人世，有些患者消极等待，精神上压力重重，对医疗失去信心，或对医疗缺乏应有的积极配合，最终难以获得本来可以达到的治疗效果。

实际上，尽管在恶性肿瘤的病因、发病机制、治疗及预后方面确实存在着复杂性，但是任何复杂性的存在不应影响和限制人们对其进行深入研究。辩证唯物主义认为，虽然每一个时期人们的认识总要受一定条件的限制，是相对的、有限的，但是就整个人类的认识能力而言，却是无限的。世界上只有尚未被认识的东西，而没有不可认识的东西，人类的认识就是一个由有限到无限的发展过程。可以肯定，人们对恶性肿瘤的认识也是如此，只要我们勇于去主动地研究它、认识它，恶性肿瘤复杂的奥秘也是完全可以被揭示的。

在研究肿瘤的治疗及预后时，我们之所以特别强调观念，这是因为无论是日常生活中，还是从事某一专业性的研究工作中，一个人对其所面临事物的认识和所持有的理论和方法都将随时影响着他的行为。医生的医疗行为也同样受其对疾病的认识态度和理论观念的影响，积极的态度将千方百计地在困难中选择、探索有效的治疗措施，去争取十分有限的希望；而消极的态度则可能过早地放弃治疗，盲目扩大不治之症的范围，这就可能使某些本来尚有治愈希望的患者失去了治愈机会。就病人而言，现代医学的许多研究（如皮质内脏相互学说、应激学说、免疫监视学说、精神神经免疫学说等）都已证明，不同的精神状态将在体内产生一系列的神经、内分泌、生化免疫等方面的变化，从而影响机体的功能。一个恶性肿瘤患者，一旦确诊，就面临着生命的严重威胁，所接受的任何治疗都意味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因此肿瘤病人的精神负担、心理压力是可想而知的，是特别值得重视的。另外病人集生物性和社会性为一体，他随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医生、家庭、亲友的认识观念、经济状况、社会舆论、周围人行为的影响，所有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在治疗过程中发生程度不同的作用，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治疗的效果。因此，无论是医生或病人亲属，当面对一个恶性肿瘤患者时，应是一个积极的乐观主义者，而不应是一个消极的悲观主义者。医生保持积极的态度，会提高对肿瘤的正确认识，激发设计出良好的治疗方案，掌握现代有效的医疗技术。患者的家属和亲友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会通过自己言行影响和教育患者树立起战胜恶性肿瘤的信心和勇气。作为医生，还有责任纠正患者家属及其社会舆论对恶性肿瘤抱悲观态度的错误认识，这在表面上看似乎是恶性肿瘤治疗之外的事，实际上却是直接影响肿瘤患者预后的重要问题。

应当承认，在目前情况下，恶性肿瘤的预后确实较差，死亡率较高，在其发病发展及治疗过程中，还有很多复杂问题。但是承认复杂性的存在，而不是要回避它或者呈现一筹莫展、消极等待的态度，而应当积极主动地对其复杂性进行研究。应相信，世界上任何复杂的事物都是有一定规律的，越复杂的事物越需要花大的力量去进行研究。只要经过努力，任何复杂的事物也是可以认识解决的。我国古代医学家陈自明结合自己的实践指出：“世上无难治之病，有不治之人，无不治病之药，只有不善用药之人。”这虽然是陈氏个人的经验之谈，但是他说明了医生、药物与疾病之间的辨证关系，同时告诉我们，任何复杂的疾病只要敢于积极主动的去研究、去治疗，最终是可以认识、争取治愈的。因此面对恶性肿瘤，无论是医生、患者或家属，都不能消极等待或表示无能为力，任其自然变化，而应对恶性肿瘤的预后抱以积极的乐观态度。当然，提倡对恶性肿瘤抱乐观态度并不是盲目的乐观，而不重视其严重性。乐观也要实事求是，也要认真地去研究其规律性。另外，乐观也并不是没有根据的，在医学史上，人类已经控制了许多复杂的、死亡率较高的疾病，如天花、鼠疫等传染病，也曾对人类的健康和生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也曾使人们像今日对恶性肿瘤一样“谈虎色变”。但是随着无数医学科学工作者的努力，随着医学的发展和进步，这些传染病早已销声匿迹而成了历史。应当坚定地相信，今日的恶性肿瘤也同样会像过去的天花、鼠疫等传染病一样被人类所征服。这是我们在讨论恶性肿瘤预后时，首先应当树立的观念。要求人们树立这样的观念，并不是毫无根据的天方夜谭，从许多对恶性肿瘤的研究和大量的临床治疗中已使人们看到了曙光。如果认真地回顾和分析研究恶性肿瘤的历史，就会发现对恶性肿瘤的预后完全可以持乐观的态度。

实际上许多人今日仍然对恶性肿瘤的治疗效果缺乏信心，这往往是不了解肿瘤的治疗史和治疗现状的结果。今天人们所看到的恶性肿瘤在短期内导致不良后果者，绝大多数是延误诊断时间过长，已处在进展期的肿瘤，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患者并没有得到现代有效的系统方法治疗。如果你认真地去研究一下恶性肿瘤的治疗历史，考察近20年来对恶性肿瘤治疗的历史和治疗方法，治疗效果的巨大进展，就会自然地抛弃对恶性肿瘤预后感到失望的消极观念。大量的临床资料表明，当前治疗恶性肿瘤的形势已经出现了可喜势头，如在20世纪40年代，磺胺、抗生素出现对细菌性传染性疾病的治疗的转折时期，皮肤癌、绒毛膜癌、睾丸精原细胞癌等一些恶性淋巴瘤或白血病、儿童神经母细胞瘤等恶性肿瘤的治愈率已达30%～90%。出现了大批恶性肿瘤患者长期生存，并能高质量的生活和工作的患者，其中绒毛膜癌治愈后不但能长期生存并能正常生育。在整个恶性肿瘤中，占比例数较大、发病最多、危害最大的实体肿瘤，如胃癌、结肠癌等，只要能够早期诊断及手术，90%以上的患者可以根治。近年来由于化疗、放疗、内分泌疗法或介入放射等方法的有机结合，使以往被认为治疗效果极差，预后恶劣的鼻咽癌、前列腺癌、卵巢癌、膀胱癌、骨肉瘤等肿瘤的治疗效果也有了较大的进步，使患者获得较长时间的生存。过去一直被认为是“癌中之王”的肝癌患者，如今只要能早期发现及时选择科学的治疗方案，也同样能获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亚临床肝癌手术后的5年、10年生存率，也早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大量的临床资料表明，同样一种恶性肿瘤可由于患者对待疾病的态度和接受治疗的主动性不同，预后结果可能大不一样。因此对患者来讲，对恶性肿瘤抱以治愈的信心尤为重要。进入20世纪后，现代医学的发展将会达到更高的水平，随着手术方法的改进和提高，手术条件的改善，各种类型手术的开展，恶性肿瘤的死亡率亦会进一步下降。特别是一些容易被早期发现的部位及范围局限的癌瘤，取得彻底治愈的效果是大有可能的。新的先进的诊断技术如CT、磁共振、核素及血清学检查方法的应用，为许多肿瘤的早期诊断提供了可能，特别是以往无法直接观察到的空腔器官由于有了与外界相通的自然通道，大大地增加了诊断的方便性和确切性，更为早期手术提供了机会。而且早期患者手术难度小，容易开展和普及，手术条件要求又不特别的高，同时随着其他辅助综合治疗方法的增加，因此可以坚信，今后经手术切除的病人，更有可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疗效，取得良好的预后效果。

由于人们认识的局限性和时代的限制，目前临床上对恶性肿瘤的治疗及预后方面尚有许多复杂问题有待弄清，当恶性肿瘤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其发展又可以成为不可逆的。有时尽管用尽了所有的治疗办法，患者仍然难以保持较长的生存期，这也是人们把恶性肿瘤称为“不治之症”的原因。实际上从其一个历史阶段和某一局部来讲，“不治之症”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从整个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任何不治之症都是相对的，随着人们对其认识的深入，最终将会由不治变可治。至于这个过程来临的是快还是慢，就取决于人们对其认识的观念和态度。因此我们认为作为一名医生，面对恶性肿瘤患者时，首先应当抱以积极的态度，探索进取，使其尽快地变不治为可治。回顾整个医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与不治之症的斗争史。在历史上，鼠疫、天花等急性传染病也曾是不治之症，但不久则变成了可治，在抗生素问世之前，败血症等细菌感染性疾病也曾经使人无能为力；在人工肾、肾移植技术尚未应用时一些肾衰竭、尿毒症患者也常常濒临死亡而无法挽回，如今不是都一一被征服了吗？因此，应当相信恶性肿瘤和历史上任何不治之症一样是有阶段性的。随着人们对其认识的深入，必将会变为可治，会有良好的预后。当然也应看到恶性肿瘤作为一类威胁健康和生命的疾病，确实存在着某些复杂性，要真正的认识它是有一定难度的。其条件是：

首先，作为一名治疗恶性肿瘤的医生，在思想观念上，需要树立起一个坚定的信念，要有坚韧不拔的、锲而不舍的顽强意志，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这种顽强的意志和勇气虽然并非技术性的，但是有了这种意志和勇气对调动已有的潜能，充分发挥和掌握技术的效果，具有巨大的作用。在与恶性肿瘤斗争的过程中，许多疑难问题的解决和攻克，都受益于此。1958年，北京协和医院妇科专家宋鸿钊领导的研究小组，正是面对着绒毛膜上皮癌不断地夺去一个个妇女生命的悲痛局面束手无策的情况下，立志要攻克这一当时的不治之症。他们面对困难既没有消极等待也没有悲观失望。而是不怕困难和失败，反复实验，不断探索和总结经验教训，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获得了一整套科学治疗绒毛膜癌的方法，大大提高了该病的治愈率，打破了这不治之症的禁区，如今绒毛膜癌不但完全可以治愈并且还可以健康地生育。假若当初研究组成员也认为绒毛膜癌是不治之症而不敢问津或在困难面前盲目退缩的话，是不可能获得如此成果的。

其次，当面对恶性肿瘤时，不但需要有顽强的意志和勇气去克服它，还要有正确的思维与方法。无论解决什么问题，不同的思维方式常常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掌握了一种良好的科学方法就好比有了得心应手的武器，就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如上海中山医院以汤钊猷为首的肝癌攻关研究中心，就是既有意志、勇气，又掌握科学思维方法的集体。他们在肝癌这个被称为“癌中之王”的不治之症面前，不墨守成规，不照搬国外的传统研究方法，从1969年开始了对原发性肝癌的攻关研究，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辅以科学的思维方法，经过不断探索终于使原发性肝癌的诊断从难变易，创造出临床肝癌、微型肝癌的诊断方法，使肝癌从不治到可治，切除后5年生存率达62．7%，2cm以下无血管侵犯者，切除后5年生存率达100%，大肝癌姑息切除的5年生存率为12．5%，姑息性外科切除加肝动脉结扎插管和治疗的5年生存率18．1%。对以往认为不能切除的肝癌行多种方法联合应用缩小后再切除，为不能切除肝癌患者提供了切除的希望，经40例观察，其5年生存率竟高达68．4%，使我国肝癌的早期诊断、治疗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为攻克癌症作出了重大贡献。

由此可见，任何不治之症都是相对的，只要经过努力，不治之症也是可以变化的，关键在于面对不治之症时，医生有没有主动战胜不治之症的信念和勇气，是否掌握了科学的思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