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中医学院成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卫生部执行中医进修，实行中医考试的政策，并将西医基础和预防医学作为中医执业的必要考核内容，这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太现实的。全国西医仅有2万人，且大多数集中在城市。无论从城市到乡村，中医依然是重要或者是主要的医疗力量。大批中医不能获得执业资格，这必然引起一系列社会问题。

1954年，中医的情况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1954年2月的第三届全国卫生行政会议决议中提到：“团结中医，充分发挥中医力量，正确地对待中国旧有医学遗产，是卫生工作中一项重要政策……坚决克服忽视和歧视中医的偏向。”^[77]1954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向中央文委副主任钱俊瑞传达了毛泽东对卫生部“歧视中医错误”的批评。7月份中央文委党组成立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开始调查中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作出了关于改进中医工作问题的报告。报告指出“半数以上的城市居民和几乎全部乡村居民靠中医中药治病”，而卫生部门“从领导思想上看，却并没有认真地执行中央的团结中西医的政策，实际上是执行着限制和排挤中医的政策”；《中医师暂行条例》和《中医考试办法》要求过苛、不合实际，不适当地限制了中医的作用；中医进修学校“片面地鼓励中医改学西医，实际上起了逐渐消灭中医的作用”。报告批评：“卫生部门，首先是中央卫生部，过去在对待中医问题上确实是违背了中央的政策，掉进了宗派主义的泥坑。”^[78]最后，报告提出了卫生部设立中医司、成立中医研究院、吸收中医进大医院、改善中医进修工作、整理出版中医古籍等一系列发展中医的建议。11月，中央同意报告并批转卫生部。随后，从中央到各地方，对王斌、贺诚歧视中医的思想进行了批判，两人的职务被撤销。卫生部成立了中医司，专门负责中医工作的管理。1955年12月，中医研究院正式成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立的第一所全国性中医科研机构。1956年，卫生部正式发布《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的通令》和《关于废除中医师暂行条例施行细则的通令》，指出：“（条例）与党的中医政策精神相违背，使中医工作受到严重的损害，特此宣布废除。”

1956年，卫生部和高等教育部决定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四地筹备成立中医学院。中医从此有了正规的高等教育，我国的中医工作走上了正轨。

1954年，中央对卫生部的中医工作进行批评，年底，卫生部指示各地学习有关精神。广东省卫生厅于1955年1月下旬到2月上旬组织学习，围绕本省的工作进行讨论，包括三方面：^[79] 对中医的认识有哪些主要分歧点？^[80] 学习前后的思想情况和认识；^[81] 改进中医工作的建设和具体办法。①卫生厅承认，在中医进修工作有不当之处：“表现在中医教育培养问题上，采取了消灭中医的错误措施。从1951年开始，全省各县开办了不少中医进修班，所有课程均采用西医，卫生厅不特未加纠正，且加以支持。至1952年更由厅正式颁发课程标准，完全采用西医，使进修学员只学西医丢掉中医。1953年进一步把中医学校并入中医进修学校后，对中医进修工作很少加以积极的领导，使一部分中医都误解到这是消灭中医的先兆。”对改进中医工作的建议提出，“必要时应设置中医专科学校”，“充实和健全现有中医进修学校的设备、师资，修订教学计划，改进教学方法、制度及课程，使能真正传授中医学术，纠正以前中医西医化的做法”。②1956年卫生厅工作计划提出：“今年内要积极筹办中医学院，培养中医药高级人才。”③

1956年4月29日，中央卫生部发出公字第260号函，指示广东省卫生厅筹办广州中医学院。根据中央卫生部有关精神，5月，省卫生厅即着手拟定筹办委员会名单，并呈送省委文教部，经过反复商量，最终确定了正式名单，1956年6月18日，经广东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通过，以（56）粤人字第322号文公布：

主任委员：古大存

副主任委员：陈汝棠、娄光琦、黄省三、陈经镇

委员：古鸿烈、卢宗强、李达潮、李福海、何竹林、罗元恺、周贯民、林茵、柯麟、查树兰、郭梅峰、梁乃津、梁尚博、梁嘉、冯德瑜、张梦石、程祖培、蔡仰高、黎云卿、谢泽霖、萧熙、庞中彦

主任委员古大存（1896—1966），广东五华人，先后担任中共七县联委书记、东江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红十一军军长、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中共广东省委统战部长、西满分局常委兼秘书长、东北局委员兼组织部副部长。时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广东省委书记兼副省长。

副主任委员陈汝棠（1896—1961），广东高明人。毕业于广州中法医科专门学校。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1926年参加北伐，任北伐军医务院长。后在广州主办广东省地方武装警卫训练养成所，并任国民党海军司令部、第一集团军军事政治学校医务处处长。抗日战争时期，任第四路军看护干部训练班主任、广东省救济委员会主任兼救济总队队长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广东省卫生厅厅长，当时任广东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兼华南临时工作委员会主任，第一、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副主任委员黄省三（1882—1965），广东番禺人。幼时随父习医，行医故里。1910年迁居广州医寓“黄崇本堂”，1924年离穗赴港，名闻港粤一带。1955年返广州定居，历任中华全国医学会理事、中华全国医学会广东分会副会长、广州中医学院教授等。

另外两位副主任委员，娄光琦为当时省文教办公室主任；陈经镇为归国华侨，后赴延安参加八路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任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广州医学院副院长等职。从人员配备上看，省委省政府对筹办工作是高度重视的。

1956年7月24日，筹备委员会由陈汝棠副省长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会议上确定：中医学院暂设在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内，并利用原有空地建筑办公教学大楼一座（已经施工），并修缮学校原有房屋作为教室和宿舍。当年开始招生，预计招收120名学生。课程方面，第一学年主要以中医课为主，师资从全省调集。1956年，中央国务院（56）国二办周字第19号文批复卫生部报告，同意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分别成立四所中医学院。9月，广州中医学院正式开学。

广州中医学院成立之初暂设在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内，为了支持中医学院，学校旧有的门楼拆除，新建了一栋大楼由学院使用。另外新建膳堂、厨房一间，由学院与学校共同使用。这个时期，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的师生积极参加了学院的建设工作。像刚从医专班毕业不久的李国桥，就参加了学院的招生工作，据其回忆：

广州中医学院筹委会设在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内（张湘提供）

当时招生的方式不是统考，而是每个学校派人去招收。我就带着中医学院的相关文件去湖南。事前和当地卫生厅联系过。所以一到湖北就先到湖北卫生厅。事前有所安排，由我们带着试卷去，然后再把试卷收回来。考多少科，我就带齐所有的试卷去。每一个省只有几十人参加考试。那时候人数不多，我们（中医学院）第一届总共才六十多个学生。在五个省招生，我就负责湖南湖北两个省的招收工作。每个省考试的只有四五十人……（学生）各种类型的人都有。甚至有一些人在医士学校毕业，医士学校相当于高中，读完初中再读三年医士工作课，有些人就是带着这种背景来考试的。所以各种情况都有，所以各种年龄层的人都有，不过总体来说不会相差得太远。^[82]

广州中医学院首届学生劳绍贤也记述过开学时的情况：

学院刚开办时，只有一个本科医疗系。1956年首届招生有125名学生，设两个大班、四个小班。那时，中医学院正在筹备阶段，校址是临时借用广东中医进修专科学校（注：应为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下同）的（现大德路广东省中医院住院部）。大学一年级我们在进修专科学校的礼堂上课，就连吃饭、开会都在这个礼堂。1957年广东中医进修专科学校结束后，我们才进入该校的课堂上课。1958年才搬到三元里校区。^[83]

而且，据香港中药联商会记载，该会为支持成立中医学院，还捐赠了原中医专科学校剩余的办学经费：

1956年开始在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内筹办广州中医学院，罗校长亦是筹办委员，同年九月，学院正式开课。我香港中药联商会还将存下一笔补助中医药专科学校之款项四万多元港币送给学院作为购置仪器之用。专科学校之毕业学生先后在广州中医学院及两附属院担任正副院长有六人，获高职者有二十余人，成为学院创办初期之主要力量。^[84]

可见广州中医学院的创办，有着广东中医药专科学校的深深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