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的科技交流

有人称人类历史上有两次思想上大的飞跃，一次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相对应的是欧洲希腊哲学的兴起，还有印度、埃及，似乎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一下子开了窍，他们相继创造出灿烂的文化，并为各自的文化打下烙印。第二次是欧洲16世纪的文艺复兴，而这一次与上次的百花齐放不同，似乎只有欧洲一枝独秀。那么在这一时期，科技、文化领先了世界千余年的中国就真的毫无作为吗？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明清两代成为中国没落的两代，在这两代，欧洲全面超越了中国，中国则几乎是原地踏步毫无作为，成为一条公理。但当我们拂去史书上的尘土，却发现原来历史可能不是这样的。

文艺复兴带给我们的主要是民主和科技这两方面的进步，在这两面大旗的指引下，欧洲列强相继发生了革命，走上资本主义的道路。明朝很民主甚至民主到首辅可以封还皇帝的圣旨，使得金口玉言变成废纸一张，更有甚者，明朝的言官竟以给皇帝提意见为荣。甚至有个叫雒于仁的在年底给万历皇帝上《酒色财气疏》，骂得皇帝一无是处，搞得万历连年都过不好，九五之尊自然是气不过，但最后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雒于仁告老还乡、寿终正寝、名留青史，想打雒仁兄的屁股出出气都不行。

明朝还出了一位圣人，他就是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军事家、哲学家王守仁。他创立了“心学”体系，后世在他的思想下形成了泰州学派，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启蒙学派，它发扬了王守仁的心学思想，反对束缚人性，引领了明朝后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泰州学派中的代表人物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思想启蒙解放的先锋——李贽。李贽是中国历史上反封建传统、反封建礼教、反权威主义，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对后人反传统权威、反君主专制、反封建礼教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蒙作用。他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提倡人类平等；反对封建礼教；反对理学空谈，提倡功利主义和“至道无为”的政治理想。而且李贽大胆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表现出对专制皇权的不满，成为明末清初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导。他在社会价值导向方面，批判重农抑商，扬商贾功绩，倡导功利价值，符合明朝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要求。如果中国能够顺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恐怕会成为和孔、孟比肩的圣人，但中国毕竟没能够顺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所以他们的名声甚至远不及程、朱。

在明朝科技十分发达，当时虽然理学盛行，但已有许多文人墨客开始注重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徐霞客以一己之力游历祖国山川，然后著成《徐霞客游记》与李时珍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图文并茂、注重实际、重视实践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科技著作，被欧洲学者称为“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书中对农业方面的丰富经验进行了总结，全面反映了工艺技术的成就，其中许多生产技术，一直沿用到近代。《天工开物》是对中国古代的各项技术进行的系统总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科学技术体系，它先后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其中关于制墨、制铜、养蚕、用竹造纸、冶锌、农艺加工等方法，都对西方产生了影响，代表了中国明代的技术水平。可惜的是这些研究成果虽然伟大，但都没有得到当时政府的支持，他们如果在欧洲，不知道有多少国王会对他们垂青，而在中国只不过是雕虫小技罢了。不过在明朝末期，崇祯皇帝改正了错误，他重用徐光启等人，虚心向欧洲学习天文、数学等方面的知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即便如此，在中学历史课本中仍然给出了一个近代欧洲科技已经超过中国的结论。即使结论正确，这一比较也是建立在将中国和整个欧洲相比的基础之上的，如果单一的欧洲国家还是无法与明朝相抗衡的。而且谁也不可能永远领先，关键是能看到自己落后的一面，并正确对待，在这方面明朝为我们做出了很好的表率。

火药大概是最令中国人痛心疾首的发明了，欧洲列强就是靠着中国人的这项发明打开了中国的国门。有人甚至说“中国人发明了火药拿来做烟花，外国人看到火药拿来做武器”，其实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句话有多幼稚。中国人自从发明火药后就开始用于战争，但到明朝嘉靖年间，造炮技术的确已经落后于欧洲，当时葡萄牙的军舰开到中国在广东沿海大肆掠夺。万历初年皇帝命汪进行剿灭，明军第一次战役就因为葡萄牙战舰船坚炮利大败而归。但汪并未灰心，他坚信必须师夷制夷，用欧洲先进的武器装备部队才能获胜。于是他派出密探策反为葡萄牙舰船服务的中国人，经过4个月的努力，制造了大量的火炮，一举消灭了侵略者。汪还将缴获的葡萄牙舰炮运往北京，建议朝廷加以研制并配备给军队。当时的国防部长李承勋并不配合，万历一怒之下撤换了李承勋的职务，由汪接替。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明朝已经做到了火炮的国产化，制造了大量的先进武器装备部队，著名的关东铁骑就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们配备三连发火枪，纵横天下，谁与争锋？！到抗倭援朝的时候，明朝的火器更是让倭寇吃尽了苦头，碧蹄馆之战，数万日军包围了4000名明军，血战一上午，不但没有吃掉对方，反而损失惨重，最后被1000名明朝援军解围，从此斗志全无。海上就更不要说了，李约瑟博士说：“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在世界海战史上明军第一次使用了水雷、舰对舰导弹等先进武器，使日本人成为“第一个吃到螃蟹的人”。有人考证过，鼎鼎大名的努尔哈赤就是死在明朝自制的大炮之下的，据说国产化的大炮性能甚至超过了进口产品。

不仅在军事方面，在天文和数学方面明朝和欧洲都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在崇祯皇帝（没有任何人称他为爱好科学的皇帝）“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的思想指导下完成了天文学专著《崇祯历书》，基本反映了当时欧洲最先进的天文学水平。所以李约瑟说：由于历史的巧合，近代科学在欧洲崛起与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的活动大体同时，因而近代科学几乎马上与中国传统科学相接触。明代的传统数学、天文学由于西学的到来而复兴。到1644年（明朝灭亡的那年）中国的和欧洲的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它们完全融合，浑然一体了。“西洋方法不妨兼收，各家不同看法务求综合”。这才是中国人对待科学的态度，落后不怕，我们会努力、会迎头赶上。在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下，我们有理由相信，科技即使暂时落后，在不断交流、学习中也会赶上，而像欧洲列强一样步入近代进一步进入现代化。

在这一时期，医学方面中西方的交流也不少，但主要表现为对外的输出，例如《本草纲目》。究其原因，主要是当时来中国的欧洲人主要是传教士，他们之中懂得医的本来就凤毛麟角，而且这凤毛麟角的人带来的不过是过时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老古董。直到1643年，才有耶稣会士邓玉函等据包因（Gaspara Bauhin）《解剖学》编译的《泰西人身说概》由毕拱辰润色后出版。可惜的是在书出版后的第二年明朝就灭亡了，使得这本书没有广泛流传，据说在北京医科大学还存有手抄本。但像王清任这样，致力于解剖学研究的职业医生都没有看到这本书，甚者可能都未听说过这本书，可想而知这部书的影响之小。崇祯时期出版了汤若望编著的《主制群征》，里面“叙述了脑的结构功能以及与脊髓连为一体。还有脑神经的数量（6对），以及其中5对的功能。脊神经的数量（30对），并初步描述了神经之遍布全身，另外还有神经的结构”（引自《明清之际传入中国之西方生理学》）。在16世纪中叶近代解剖学的奠定人维萨留斯还被迫害致死，所以这些书在当时的欧洲出版可能都有困难，似乎明朝中医对新事物的学习欲望大大超过了现代的中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