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名著论肺痨

《黄帝内经》《金匮要略》等等隋朝以前的著作有过一些相近的论述，但不十分明确。

唐代孙思邈《千金方·九虫》提出“劳热生虫在肺”，明确认定病位在肺。王焘《外台秘要·卷十六》也指出“肺劳热，损肺生虫”，“生肺虫，在肺为病”。提出“肺虫”之说，已认识到肺痨病是由一种特殊的“肺虫”引起的。《外台秘要·传尸》对肺痨病的临床表现的观察也很详细，认为肺痨病“莫问老少男女，皆有斯疾”，并描述其症状是“有时盗汗，食无滋味，口内生疮，心常烦热，唯欲眠卧，朝轻夕重，两颊口唇悉红亦如傅烟（胭）脂，又时手足五心皆热……”

宋元诸家对本病的研究大有发展。宋代陈言《三因方》与严用和《济生方》列“劳瘵”专篇，明确地将肺痨从一般虚劳和其他疾病中独立出来，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一大发展。《三因方·劳瘵》指出本病“内非七情所忤，外非四气所袭”，“多由虫啮”引起，还叙述了肺痨的症状表现，说：“其变有二十二种，或三十六种，或九十九种，大略令人寒热、盗汗……或脑后两边有小结核，连复数个。”并强调治肺痨当用“杀虫”的治法。《济生方·劳瘵》同意其说，认为本病是肺“受虫啮”所致，且“为人之大患，凡受此病者，传变不一”，已注意到对其病机进行研究。

对肺痨的病机研究最有成效者首推元代朱丹溪。《丹溪心法·劳瘵·附录》说：“盖劳之由，因人之壮年，气血完聚，精液充满之际，不能保养性命，酒色是贪，日夜耽嗜，无有休息，以致耗散真元，虚败精液”。强调了劳瘵形成的内在因素。并认为肺痨的病机是“火盛金衰”，并且说：“劳瘵主乎阴虚”，治疗上切忌大寒大热，“殊不知大寒则愈虚其中，大热则愈竭其内”，为治疗肺痨指明了用药方向。

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对本病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入。明代李梴《医学入门》指出了肺痨必具潮热、盗汗、咳嗽、咳血等六大主症，以及某些常见的兼症，为临床诊断提出依据。龚廷贤《寿世保元·劳瘵》则进一步对其病机实质作了阐述：“大阴虚火动，劳瘵之疾，由相火上乘肺金而成之也。伤其精则阴虚而火动，耗其血则火亢而金亏。”李中梓《医宗必读·虚痨·传尸劳瘵》进一步提出“补虚以补其元，杀虫以绝其根”的治疗大法，其中特别强调杀虫一法，说：“能杀其虫，虽病者不生，亦可绝其传疰耳”。认为杀虫不仅有治疗意义，还有预防意义。清代李用粹《证治汇补·痨瘵》提出“痰瘀稽留”之说，在其病机演变方面又有所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