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名医医案免费视频讲解

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中医之成绩，医案最著。”因此，古往今来，业医者十分重视对医案的总结记述，习医者无不从历代医案中获取营养和启迪思维，中医教育学家也把医案作为考核评判学生中医理论修养和临床医疗水平的重要指标，中医科研工作者也将医案作为研究对象和素材。

医案在中医学术的继承和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中医临床、教学及科研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和作用，概括起来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十个方面。

（一）医案蕴藏着中医学遗产的宝贵财富

近代医学家恽铁樵在《清代名医医案大全·序》中说：“我国汗牛充栋之医书，其真实价值不在议论而在方药，议论多空谈，药效乃事实。故选刻医案乃现在切要之图。”

中医学历史悠久，历代积累的医案数量相当可观。中医医案是历代前贤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总结。从先秦两汉伊始，迄今数千年，医案记载越来越多。据统计，从有医案记载开始至清代末年，累积医案达2万余则，清末至近代，名医医案更是数以万计。从清代中叶至清末，医案专著就有150多部。仅《名医类案》与《续名医类案》两书，就收集清以前名医佳案8　000则。

可以说古今许多名医寝馈岐黄，将其于医道三折肱之甘苦，记入医案之中。更有叶天士、岳美中等许多大临床家，他们毕生忙于诊务，无暇著述。他们的临床经验，多由其门人及后学搜集整理为医案书籍出版，为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遗产。这是中医治学的真凭实据。这些医案凝结了医家十分宝贵的心血，是其临床经验的结晶和理论思维的集中体现。正因为如此，清代名医何鸿舫的一页处方，东瀛人愿以高价收存。从某种意义上说，医案比中医理论性著作的价值更大。因此，有学者认为“读书不如读案”。

当代学者余瀛鳌说：“我不成熟的看法是：目前中医界正面临一个继承、弘扬与拓展、创新的历史时期。今后对临床各科疾病在治疗上的突破与提高，深入研究古今名医医案是其重要的学术基础之一，也将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希望我们共同予以珍视。”

（二）医案集中记载了活生生的、救死扶伤的临床事实

中国传统医学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是其颇具经验医学特色，而这一特点在医案中得以充分体现。中医医案是在中医整体观念、辨证论治基础上的临床实践的产物，是任何人不可抹杀、不可忽视、不得不承认的铁一般的事实。莎士比亚的杰出剧作《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句名言：“事实总会升起到人们的眼前，即使用全世界的泥土压住它也是枉然。”巴甫洛夫认为：“事实就是科学家的空气，没有事实，你们永远不能飞腾起来。”

中医医案是历代医家一桩桩活生生的救死扶伤的临床事实，它不是在尸体上的实验研究，而是在大量的活体上所做的直接的人体试验观察，因而具有真实性、生动性、科学性、感人性等特点。

清朝末年，一位英国医生患呕吐证，“屡屡吐，绝食者久矣”，邀请了日本医生和美国医生共同为之治疗，其结果是“协力治疗之，呕吐卒不止”。当时已认为患者是不起之人，遂求盐山名医张锡纯“一决其生死”。经过详细诊视之后，张氏说：“余有一策，试姑行之。”即用张氏自制的半夏加茯苓生姜，“一二服后奇效忽显，数日竟回复原有之康健。”张锡纯技高一筹，使得“东西洋大夫”赞叹不已，敬佩至极。

再如颜德馨教授用水蛭粉吞服和其他中药内服，治疗静脉性血管瘤（巨肢症），疗效喜人。如其治一女学生王某，19岁，患者于出生后，即发现左手背有一芝麻大小的黑痣，至满月后逐渐手指肿胀，并蔓延至手指、前臂，日以增大，且疼痛难忍，不能劳动。X线片显示：左前臂及手背血管瘤，尺骨中下段增粗，尺桡远端关节脱位。院外会诊认为已无法保留，拟予截肢治疗。于1976年5月请颜教授诊治。初诊时，左上肢血管瘤，左手前臂周径为39cm，左手背周径为28cm，青筋暴露，患者疼痛，断为壮热交滞于络，随气凝结，气血违乖，留而成瘤。给予清热化瘀，软坚消瘤。处方用丹参、牡蛎、地龙、牡丹皮、赤芍、红花、炮甲、地鳖甲、川芎、威灵仙、桃红等化裁，同时加用水蛭粉1.5g另吞。后改至每日3g吞服，先后服药200余帖。1978年1月复查，左前臂周径缩小为26cm，左手背周径缩小为24cm，避免了截肢。

事实胜于雄辩。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今天，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诊疗特点的中医学越来越受到全球的广泛重视和青睐，医案显然是关注的重点。

（三）医案综合体现了中医各学科的知识结晶

中医医案具有综合性的特点，正如秦伯未说：“合病理、治疗于一，而融会贯通，卓然成一家言，为后世法者，厥惟医案。”中医医案汇集医者中医理论知识、中医诊断方法、中药方剂学、中医临床学、中医思维方法等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于一身，是医者中医学及相关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的临床结晶。中医医案多系理法方药俱备，每一案例可视为一个完整的辨证论治的范例。学习医案最明显的好处，就在于它不是孤立地学习某一方面的单一内容，而是把中医的理、法、方、药及辨证论治有机地融合为一体，通过学习医案可使中医药理论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起来。

孟子有云：“梓匠舆论，能与人规矩，不能与人巧。”中医之基础理论犹规矩也，临床应用之圆机活法犹巧也。基础理论是对临证高度的概括，因而显得笼统抽象。学过中医初涉临床的医生，往往感到病证千变万化，几乎少有像书本讲得那么规范，症状也不像书本描述得那么典型，原方抄录，与证难以吻合，甚至从事临床多年的人，有的也胶柱鼓瑟，疗效欠佳。因此，人们渴望能学到随证化裁、切合实用的临床治法和医疗经验，使中医药理论切于临床实用。那么，古今名医医案，极有助于对基础理论的学习及应用，加深我们对辨证论治过程中每一个环节的认识和理解。

比如，异病同治是中医学的基本理论，临床怎样运用？通过医案最能反映出来。这里例举张锡纯所治两例危急重症，均重用山药而治愈案，加以说明。

张氏曾治“一妇人，产后十余日，大喘大汗，身热劳嗽，医者用黄芪、熟地黄、白芍等药，汗出愈多。后愚诊视，脉甚虚弱，数至七至，审证论脉，似在不治。俾其急用生山药六两，煮汁徐徐饮之，饮完添水重煮，一昼夜所饮之水，皆取于山药中，翌日又换山药六两，仍如此煮饮之。三日后诸病皆愈”。

又治“一人，年四十余，得温病十余日，外感之火已消十之八九。大便忽然滑下，喘息迫促，且有烦渴之意。其脉甚虚，两尺微按即无。亦急用生山药六两，煎汁两大碗，徐徐温饮下，以之当茶饮完煎渣再饮，两日共用山药十八两，喘与烦渴皆愈，大便亦不滑泻”。

上述两案中，前案患者为产后气脱、气不摄津之大喘大汗症；后案则为温病后期气脱之大便失禁、喘促之症。面临危急重症，张氏单用大量山药，取其效专用宏、益气摄纳之效，从而力挽狂澜。其辨证之准确、用药之精当，反映了张氏深厚的理论功底和独特的用药经验，这是一般教科书难以学到的。中医异病同治的理论，被张锡纯在临床运用得淋漓尽致。可见，医案常集医理、药理和临床辨证思维于一是，是医者中医各学科及相关学科知识的集中体现。

（四）医案充分反映了名医辨证论治和知常达变的心法

清代名医俞震在《古今医案按·自叙》中说：“闻之名医能审一病之变与数病之变，而曲折以赴之，操纵规矩之中，神明于规矩之外，靡不随手而应，始信法有尽，而用法者之巧无尽也。成案甚多，医之法在是，法之巧亦在是，尽可揣摩。”

张山雷在其所编讲义《古今医案评议》中说：“医书论证，但记其常，而兼证之纷淆，病源之递嬗，则万不能条分缕析，反致杂乱无章。惟医案则恒随见症为迁移，活泼无方，具有万变无穷之妙，俨如病人在侧，馨咳亲闻。所以多读医案，绝胜于随侍名师而相与晤对一堂，上下议论，何快如之！”

中医学的特色是从整体观念出发，全面收集并仔细辨别病人的各种症状和体征，进行辨证论治的。古今名家医案蕴藏着其宝贵的辨证论治和知常达变的思维方法，每个医案都凝聚了中医学家因人而异、个体化治疗的思想。蕴涵着历代医学家的精细的诊察能力、卓越的思辨方法和高超的学术思想，其诊疗技巧常可启迪后人，供人借鉴。中医的许多精华就在个案之中，成功个案凝聚了中医学家个体化治疗的思想，是科学的普遍性在特殊性中具体运用，并经实践检验是真理。

例如，失眠一证，临床比较常见，治疗方法多种多样。而《冷庐医话》记载：“偶从杭城沈雨溥书坊购得《医学秘旨》一册，有治不睡方案云：‘余尝治一人患不睡，心肾兼补之药遍尝不效，诊其脉，知为阴阳违和，二气不交，以半夏三钱，夏枯草三钱，浓煎服之，即得安睡，仍投补心等药而愈’。盖半夏得至阴之气而生，夏枯草得至阳之气而长，二药配伍，和调肝胃，平衡阴阳而治失眠。”失眠之证，人多以心血不足、心神失养、心脾两虚、心肾不交等方面辨证施治，多用酸枣仁、柏子仁、夜交藤之属，而此案用半夏、夏枯草二药实为巧妙独特，对人启迪良多。

不仅如此，明·徐树丕《识小录》中又载：“半夏一名守田，一名水玉，能治夜不寐。姑苏张濂水，名康忠，尝治董尚书浔阳不眠。用百部一两，半夏一两，董即得美睡，酬之百金。”本案记载张君以区区百部、半夏二药治愈失眠，竟得百金之酬，充分说明其效确凿灵验。

上述两个治疗失眠证的案例十分独特，用药显然与常法不同，但却显示了中医丰富的辨证论治用药经验。试析前案应为肝火上炎上扰神明，同时痰湿困阻脾胃，脾之清阳不升，胃之浊阴不降，阴阳之气升降失常而致失眠，故用半夏伍夏枯草，则是从肝火上炎、胃浊上逆而治，别出心裁，富有创意。后案当为中上二焦痰浊阻滞，致使肺胃之气上逆，困扰神明而致失眠，故用半夏配百部而获奇功。中医辨证论治和知常达变之法于此可见一斑。

再如被视为“将军”的大黄之用，历代医家各有体会，各有验案。

上海名医徐小圃曾为一人治腹闷痰喘之症，处方为大黄半斤，数次分服，患者且疑且惧，但服后爽然痊愈。请于徐小圃曰：“众医屡用不效，先生一味奇功，何秘也？”徐答曰：“君素食膏粱厚味，壅塞热痰，大黄性清下，味香辛，独行则力猛功专，疏塞清秽，何秘之有？”

上海铁道医学院颜德馨教授悬壶之初，治一大出血病人，患者咯血，盈盆盈碗，呻吟烦躁，舌苔黄，热象显著，投犀角地黄汤加味，两易其方皆未见效，病者焦急，医者痛心，怎么办？他请教于盛心如老师，盛嘱于原方加大黄一味，药后血止神安。说明其独到的用药经验。

清代名医费伯雄运用饮食疗法治疗过人参致盲一案也颇为神奇：郑某，体形丰满，素喜进补。日前将上好人参二两纳入鸭煮食，五日后觉目光模糊，十日后两目青盲，不能视物，遍治罔效，求诊于余。余曰：“五脏六腑之精，上输于目，因食参过量，气机遏阻，清气不能上蒸，精气不能上注，故盲也。”《黄帝内经》云：“益者损之”，可用食疗法，嘱日服梨汁一碗，使大便日利二至三次。十余日后，两目已能见物，服至一月，两目复原，能察秋毫矣。

食参过量致盲，费氏仅用简易食疗之法治愈，堪称奇功。此案充分反映了费氏高超的诊疗技巧。

浓绿万枝红一点，动人春色不须多。纵观医案之书，各有特色。清人陆以恬在《冷庐医话》一书中评曰：“本朝医学极盛，医书亦大备……医案之书，魏玉横之博大，俞东扶之精深，顾晓园之灵巧，并堪重范来世。”近人周学海说：“每家医案中必有一生最得力处，细心遍读，是能萃众家之所长矣！”（《全国名医验案类编·绪论》）当代著名学者姜春华教授也深有体会地说：“我学习每家医案能收到或多或少的养料，如王孟英的养阴疗法、薛立斋的平淡疗法、吴鞠通的用药剧重，在临床上各有用处。”（《名老中医之路》第一辑）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人体疾病，千变万化。中医的辨证方法之所以多种多样，完全是由于疾病的复杂性所导致的。许多初学中医的同学问我，为什么要学那么多辨证方法？只学一种不是更好吗？还有些同学问我，一种疾病要分那么多证型，太难记了，能不能少一些证型？同学们的这种愿望是好的，但又是天真的。因为在临床上，由于病因的多样性，以及时、地、人的差异性，疾病表现常常十分复杂，想以简单的方法解决复杂的问题，难免以偏赅全，形而上学。事实上，临床表现比教材所述更为复杂。譬如胃脘痛，教材分七个证型，但病人并非患某个单一证型，常常表现为复合型。如胃痛既有脾胃虚寒表现，又有肝胃不和、食停胃脘之证，三型同时出现，此时不能拘于一法一方，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清主次，加以量化，确切辨证，随证立法，处方用药，方为正治。所有这些，在阅读医案时最能发现和体会，医案最能充分反映名医辨证论治和知常达变的心法。

（五）医案是成功经验和反面教训的最好教材

著名医家陆渊雷认为：“宋后医书，多偏玄理，惟医案具事实精核可读，名家工巧悉萃于是……学者欲求前人之经验心得，读医案最有线索可寻。”（《清代名医医案大全·编辑大意》）原上海中医学院院长程门雪先生认为，医案是反映临床经验的“教材”，他曾尖锐地指出：“一个中医临床医生，没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就会缺乏指导临床实践的有力武器，而如无各家医案作借鉴，那么同样会陷入见浅识寡，遇到困难，束手无策的境地。”（《中医年鉴》，1983）

医案的正反两方面的借鉴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许多初学中医的人，常常是模仿前贤诊治疾病的成功经验走上临床的，即使行医多年之人，也都善于借鉴前贤经验从而走向成功。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内蒙古民族医学院李忠堂先生治疗自汗盗汗，用玉屏风散和当归六黄汤，效果不显，后又按常用量在上述方中加入五味子15g，以图收敛之效，亦不能如愿。一日，偶阅《谢映卢医案》，其治疗自汗盗汗方内均重用五味子，深受启发，再遇自汗盗汗，五味子用量加至25g，服药后果然汗出顿减，直至痊愈。

从医案中汲取反面教训同样也是十分重要的。科学史专家丹皮尔说：人类“是在崎岖颠仆、十试九误的过程中进步的”。美国物理学家、数学家文说：“我坚持奋战五十五年，致力于科学的发展。用一个词可以道出我最艰辛的工作特点，这个词就是失败。”一个矢志不渝地追求真理的科学家是不畏惧失败，并善于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从而走向成功的。失败只是走向新的辉煌的路上的起点。

中医学的起源与发展，不仅渗透着无数人的心血，而且付出了十分惨重的代价。“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三折肱而后为良医。”近代著名医学家章次公先生十分重视对失败案例的总结，指出“录之既自惕砺，且勉后学”。因此，多读医案，可以了解别人在实践摸索过程中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少走弯路。

例如，我们的祖先把水蛭的局部吸血疗法称为“蛭针法”。水蛭，古代称之为“蜞”。晋代医家葛洪，首先记录了“取水蛭令嗜去恶血”，以治疗毒肿的外治方法。唐代名医孙思邈，曾见到一病人，右眼被人打得充血，肿如核桃，孙思邈略施小“技”，找来水蛭，放在红肿处吸血，很快就治好了。到了宋代，陈自明在《外科精要》一书中，首次以“蜞针法”的命名载入史册。明代汪机通过用“蜞针”治疗一例小儿赤疹而发生死亡的教训，指出其弊端是出血，认为“血去气不能独居”，进而指出“蜞针吮出血，可施轻小症候，若积毒在脏腑，徒竭其血于外无益”。在此后的外科文献中，对“蜞针”虽也转录，但在具体应用上更趋于谨慎。清代名著《外科大成》评价是：“蜞针一法，为开门放毒之捷径，然只竭于外不能及于内，即皮肤之疾恐血去而气不能独居也，禁之！”至于蛭的种类与疗效的关系，我国古代医家曾做了认真观察比较，《图经本草》认为生于山中的石蛭、生于草中的草蛭以及生于泥中的泥蛭，虽然也能吸血，但“为害亦大”，主张用水蛭为好。只有东蜀刺史李颛在其所录《刘涓子治痈疽神仙遗论》中却选用了草蛭，也取得了相似疗效。

再如《本草纲目》记载：“吾蕲郝知府，自负知医，因病癣痹，服草乌头木鳖子药过多，甫入腹而麻痹，遂至不救，可不慎乎”。说明过多服用草乌、木鳖子，会导致中毒死亡。

明代著名医家王肯堂，80高龄患泄泻病，自治不愈，邑中诸医也遍治未效，迁延数月，病情日重，于是写信请李中梓为其诊治，李中梓日夜兼程，来至肯堂病榻前，经过凭脉审证，仔细诊视，终于弄清病变的症结在于前面诸医咸云病缘年高体衰，故屡用补剂，愈补则愈滞，治疗唯有采取“通因通用”之法。由于王比李年长，名气也高，李颇有为难之处。于是便对王肯堂说：“公体肥多痰，当有迅利荡涤，能勿疑乎？”王曰：“当世之医，惟君与我，君定方，我服药，又何疑也。”李中梓便一反他医治法，遂用“巴豆霜一味，下痰涎数升，其疾顿愈”。此案说明，即使名医也有误诊误治之时，而总结分析失误原因，从中吸取教训，将会最终走向成功。

正如钱学森说：“正确的结果，是从大量错误中得出来的；没有大量错误作台阶，也就登不上最后正确结果的高座。”

（六）医案是中医科研工作的重要临床资料

医案是传统中医学文化瑰宝。医案的科学性在于，医案是医者瞬间临床思维高度浓缩概括，是医学智慧实录。其源于临床，来自实践。撰者根据患者就诊时具体的社会、自然、心理环境及时收集四诊资料合参分析，把辨证思维过程中直觉感性认识与相关理法方药的正负效应及疾病转归过程中多变量调控进行总结、归纳，并真实全面地记载。既不失古朴之原始，也蕴涵了已知或未知的中医科学的合理内核，是一种丰富的信息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医案为临床研究、实验研究、医史文献研究提供了直接的或间接的和广泛的原始素材、思路和方法，是中医科研工作的重要临床资料。

例如，当代中医血液病学科奠基人、上海中医药大学吴翰香教授在20世纪60年代初曾治一冯姓患者，是在中山医院工作的厨师，因高热而到保健科诊治，化验血常规，白细胞高出正常值，并有大量幼稚细胞。后经各种检查，确诊为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立即用化疗、抗生素、维生素、补液、退热等对症支持疗法；但血象日趋恶化，白细胞从16.0×109／L上升到120.0×109／L，体温增高到39℃以上，由弛张热变为稽留热，治疗1个月无效，当时国内没有其他化学药品可用，中山医院发出病危通知。家属急送第十一人民医院中医诊治。

当时测体温39℃，面红壮热，口渴欲冷饮，苔光舌绛，脉象洪数。左大腿有3处漫肿，心率快，呼吸音粗，肝、脾在肋下均可扪及。白细胞140.0×109／L，早幼粒细胞占75%。骨髓象：增生极度活跃，早幼粒细胞占85%。后在大腿漫肿处抽取少许脓性液涂片检查，视野里全是早幼粒细胞，为白血病细胞在肌间隙浸润。按中医四诊八纲理论辨证，壮热渴饮符合《伤寒论》的阳明病经证，大腿漫肿符合《疡科心得集》半阴半阳证之流注。遂用内科外科兼治之法，以白虎汤合金银花汤加减为煎剂，另吞牛黄醒消丸。同时配合静脉输液以清泄里热。经3周治疗，热退身凉，大腿漫肿消退，白细胞逐步下降到正常范围内，血片中早幼粒细胞消失。复查骨髓象：有核细胞增生活跃，早幼粒细胞占20%，部分缓解。

此信息传到血液病专家唐静仪教授耳中，亲自来病房探访病人，到医生办公室索看病史后说：以前曾经请中医师会诊过不少急性白血病患者，都未见缓解，这是第一次亲眼见到经中医中药治疗而获得缓解的病例。建议找出其中起主要作用的药物。

在此之前，吴教授曾经用过284种中草药，根据辨证选用10余味组合成方，治疗各型白血病，治疗后对出血和感染症状有所改善，但对血象的改善则未见疗效，而且未见1例得以缓解。这例的煎剂处方以往都已用过，肯定不是起主要作用的。再分析中成药情况，以前只用过西黄丸，没有用过牛黄醒消丸。比较它们的处方内容，都有牛黄、麝香、乳香、没药四味，而牛黄醒消丸却多了一味雄黄。悟出牛黄醒消丸中的“雄黄”起到了主要作用。

嗣后，吴教授在门诊单用雄黄来治疗白血病以观察疗效。并得到唐静仪教授的支持，在中山医院血液病房观察过5例各型急性白血病，均单用雄黄，不用化疗，配伍西药支持、对症疗法。发现在服用水飞雄黄粉3～7天时，周围血中白细胞数开始下降，幼稚细胞随之减少，但不能抑制骨髓。从而得出雄黄适用于白血性（即白细胞数升高的）白血病，绝对不可用于非白血性（白细胞数降低的）白血病的结论。（见《上海中医药杂志》2002年第11期）

例如石瘕一证，历来多认为是瘀血积于胞宫所致的癥瘕一类的疾患，至今中医界多持此种看法。但毛对山曾在医案中记载：元代南邑顾寿五妻王氏，至大辛亥年（1311）怀孕四十年未生产，亦无所苦。遗言必剖腹查看，其夫从她遗体腹中剖出一成形男胎，已坚如铁石。近人蒲辅周先生亦记有一孕妇流产后下一物如豆大，坚硬如石。而1980年我国电视报道，从一例妊娠35年未产的妇女腹中取出一化石胎儿的病例。以上病案说明，《黄帝内经》所说的石瘕应该是以化石胎儿为主症的一种疾患。该病生于胞宫，以腹大，月事不以时下，状如怀子为特征。为何有的孕妇妊娠竟会使胎儿钙化？这一机制仍未明确，但医案则为进一步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临床资料。

再如中药十八反是传统中药配伍禁忌的重要内容之一，历代本草多有记载。但许多古今医案中又可见到应用含十八反药物的案例，这就为中医科研工作提供了重要的临床资料。

案者，治病之实录，临床之南针也。中医理论倚之以敷倡，学术经验赖之以传世，医林流派因之以阐发，新识异法基之以诠释。即使在高科技、新技术革命崛起的今天，自然科学领域崇尚数据和强调定量表述、中医学术范式框架部分重建、医学期刊中个案报道已从传统的中医学术论文的主导文体降为从属地位，但有限的样本观察仍不能完全解释复杂生命过程中的各种生理和病理现象，人体复杂的系统之间各部分千差万别的有机联系部分或全部不能用精确的定性定量的信号输出，感性经验仍然在医学思辨的前沿上驻足并顽强地渗透扩散，尤其是带有浓厚经验医学色彩的中医学在相当长的时限内与现代医学在理论与实践之形质上仍然不能够和谐统一，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医案仍具有客观的历史作用和极其重要的实用和科研价值。

（七）医案撰写是中医临床工作者的基本技能和要求

“找长工看出汗，找郎中看脉案（即医案）。”这是当代中医耳鼻喉科界学术权威、中华全国中医耳鼻喉科学会主任委员、南京中医药大学干祖望教授所引用的选医谚语。意思是说，出汗多少能反映出长工出力多少，医案水平如何则能反映出医者水平之高低。干祖望教授曾明确指出：“医案是衡量中医临床特色与水平的重要砝码。”并在《中医药导报》2000年第9期《新世纪论坛》中感慨道：“今天，我提出中医临床学术之衰退，责之于不写医案，也许语出惊人，但你平心静气地思索一下，也许会认同，这是平常之理，真实之事。”当代著名医家邓铁涛教授也曾明确指出：“中医药学之发展，不是依靠实验室之实验研究，主要靠在中医系统理论指导下，反复进行临床研究，而病案就是临床研究的资料或总结报告。”

应该说，每位中医临床工作者都要经常书写病历。但要从大量的临床病案中筛选出颇有学术价值的医案，加以撰写，道出心得，则并非易事。它不仅要求作者的学术水平，而且要求其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等。中医医案虽然仅为一种记叙性文体，但却要求文字流畅，措辞准确，层次分明，主次相宜，环环紧扣，析理有据，理法方药一线贯穿。书写医案的质量实可反映医生的理论思维和临床诊治水平。因此，早在周朝时就将医案作为考核医生医疗水平及决定其升迁的依据。古今不少名医医文并茂，阅读这些名医佳案常能丰富中医词汇，理解中医理论，培养中医思维，提高文学修养，练习文字表述方法，从而为自己撰写医案打好扎实的基础，提高中医学术水平和科技写作的能力。

（八）医案是中医教学及考核学生学习成绩的重要内容

秦伯未先生曾说：“余之教人也，先以内、难、本经，次以各家学说，终以诸家医案。”中医医案无不广涉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的各个学科，带有明显的专业技能性和知识综合性的特点。对于提高中医理论与临床水平大有裨益。宋代太医局就将医案写作与分析作为评定学生成绩的依据之一。近代中医教育史上也将医案列入主要课程，如施今墨先生创办的华北国医学院、张山雷先生执教的浙江黄墙中医学校等，均开设有医案课。近年来，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等院校已开设《中医医案学》课程，医案是中医教学及考核学生学习成绩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在中医教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九）医案学习是掌握中医窍门而登堂入室的钥匙

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过：“未来的文盲再不是不识字的人，而是没有学会学习的人。”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是我国一句做学问的名言，历来称为警句。刻苦勤奋是科学研究的基本途径。科学的明珠从不赐予懒惰者。

然而，并非不懒惰者都能获取科学的明珠。虽然说“书山有路勤为径”，但还要善于选择道路。要捷足先登，不能光靠有气力。归纳法的创始人、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说：“跛足而不迷路，能赶过虽健步如飞但误入歧途的人。”然而，初踏宝山者，会被金光灿烂的财宝弄得眼花缭乱。初学中医者，往往为学无良策、学不得法而苦恼。

学好中医的捷径在哪里？怎样才能登堂入室掌握学习的窍门呢？怎样才能做到“事半功倍”，避免“事倍功半”呢？

笔者认为，医案学习是掌握学习窍门而登堂入室的钥匙。每个医案都反映了医生救治病人的活生生的事实，医家的望诊之神、闻诊之妙、问诊之巧、切诊之工尽现其中，汗、吐、下、和、温、清、消、补八法灵活运用，内治、外治、针灸、推拿、气功、导引、食疗等巧施合用，其识病之准、辨证之精、组方之巧、用药之妙，常令人赞叹不已，拍案称奇。一部《临证指南医案》曾给无数习医者指点迷津。正如黄凯钧说：近来习医者，案头无不置一叶氏医案。综观历代医家的成才之路，无不重视阅读研究前贤医案。

然而，目前不少院校尚未开设《中医医案学》课程，不少学生满足于现有教材，认为学校开设什么学什么就行了，缺乏对古今中医名家医案应有的重视。笔者在近几年来的教学过程中了解到，不要说低年级学生，甚至在四年级中医大学生中也很少有人阅读医案著作，学生对蒲辅周、曹颖甫、岳美中等近现代的名医鲜有人知，更谈不上阅读其医案。由于在校学习时“坐井观天”，结果在临床上往往陷入“刻舟求剑”“守株待兔”的境地。

难怪杨振宁教授1980年在上海的一次讲话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研究人员在念学科时的训练比美国专，这是采取在比较窄的范围内打深井的办法。”中国古语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著名诗人陆游临死时对他儿子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物理学家格拉肖也说：“往往有许多物理问题的解答并不在物理范围之内。”涉猎各方面的学问，可以开阔思路，何况医案是中医学的精华和特色之所在。

（十）医案是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素质的催化剂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要求我们必须知识面广，有丰富观察力、想象力、判断力，即有科学方法修养的创造性人才。医案可以使我们窥视历代名医的成功之路，掌握名医的治学精神，领略名医的高超智慧，从而热爱中医，学好中医。多年的中医教学告诉我们：提高学习效果的关键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学生临床思辨的能力是要多读医案。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近年来，在中医院校的学生中，大部分对中医怀有浓厚的兴趣，立志毕生从事中医工作，并渴望作出自己的贡献，但也有一部分学生对中医并无兴趣，只是在现实还不能完全凭自己的志趣选择未来职业的情况下，通过高考而步入了学习中医的行列，不少人是在父母或亲友的劝导下报考中医院校的。在中医院校的新生中，属这种情况者为数不少。如何对他们进行热爱中医专业教育，培养他们对中医的学习兴趣，是一个十分重要且尚未很好解决的难题。

前人说：“读书不如读案”。透过一个个医案，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个医家运用其高超的医疗技术诊治病人的画面；研究一个个医案，我们仿佛在跟随一个个名医学习医术。医案的真切性、直观性、生动性、实效性、综合性、故事性等特点，是其他中医理论和方药书籍所不及的，名医佳案常常使人爱不释手，拍案称奇。一读一踊跃，再读再踊跃。医案的确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动力和源泉。

医案又是培养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催化剂。医案能体现医家的果敢和胆略，颇能激发学生勇于实践的精神。伽利略说：“追求科学，需要特殊的勇敢。”古今一些杰出的医学家，勇于实践，不畏艰险。为了检验药物或针灸效用，他们常常亲身试验。如汉代霍显使医淳于衍，以乌头毒皇后，皇后说：“我头岑岑也”，此为乌头中毒反应。如为了检测乌头的毒性，近代名医张山雷曾以身试之。张氏云：“予曾以天生之乌头、附子等分为末，试服二厘，至一小时，力轻浮微茫，如分剂再加，即至眩晕，因知此药先至脑部。”张氏这种勇敢精神，深受医界赞誉。

张锡纯不仅胆大，又很心细。如张锡纯偶然发现他的一位邻村张氏妇，年过四旬，素患肺痨喘嗽，夜不安枕已数年，无论服何药皆无效验。一晚偶食酸石榴，觉夜间喘嗽稍轻，从此每晚服之，其喘嗽日减，一连服过三月，竟脱然无累矣。从而进一步研究认为酸石榴“为治气虚不摄肺痨喘嗽之要药”。

如被人们称之为“祝附子”的祝味菊先生，以敢用善用附子著称于世。上海儿科名医徐小圃之子患夏日消渴证，徐氏以洋参白虎汤，投之久而不效，乃求祝味菊先生诊治。祝用大量附子，家人惊骇，坚阻勿服。斯时儿病溲多至1小时20余行，引水不足以解渴，投凉不能以退热，已危在旦夕。祝力说徐，徐勉表同意。祝亲自检验诸药，认明附块，准定煎煮之时间，亲予灌服，坐以待之，彻夜不寐，至溲少熟睡而后安，再进药，则霍然而愈。此子后称祝为义父，并深得祝之传而为得意弟子。

所以说，医案是激发学习兴趣培养良好素质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