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与“五四”文化征要

第一节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与“五四”文化征要

所谓的“五四”“人权”意识受启于西方，从根本上说就是以“五四”“人权”意识为核心的“五四”现代文化意识是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对话中形成的。说到交流对话，近年来，由于理论工作者的推波助澜，“对话”问题受到各界人士的普遍关注。荧屏有“对话”节目，图书中有“对话”文集，国际有“对话”交流。这种特殊的礼遇，不能不使我们驻足对话哲学，对其在中国文化中的理论真谛做理性思考。

现代文化意识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文化的开放、对话和多元。在思考这个问题时，人们自然会想起巴赫金的对话思想。对话思想是巴赫金思想的核心，它贯穿于巴赫金所研究的一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之中。对话理论则是巴赫金建构自己思想神殿的基石，巴赫金终生徜徉在色彩斑斓的人文科学各领域中，他把人文科学各领域作为建构对话理论的不同途径，以对话理论贯穿人文科学各领域的研究。

对于巴赫金来说，对话理论首先是而且始终是一种哲学理论，还是关于人的主体建构的哲学理论。他认为生活的本质是对话，思想的本质是对话，语言的本质是对话，文学的本质也是对话。巴赫金关注的是人如何在认识自我和他人的过程中建构自己的主体，他认为主体建构只能在自我和他人的交流对话中实现。巴赫金通过对民间狂欢节文化的研究，指出民间狂欢节体现出一种民众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一种平等对话的意识，一种更替和创新的精神。他主张将这种民众的狂欢式的世界感受转移到思想精神领域，在思想精神领域提倡思想的对话，反对思想的独白。在他看来，思想是通过对话得到发展的，只有思想的对话才能给思想带来生机和活力，而思想的独白只能使思想僵化和枯萎。由此，我们可看出巴赫金反对文化一元而主张多元。巴赫金对话思想实际上是对现实的人的存在的深刻思考。在他看来，“生活中一切全是对话，也就是对话性的对立”，“存在就意味着进行对话的交际”^[1]。他一方面承认，生活中的每一个人在存在当中都无可回避，都占据独一无二的时空，每一自我“在世界上的位置是唯一的和不可取代的”，而且，“审美观赏和伦理行为不可能脱离开这种行为主体和艺术观赏主体在存在中所占据的具体而唯一的位置”^[2]。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主体。另一方面，巴赫金又指出，自我与他人都是“人的整体的组成部分”^[3]，“我的生活是在时间上包容其他人存在的一种东西”^[4]，人是现实地存在于“我”和“他人”的形式之中，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每个人都有独立的价值，都应当受到尊重和关怀。有了这个前提，才可能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才可能有思想与思想之间的平等对话。巴赫金的对话思想既针对战争和科技发展所带来的对人的漠视，也针对他所生活年代的制度对人的压制。这样，巴赫金把他人视为自我存在的前提，认为自我并不是封闭的存在，它只能存在于和他人的对话交往中。因此，处在这种存在关系中的人的对话交往，是主体和主体之间的对话交往，自我在建构自身的主体性的同时，又将这种主体建构置放在对话的现实社会语境中实现。这便体现出了巴赫金关于人的主体建构的革命性意义。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本质上又是一种语言学理论，更是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的超语言学理论。他在“言词”的基础上，进一步阐发语言的更大单位“言谈”和语言的生存环境“情境”，“言谈”和“情境”在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理论中互为说明。在传统的结构主义者那里，说话被理解为一种简单的从说者到听者的接收行动，说者说，听者听。而巴赫金以为，说话，即言谈，是一种复杂的社会交往行动，它是一种双向的理解活动，说者又说又听，听者又听又说，可以说，它是说者和听者对话交往的一种基本范式。巴赫金说：“任何一次言谈，根本不能把它只归在言谈者一人身上，它是说话的人们相互作用的产物，广而言之，是发生言谈的整个复杂的社会情境的产物。”^[5]在这里，说话的人们即是处于不断的对话中的人们，“言谈”是处在这种对话情境中的产物，而“情境”便是语言的生存环境。正如巴赫金所说，“语言在日常言谈中实现于自我和他人身上”^[6]，自我和他人这一人的对话哲学被巴赫金彻底贯彻在自己的语言学理论中，而巴赫金超语言学理论的人文精神正体现在使语言走向人、走向自我与他人的社会交往对话中。

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其具体的应用性变体上又是一种社会文化学理论。他的社会文化学理论是在对话主义的人的哲学和超语言学的基础上的自然升华。在这方面，他也建立起了自己的话语体系——“众声”“权威话语／独白话语”等。而“众声喧哗”就是这话语体系里的核心概念。

“众声喧哗”的社会是多种文化自由交流对话的社会，也是巴赫金的理想社会。他极力反对单语独白的有权威话语和独白话语的社会。巴赫金认为，在一个理想的社会中，人的价值和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因此，人的意识和思想也是完全平等的；而在一个独白型的世界里，他人的思想不会得到描绘，他人的思想要么被同化，要么在辩论中遭到否定，要么就不再成其为思想了^[7]。因此，巴赫金站在“众声喧哗”的社会立场上，大力反对权威话语和独白话语，这其实是在社会文化学的思想语境里为人的地位和价值而斗争。这与他对人的对话性存在的理解是完全符合的。“众声喧哗”的社会就是人与人平等对话的社会，没有官方意识形态的霸权，没有独白话语对他人和他人思想的扼杀，因此，这样一个社会不是唯我论的独断社会，而是个既有自我又有他人的对话性平等社会。巴赫金克服了哲学上的唯我论，时时把自我主体同其他自我主体联结起来。这种对话主义的主体建构理论使巴赫金在不丧失人的主体性的前提下，同时又将人置放在广泛的社会现实的交往中。他凭借对话理论说明了人与人之间的既独立平等又相互交往的自由关系；他很好地解决了作为主体的人怎样既独一无二同时又与其他人血肉相连的问题。这在整个20世纪都可说是关于人的主体建构的革命性问题，可说是人文科学所必需的人文精神的根底所在。

在巴赫金的思想中，最受人关注的便是他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小说理论。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艺术形式上最伟大的创新者之一，他创造出了复调小说这一全新的小说艺术模式^[8]。而他又特别强调，复调小说是对人进行艺术观察的全新形式，它可以发现人身上的一个完整的新方面，即“个性”或“人身上的人”^[9]。因此，对于巴赫金来说，复调实在是对话在诗学中的应用性变体，它必须作为小说话语中的人的存在状态来思考。复调小说美学中的一个基本范畴即是“作者与主人公”。复调小说的关键点在于主人公的个体意识的独立性、对话性，在于主人公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作者的平等对话关系。

在巴赫金看来，“对话性”既是复调小说的本质、存在的本质，也是语言的本质，它们是一一对应的。巴赫金说：“复调小说整个渗透着对话性。小说的结构的所有成分之间，都存在着对话关系，也就是说如同对位旋律一样相互对应着。要知道，对话关系这一现象，比起结构上反映出来的对话中人物对语之间的关系，含义要广得多；这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现象，渗透了整个人类的语言，渗透了人类生活的一切关系和一切表现形式，总之是渗透了一切蕴含着意义的事物。”^[10]在这里，巴赫金把“对话性”确立为复调小说的本质，而他同时指出对话性既是人类文化的本质也是人类语言的本质。因此，在他的理论中，人类文化中的自我与他人的对话性对应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作者和主人公、主人公和主人公的对话性，日常言谈中语言的对话性对应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语言的对话性，而在复调小说中，前者便是“大型对话”，后者则是“微型对话”。

所谓“大型对话”，其实就是巴赫金所发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艺术世界的结构整体，其结构模式就像一个理想社会中人与人平等自由相处的对话世界，它反映的是作者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主人公的对话关系。在作者与主人公的关系上，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实现了一场小规模的哥白尼式变革”，“把作者对主人公的确定的最终的评价，变成了主人公的自我意识的一个内容”^[11]。这样，主人公不再是作者的奴隶，它取得了与作者平等对话的权利。而在确立作者与主人公之间的对话性关系的同时，巴赫金也确立了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的对话性关系。他认为主人公是复调小说里“大型对话中平等的参与者”，“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真理’，自己的生活立场”^[12]，有着“惊人的内在独立性”^[13]。从这些言论里，我们可以发现，巴赫金所说的作者与主人公、主人公与主人公之间的对话性关系包含了不可分割的两层意思：首先，无论是作者，还是主人公，都必须考虑到有与他平等的同等价值的他人的存在，而且，思考他人，与他人交往，只能与他人进行平等的对话交际，这便使对话方式成为作者、主人公的亦即人的存在方式。其次，主人公并不在对话交际中消融自己的内在独立性，亦即个性，相反，作为主体，主人公永远关注本身的主体建构，正如巴赫金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是交谈的主体”^[14]。在巴赫金的心目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所创造出来的是理想的人。一方面，他们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建构起自己的主体；另一方面，他们又将主体建构放在对话交际中实现。唯其如此，巴赫金既确立了人的自由、独立、主体性，又确立了人的平等、对话性。正如苏联学者安娜·塔马尔琴科所说：“复调不仅是主人公之间或主人公和作者之间，而且也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和关系的全新形式。”^[15]当巴赫金谈到作者和主人公、主人公和主人公之间的对话关系时，他其实是在谈他自己所理解的人、所理解的世界。在巴赫金的诗学里，我们不难发现他这种深刻的关于人的哲学寓意，即人文精神。

所谓“微型对话”，是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语言风格特色，指对话向内深入，渗进小说每种语言中，把小说语言变成“双声语”^[16]。它其实是“大型对话”在小说语言中的具体体现，主要建立在人与人的对话关系，人的自我意识的双重性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说，主人公的自我意识每时每刻都紧张地面向别人，面向自己，在语言上形成“双声语”——一种“紧张地盯着他人话语察言观色的语言”^[17]。因此，这种“双声语”即是作者和主人公、主人公和主人公实现充分对话的一种语言，它是“大型对话”在小说话语中的具体体现，也是巴赫金本人的人文精神在语言分析中的具体体现。由此，巴赫金诗学的人文精神就有别于欧洲文艺复兴时的人文精神，他的人文精神是在“语言论”的背景上建立起来的。

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美学揭示了一个中心、多个基本点——以对话为中心，以文学、文论、文化为基本点的圆周世界，而且是“一个观点多元、价值多元、体验多元的真实而丰富的世界，它的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文学理论自身的范围”^[18]。正如在推崇复调小说时会感到对独白小说，乃至对“独白社会”的轻蔑一样，正如在陶醉于狂欢诗学时会感到一种对自由的文化精神的呼唤一样，巴赫金在热衷对话哲学时，也会嗅到来自不同文化空间的交流对话气息。

对话是具有全人类意义的个人体验、社会需要和哲学理念，表现了人的存在本质。《圣经》中人类建造的巴别塔之所以坍塌，是因为上帝使人们的对话交流出现了障碍。人的本质问题是哲学家不舍的话题，巴赫金将此答案寄托在“我”与“他人”的关系展开上。“我”与“他人”是巴赫金早年在阐述人与人对话关系的哲学思想时所提出的关键词。他在早年所著的《行为哲学》《审美活动中的作者和主人公》中，已系统地阐发了自己对人的本质的见解。巴赫金认为，人的独特性一面即是我就是我，我不是他人。但我周围是他人的世界，我不能离开他人而存在。我的一切行为、思想、话语等，无不与他人的行为、思想、话语在交锋中得以真正实现。简而言之，二者有三种不同的依存关系：一是自己眼中之我（我来观照和认识自己），二是他人眼中之我（他人来观照和认识我），三是我眼中之他人（我来观照和认识他人）。这类似于“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警喻，却恰恰又回答了之所以能识得庐山真面目的原因。总之，“我”与“他人”这一对有关人的存在的哲学范畴，“确是巴赫金全部学术思想的哲学根基和起点”。

虽然巴赫金的对话主义是从一个更为基本的层面含义讲起，即在批判克罗齐的表现主义和索绪尔的纯共时性语言结构分析的意义上讲对话，但我们更关心的是被推而广之的文化交流间的对话。因为对话已成为联结古今中外文化的桥梁，具有指导一切人文学科的普适性方法论意义，它对我们思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依据上述对话理论的延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首先是一次跨时间的传统与现代的交流对话，因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这是从政治历史发展的立场来立论的，但对我们今天认识过去的文化历史，却是有启发意义的。如果我们忘记文学的历史，忘记文化的历史，忘记中国辉煌五千年的传统精华，无疑就是华夏文明的背叛者。站在时代的浪尖，身后滚滚文化浪潮是不容小觑的。因为正是这汹涌波涛以后浪推前浪的气势推动着文化的向前发展。时间的钟声永远提醒人们：要在现代的视野里，注入传统的生机；要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展开跨时间的对话。

首先要重视传统底蕴，要使传统在现代语境下发光发彩。继承传统，是在“对话”意义上的继承；发扬传统，是在“对话”基础上的发扬。继承与发扬是结合当下文化实践活动的继承与发扬，照抄照搬，显然是要被拒之门外的。“五四”的新文化精神虽是以现代文化意识为导引，表面上是一次彻底地反传统文化运动，看似与传统已经断裂，但实际上并未摒弃传统的人文精神。相反，它以其优良的传统美德教化思想，汇入华夏理性精神的鲜活血脉，使得“五四”新文化精神具有鲜明而强烈的民族性，昭示了一种现代与传统对话的深邃本质。

其次，“五四”新文化文学运动是一次跨学科的文学与文化的交流对话。强调文学与文化的整体性，是巴赫金小说美学的重要观点之一；强调文学与文化的对话性，是巴赫金理论体系的一处思想亮点。“文学是文化整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能脱离文化的完整语境去研究文学。不可把文学同其他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可把文学直接地（越过文化）与社会、经济等其他因素联系起来。这些因素作用于文化的整体，而且只是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再作用于文学。文学过程是文化过程不可割裂的一部分。在广袤无垠的文学世界中，19世纪的学术界（以及文化意识）只涉猎了一个小小的世界（我们则把它缩得更小）。东方在这个世界里几乎完全没有得到反映。文化与文学的世界，实际上如宇宙一样广大无涯。”实际上，巴赫金已提出了一个开展世界性对话的重大问题。巴赫金指出人文学科以人及其特性为研究对象，而且是有自己个性和声音的人及其活动，这决定了人文科学研究对象是有声之人，不是无声之物。所以，人文科学的本质也是一种对话形态的科学。“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本身就是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下，以启蒙为核心，在同西方文学与文化的对话中而展开的。

第三，“五四”新文化新文学运动也是一次跨国界的中国与西方交流对话。对话是一个国家走向世界的重要方式之一。文本、文化中的对话，仅是狭义的理解。若推展开来，对话的范围已涉及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党派的意识形态对话和种种言语交际行为。中西交流具有多方面的可能性：经济上求发展，政治上求稳定，文化上求新声，人们渴慕和平对话的世界语境。就当今而言，科技的进步与世界大范围内的基本和平使对话成为可能。近期世界局部地区的战事和颇不安定的因素，更使和平对话显得弥足珍贵。

对话要求我们中国应有自己的声音。在肯定不同国家这一对话者的存在时，在对话过程中取长补短，既异中求同，又同中求异，让综合对话精神贯穿对话始终。难怪巴赫金会动情地说：“文化的主要任务就是教会你尊重他人的思想，并且同时保留自己的思想。”这又不完全等同于讲求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而是重在强调异和同共存中的平等交流，以各取所需，各适所用，在此基础上，寻求共同的发展目标。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与西方对话表面上是一元的“非此即彼”，即在器物、制度上唯西方马首是瞻，中国传统的东西只是垃圾一堆。这在“五四”期间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对话”思维是作为“独白”思维的对立面而提出的，换句话讲，“对话”思维是以反对“独白”思维为立场的。文化可以说就是人类生活，因此文化和文学也不可能脱离政治。但若以某一方面为极致、为标尺，并发展到极端的程度，就不可避免地陷入“非此即彼”式的一元论泥沼。单一的、统一的文化文学往往会用自己固有的意识，排斥不同见解，以为自己说的都是真理。它不能容忍第二个声音，更不能容许别的声音的分辨。它只能让人听它一个声音，一种往往是嘲弄与压抑的声音。它表现的是文化文学的独白，而不是探讨真理的对话。对话有一个基本前提——比较。“没有比较，就不能显现差异，就没有彼此间的共同性，也就没有交流的基础。”^[19]只有在比较基础上展开的对话、进行的沟通，才可以促使人的文化意识朝先进方向发生改变，甚至促使人文学科的健康发展。如果一个流派占主导，如果一个声音居中心，如果文化唱大戏，那么，理论之花将最终枯萎。这唯一的“‘一个’对文化或文学甚至科学来说都是致命的”^[20]。

“对话”从内在来讲则是二元的“亦此亦彼”。顾名思义，对话首先要承认共存，主张平等。既然一元的“非此即彼”不是探讨真理的思维方法，那么二元的“亦此亦彼”则可作为理论探索的有益尝试。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美学中，“复调”在于强调主人公的主体意识，是人与人的对话；“狂欢”在于强调民主的立场，是边缘与中心的对话。单从此命题的字面解析中我们就可以读出二元并存的思维方法的运用之意。东、西，新、旧，理性、感性，精神、物质，在种种对立中，旧的单一独白话语、感性的平庸追求及物质性使文学工具异化。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其目的在于从中寻求开展对话的投射体，以新代旧，以先补后，允许二者并存，并且在新的理论范式中寻觅人类精神的理想归宿。中国“五四”新文化正是在同西方、同世界的这种对话的过程中，日益走向进步和发展的。

根据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什么样意识的文化才是具有对话精神的文化呢？它首先是要有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文化意识。一个时代的文化是一个有区分的统一体。文化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时代文化意识的转变和发展是同文化的多元化相联系的，而文化的一元化往往会窒息文化意识的生机和活力。仅以春秋战国为例。那时文化非秦一种，还有“六国文化”。儒、道、墨、阴阳、法、名、农、杂、小说，气象恢宏，各有主张，兼容并包，文明对话，“议而不治”，辩论时政，增益国策。“百家争鸣”即策源于此。那时恰恰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轴心期”形成的时期。后世文化诸流基本萌发于此。秦汉之后，宏观上看，专制文化或一元化文化形成，文化的发展反不如春秋战国之时。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近代至“五四”时期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流和对话，就没有传统文化意识的嬗变更新，就没有现代文化意识的重构，也就没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产生。

其次是要有互动的而不是对立的文化意识。巴赫金认为，一个时代的各种文化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而不是相互对立和相互隔绝的，各种文化的交流和对话是一个时代文化本身发展的动力。这可以说是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然而长期以来我们的思维却非常绝对，好的绝对是好，坏的绝对是坏，有你便没有我，有我便没有你，完全是一种非此即彼、只讲斗争不讲融合的思维模式。在传统的观念中，不是现实主义就是反现实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就是反马克思主义。这也是“五四”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话出现一元的“非此即彼”的现象的原因。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例。马克思主义文论就是从传统文论中吸收了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交锋和对话中确立起来的，在确立之后也仍然需要从其他文论中吸收有益的成分，并在同它们的交锋和对话中继续得到发展。反过来说，西方一些严肃的文艺学家都在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西方一些著名的文论流派观念也都没绕开马克思主义。

最后是要有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文化意识。巴赫金认为本国和本民族的文化应当对别人的文化开放，但这种开放不是机械接受，而是一种交流对话。以往认为理解别人的文化应当融入其中，巴赫金认为用别人的视角看问题对理解别人的文化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但更重要的是要“创造性地理解”，还必须保持“外位性”，就是说在理解中不应当排斥自身和自身的文化。他说：“理解者针对他想创造性加以理解的东西而保持外位性，时间上、空间上、文化上的外位性，对理解来说是件了不起的事……在文化领域中，外位性是理解的最强大的推动力。”这是因为别人的文化只有在他人的文化的眼中才能得到较为充分和深刻的揭示。正是在这种创造性的理解中，不同文化产生交锋和对话，并且显示出自己深层的底蕴。在两种文化的交锋和对话中，如果提不出自己的问题，没有自己的见解，就很难创造性地理解他人的文化。因此，巴赫金强调在文化和文论的交锋和对话中，每一种文化和文论应当“保持着自己的统一性和开放的完整性”，只有这样，各自的文化和文论才能相互得到丰富和充实。“五四”新文化时期，我们的文化确实打破了封闭的状态，真正对外开放了，西方各种思潮纷纷涌了进来，对我国文化的建设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我们缺乏的正是外位性和创造性的理解，只是走马灯似的接受各种西方文化，而没有能够提出自己的问题与其展开认真的对话，结果就是自身很难有大的进展^[21]。

总之，由复调小说美学所引申出来的方法论意义，得以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对话”解决了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的诸多理论疑难：为什么要引进异域西学？为什么要不忘传统与现代的汇合？为什么要进行文化意识的改变，再构民族文化心理？对此，“对话”言简意赅地做出了圆满的回答。那就是在对话中求生存，在对话中求发展，在对话中求繁荣！“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22]无论古今，无论中西，多种思想文化的共处于世，是时代的一种理论诉求。只要它们有不同的声音，只要能满足不同层次人的文化需求，就有对话交流的可能，就有共存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