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学协调者

教育不是一种孤立的社会存在，它的产生、发展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等外部环境紧密相连。协调、适应与顺应外部环境的变迁是办理教育必须面临的重大事项。从宏观方面来看，盛宣怀长期倡议创办新式教育是顺应外部整体环境发展趋势的结果。再从具体方面来说，各类学堂的创办与经营过程必须妥善解决好与各级政府部门、地方社会等关系，为学堂发展带来健康的外部生存空间与资源。作为督办，盛宣怀担当了协调学堂与各级官府、社会各界的中介者，是处置学堂外部关系的最高决策者与代言人。学堂遇有与外部交涉事务，须报请盛宣怀出面办理；而各级官府及社会各界有要求于学堂，须经盛宣怀禀复或责成学堂办理。

盛宣怀是活跃在晚清政商两界的重要人物，以通晓洋务、长袖善舞而著称。他利用其特殊身份，基本能够自如地处理学堂外部关系。其所办各类技术实业学堂多属内部性质，规模又小，外部事务较少且易于办理。后期所办普通学堂，如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者，规制宏远，事属创举，又处于风云激变的年代，需要随时应对各种复杂多变的生存环境。在获得实业部门稳定供款之后，争取中央及办学所在地官府的认可与支持，成为盛宣怀营造学堂外部环境的中心内容。如果说，盛宣怀解决办学经费主要依托担任各实业部门主管者这一“商”的身份，那么，处理学堂与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则更多地是以“官”的角色，这从他创办经营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的具体史实可以看出。

无论是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还是后来所办铁路法文学堂、邮传部高等商船学堂，一旦筹备妥当，盛宣怀即刻奏请清政府批准，即使1895年创办北洋大学堂时，他还未被授予专折奏事权，仍禀请北洋大臣转奏清廷。尽管这是清政府行政体制所限，或者纯为例行公事，但其中显然含有这一层意思：一旦奏准，学堂便成为中央政府批准并支持设立的，名正义顺地带有“官立”性质，具有“合法”身份，有利于中外教习聘任、学生招考与出路，使得既定经费有了行政性保障，也利于抵制反对设立新学的保守人士。办理南洋公学期间（1896—1905），盛已获得了专折奏事权，更是积极地将各大校务奏明清廷。据统计，盛就办理南洋公学所上奏折多达21份，举凡筹备经过、宗旨章程、学堂定位、增设机构、人事褒奖、经费建筑，均一一奏明，不仅使公学在国家学制颁行前后获得了政策支持，还解决了不少办学过程中的现实问题。如1898年6月上奏《新设各学堂请免岁科两试片》，奏准“嗣后新设各学堂书院内学生，凡系廪増附生一体免预岁科两试”，（注：《愚斋存稿》第2卷，第29页。）使有科举功名的公学师生能够专心新学，不致为科举所滞。再如1899年3月所奏《建造南洋公学料物准予免交厘税片》，购建筑公学校舍所用材料“准予免完厘税”。（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军机处录副-7210-37。该片《愚斋存稿》未收录。）

北洋大学堂、南洋公学分别建在通商巨埠的天津、上海，必然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支持与协助，然而在行政体制上，两学堂并不属地方政府管辖，且管理新学的中央、地方机构并未设立。主管者盛宣怀基本上亦不属地方政府官员，办“北洋”时盛宣怀担任天津海关道，然次年即离任；办“南洋”期间，盛常驻上海，担任督办铁路事务大臣、会办商务大臣等职，是中央派任的临时专职性官员，实际品秩不高，与地方官员也不构成隶属关系。然而，盛宣怀利用自己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即两学堂所在地最高行政官员）及所属地方道员之间的良好政治、经济及私谊关系，较好地协调了学堂与所在地政府的关系，为维持两学堂在地方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当学堂需要地方政府支持时，盛宣怀出面予以妥善解决。1895年10月，北洋大学堂开办在即，而禀准北洋大臣拨作校舍的博文书院已被北洋水师学堂占用，盛以津海关道名义要求水师学堂即日腾让出来。（注：盛宣怀：《致潘子静函》（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1895年10月17日），盛档：057689。）1896年筹设南洋公学时，拟以经元善所办将停的经正书院为校址。书院位于沪南高昌庙，只有12亩，房屋40余间，远不敷应用，即议于周围购置民地二三十亩。地方乡民闻知后，居奇不售。负责购地事宜的钟天纬、经元善先后向盛汇报说：“地价近来更涨，经正书院西首之地更加居奇”；（注：钟天纬：《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四月十九日，1896年5月31日），盛档：078441。）“惟南路地价步步腾贵，每亩断非限定二百元可得，又从中有人收趸居奇。”（注：经元善：《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日，1896年6月1日），盛档：044304。）建议禀请上海道，以官法丈量，给予优价。盛即电禀南洋大臣刘坤一电饬上海道照官价从优，获得批准。后钟天纬说：“去年所买大学堂地基四十余亩……但当日贩户争买，乡民居奇，不得不半藉官势半给优价。”（注：钟天纬：《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四日，1897年10月29日），盛档：045015。）1898年公学放弃高昌庙校址，另在徐家汇先后购地120亩营造校舍，购置时“得到上海道台蔡钧的帮助，以法定的官价买了那块地”，（注：福开森：《南洋公学早期历史》（1931），《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第11页。）全部支银8785.455两，每亩仅约值银73两。（注：《1898年至1906年建筑一览表》，《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1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页。）此外，盛宣怀还凭借官方资源，为两学堂调取各省官刻图书办理藏书楼、照会驻外使节照料留学生、查办盗版译书等。

当地方政府与学堂发展产生矛盾时，盛宣怀便代表学堂利益予以抵制。1898年初，北洋大臣王文韶、津海关道李岷琛有意将北洋大学堂改办成培养译才的语言学堂，盛即予以劝阻，改办之议遂作罢。同年底，南洋大臣刘坤一欲南洋公学出资，在原高昌庙校址办理商务学堂，盛也予以婉拒。

甲午后设立的新式学堂，因国家层面没有专门的教育管理机构，归地方督抚、总理衙门监管。1905年12月清政府下诏设学部，成为专门管理教育的中央行政机构。然而此期盛宣怀所办学堂，除实业部门经办（如汉阳铁厂学堂等）外，皆归属未定，游离于地方督抚、总理衙门之外，这给学堂与官方沟通带来诸多不便，盛宣怀凭借官方的丰富资源顺利解决了学堂外部所面临的各种难题，比较成功地担当了政府与学堂中介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