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提到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人们不约而同地会首先想到美国。的确，在经济、政治、科技、军事等各个方面，美国仍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研究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的思想政治教育，必然会首先谈到美国的情况。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也是在公民教育、道德教育、法治教育、宗教教育、历史教育等名义下展开的，所有这些领域中对应“思想政治教育”这一概念的部分往往被简称为“德育”。

一、美国德育发展历程回顾

19 世纪以前，美国作为英属殖民地，各类宗教组织承担了大量基础教育工作，当时美国的各级各类学校都极为重视宗教教育，教导学生运用宗教价值观和宗教期望的道德标准来规范日常行为，并将宗教教育作为巩固殖民统治、维护社会稳定、规范公民行为举止的主要手段。当时的许多大学直接由教会创办，如哈佛学院（成立于1636年）、威廉玛丽学院（成立于1693年）、耶鲁学院（成立于1701年）等等。这一时期各大学以培养牧师或传教士为主要目标，大学教师也往往由牧师担任。到19世纪初美国建国以后，德育逐渐与宗教分离，但宗教教育仍然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这种悠久的宗教教育传统，对美国人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形成产生了极大影响，使得美国成为世界上宗教色彩最浓厚的国家之一。

独立后的美国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外来移民大量涌入，在此基础上，美国将“培育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优秀美国公民”作为德育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在美利坚民族意识的形成和增强国家凝聚力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19世纪科技的迅猛发展，多元文化逐步成形，美国对科学和实用学科的重视程度超过了人文和道德学科，学校开始构建以实践为主的课程体系，学校德育教育也更加注重对符合道德规范的行为的养成。从19世纪末开始，高校开展的道德哲学课程逐步由伦理学、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和地理学等学科取代，德育模式也转变为国家、社会、宗教、学校相结合的渗透模式，弱化强制性教育，强调个体养成和发展，但直接、正面的德育课程仍占一定比重。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30年代，此后这一传统的道德教育模式开始受到杜威（John Dewey）实用主义德育理论的挑战。杜威认为道德只不过是人们为适应不同环境而产生的社会反应，因此孩子们在生活经验中学习道德远比直接教导效果显著。檀传宝在《第三次浪潮：美国品德教育运动述评》一文中谈到：“表面上看，杜威只不过是在强调间接德育的重要性，但是杜威的理论中有两个重要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一个是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另外一个是教育上的过程主义。这两大思想刚好适合美国社会对于个人与民主价值的强调，因而对美国的教育和美国社会都产生了深刻而长远的影响。”[1]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在政治上开始盛行“麦卡锡主义”。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煽动全国性的反共运动，大肆渲染共产党侵入政府和舆论界，促使成立“非美调查委员会”（House Comm 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在文艺界和政府部门煽动人们互相揭发，许多著名人士受到怀疑和政治迫害，一时间美国上下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学校里也禁止共产党人担任教师，不准开设有关共产主义的课程。美国教育界出于对麦卡锡主义横行的不满和反抗，主张教育应该在价值观上持“中立”态度，学校教育不应带有意识形态上的倾向性。教育界开始流行“价值澄清学说”，即认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在价值中立的课堂气氛约束下设法实行道德教育。价值澄清学说的教育模式因其注重师生互动、情感分享、学生积极参与的特点，很快被广泛运用，并迅速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但由于价值澄清学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放弃了对基本道德原则的坚守，使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往往依据自身利益和好恶对道德以及是非标准做出选择判断，为那些明显违背道德原则的行为巧言辩护，更使美国本就较为突出的个人主义更加严重。1957年，苏联率先成功发射人造卫星升空，造成美国朝野震动，在这样的氛围下，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要求加强“新三艺”课程：科学、数学、外语。同时压缩公民教育、历史、地理等学科课程。这种重智育轻德育的教育理念和智育方面的实用主义倾向在此后的20年间一直占据主导地位。

这种片面的教育理念造成美国教育质量滑坡，学生道德水准及校纪校风恶化，层出不穷的青少年问题使美国社会重新反思道德教育的价值，重建道德价值观的呼声高涨。1983年 4月美国“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 ission on Excellence in Education）以《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为题发表报告，揭开了前后历时十年的美国教育改革的序幕。该报告详细列举了美国教育质量下降的13个标志，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涵盖五大方面的改革建议，其中之一就是“加强道德教育，整顿校纪校风”。此后，各州纷纷采取改革措施。老布什就任美国总统后，再次出台一系列强化教育的重大举措，于1991年4月18日签发全美教育改革文件—— 《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该文件提纲挈领地提出了美国教育的4项“战略目标”和6项“国家教育目标”。其中就有3项“国家教育目标”与德育有关，即要求学生历史、地理学科合格；成年后掌握在社会竞争中和履行公民权利与责任时必需的知识、技能；每所学校都没有毒品和暴力，提供一个秩序井然的有纪律的学习环境。1993年4月21日，克林顿政府颁布《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该文件与老布什的教育战略在精神、内容上基本一致，但克林顿政府制定了更为具体的实施措施并做了相应补充。如在布什政府确定的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地理 5门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增加了外语和艺术。相较20世纪60年代片面强调“新三艺”，美国在80年代的强调德育和90年代的课程调整意味着政治、人文类课程正受到美国政府和社会越来越多的重视。同时美国政府在公民道德教育方面也出台了相关干预措施，如1992年组织专门机构进行评估并推行的“品格才算数”（Character Counts）等教育体系，使美国的道德教育亦从强调无灌输渗透式教育向学校教育回归。1994年美国参众两院一致通过议案，确定每年12月16日—22日为“全美品德关注周”（National Character Counts Week），白宫也分别于1994、1995、1996、1997年四次组织社会各方面的代表研讨加强德育的有效对策，与会人士一致强调应当将德育置于国家发展的优先地位。[2]

进入21世纪，道德教育仍在美国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小布什总统多次强调德育的重要性，并大幅度追加经费支持。2002年6月19日，小布什总统专门在白宫召开“品德与社区”研讨会，并在会议发言中强调：学校是美国的希望所在，加强品德教育是家长和学校的重要责任。教育者不能羞于进行品德教育，应当教给学生判断是非对错的能力和民族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应当通过社区服务等生动多样的形式使学生成为不仅能够谋生而且知道如何生活的、负责任的、有爱心的公民。

二、美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特点

（一）突出价值观教育，培养合格美国公民

美国教育界虽然奉行相对主义、实用主义，但其核心内容长期保持着稳定性和连贯性。美国高校德育以培养具备美国式的民主理念和民主行为的道德成熟的公民为目的，在多元化的背后，《独立宣告》《联邦宪法》《葛底斯堡演说》等文件始终是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出发点和理论依据，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高校注重让学生了解美国社会的形成、演变过程，熟悉并认同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及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号召的个人主义主流价值观，使世代美国人倾向于相信通过个人不懈奋斗便能改变命运，获得更好生活的“美国梦”，主动维护美国社会的稳定。

（二）突出爱国主义教育

在美国，无论你是奉行自由主义还是实用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前提，那就是爱国主义原则。具体问题可以商谈，但爱国主义政治原则却不容挑战，否则必然会遭到美国人的抵制。例如人们可以抨击国家领袖和政府，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公民参政的一种方式，目的是为了国家更好的发展。但美国人绝不会诋毁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也不会因为政见、风俗习惯等不同而影响其爱国主义感情。这种传统从美国建国时期就开始形成，经过南北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历史时期不断得到确认和加强。美国人对于他们的国家象征物也极其热爱和尊重，把对国家的感情投射在这些物品上，而这些物品、图案在生活中的反复出现，又反过来加深了人们对国家的认同感。例如美国国旗星条旗的图案就广泛出现在T恤、头巾、泳衣、雨伞、鞋子，甚至文胸上。美国人还有对国旗宣誓的传统，誓词系1892年由美国《青年伴侣》杂志社的编辑弗朗西斯·贝拉米写成。誓词全文如下：“我宣誓忠实于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忠实于她所代表的合众国—— 苍天之下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在这里，人人享有自由和正义。”为了保证每个新入籍的移民对美国的忠诚，每年都要举行移民入籍仪式，新移民必须在美国国旗下集体宣誓效忠美国，才能获得美国公民资格，而叛国罪也往往比谋杀罪更为严重。这种显性和潜在相结合的爱国主义教育，对凝聚人心，宣扬美利坚国家的民族精神无疑起到了良好的效果。正如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其2004年的《美国是谁？—— 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对美国爱国主义给予的高度评价所认为的那样：在爱国主义和忠于国家这一点上，美国人一向是出类拔萃的。

（三）与时俱进的发展性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与美国社会实际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根据美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而不断调整其内容、途径、理论，以满足不同时代的需求。这一特点从前文关于美国德育发展的回顾中可见一斑，也成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保持生命力，产生社会实效的保障。

（四）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不论是在实用主义“价值澄清学说”流行时期，还是呼吁道德教育回归的时期，美国高校的德育设计都颇具匠心，力避呆板的学究气，鼓励学生主动思考和参与。如印第安纳大学开展的“民主公民评估”就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一类。学校将评估分为五个方面：知识与智力技能、对民主的理性认同、政治与群体的技能、对公共事务的态度及参与、对课堂讨论的参与程度。这些评估项目，着重培养和考查学生对美国与其他国家政治、社会和经济体制的价值判别能力和适应社会的能力。评估涉及包括选举、决策、社会参与在内的诸多方面，最终仍指向学生能否成为“民主制度”下的合格公民。芝加哥大学则开设了一门叫“美国总统制”的课程，要求学生了解政府行政部门的背景、起源及历史沿革；历届当选总统的品格、思想、意识和领导能力；领导人的施政方式；总统和国会、政党、法院、公众舆论、利益集团等的关系。这些课程将学生政治方面的知识状况与行为表现、社会适应能力相结合加以考查，体现了美国思想政治教育注重实效的特点。

（五）注重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研究

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停留在“经验”层次上，而是把它作为一个专门对象，从不同角度出发进行长期追踪研究，理论性很强。美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总是受教育哲学、理念的引导，教育思潮的发展演变直接投射在教育实践上，每一次教育变革都有相应的理论在背后支撑。同时，哲学、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思潮也都对美国思想政治教育产生着深刻影响，目前出现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回归品格教育传统”的倾向，就与美国整个文化大背景息息相关。哈佛大学、明尼苏达大学、斯坦福大学、圣母大学等先后成立了道德教育研究和实验机构，推动了学校道德教育的深入广泛开展。[3]

（六）建构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环境

美国善于利用各种情境和载体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育自不必说，开设以公民和道德教育为目标的伦理道德课程已在高校中成为一种趋势。如在行政管理学院设置行政伦理学，讨论政治界的丑闻及其涉及的道德价值观；在商学院设置商业伦理学，讨论商业活动中的欺诈问题；在医学院中设置医学伦理学，讨论诸如安乐死、堕胎、试管婴儿和用病人进行医学试验等问题；在新闻学院中设置新闻伦理学，讨论新闻中虚假报道问题；在法学院设置法律伦理学，讨论如水门事件等法律道德问题[4]。不仅文学、历史、地理、政治等课程中大量包含德育内容，甚至一些自然科学课程也都渗透了德育因素。同时，全社会广泛参与，互相配合。学校、家庭、社区、政治宗教集会，各种场合都被不失时机地用来宣传美国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优越性；数量类型众多的博物馆、展览馆、图书馆及纪念场所等常年免费向公众开放；各种各样的社会实践活动，如社区服务、志愿者活动、体育比赛等都以潜移默化的方式熏陶培育国民的思想感情。这种配合产生的合力和渗透性教育方式在思想政治教育中产生的效果是不容小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