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参与理论是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影响传统的教学理论的呢？该理论认为，学生参与一门特定的课程，必须要有足够的努力和能源投资，才能带来理想的成长和发展。这揭示了，即使学生参与了一组特定的课程，但假如努力程度不够，也可能没有明显成效。可见，参与理论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积极参与。相关研究也表明，只有当学校环境鼓励学生的积极参与，学生的学习成果才能最大化。[17]
从微观上讲，学生参与理论鼓励教育工作者将关注焦点放在学生做什么（而不是教师自己做什么）、如何激发学生，以及学生将多少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中等方面。这个理论假设，如果教育工作者的注意力大部分集中在教学内容、教学技术、实验室、图书和其他资源上，那么学生的学习和发展不会令人印象深刻。由此，课程关注的焦点应该是学生参与，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教育资源或技术。[18]
因此，建构学生参与，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一个更常见的心理学概念：动机。但是本书比较倾向于参与项目，因为它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心理状态，还意味着该状态的行为表现。换句话说，参与比更抽象的心理动机建构更容易直接观察和测量。此外，对教育工作者来说，参与应该是一个更有用的建构。“你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也许比“你如何让学生参与”更难回答。
学生参与理论与发展理论有质的不同，多年来受到教育研究和高等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一般来讲，这些理论至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假设了一系列分层排列的发展阶段的观点，另一种是那些学生发展需要多维条件的观点。
发展理论主要侧重于发展的成果（如学生得到了哪些发展），而学生参与理论更关注的是行为的机制或程序（如学生是如何发展的）。这两种理论可以同时研究。
（一）学生的时间资源
学校管理者一直都专注于财政资源的积累和分配。不过，学生参与理论暗示，学生的时间可能是最宝贵的资源。根据这一理论，学生投入在既定目标活动上的时间和精力，对于他们实现特定发展目标的程度是起着直接作用的。例如，如果扩大知识面和增进对历史的理解是历史专业学习的一个重要目标，那么学生花在学习活动上的时间，如听教授讲历史、阅读相关历史书籍并与其他学生围绕历史主题或事件进行讨论的时间，对于达到这个目标的程度会产生直接影响。一般情况下，学生在这些活动中花的时间越多，他们能学习到的历史知识就越多。
学生参与理论明确指出，学生的身心能量和精力是有限的。因此，教育工作者与其他组织会在学生有限的时间和精力上竞争。这里的基本要素是一个所谓的“零和”游戏。行政管理人员和教师必须认识到，几乎每个政策和做法都能影响到学生花费在学术研究上的时间和精力。此外，许多非学术性的问题，如学生会的办公场所，课外活动的数量、类型和参与规定，也会对学生如何分配他们的时间和精力产生深刻的影响。
学生参与理论的根源在于阿斯汀对大学辍学的纵向研究[19]，即努力确定大学里对学生产生持久而显著影响的环境因素。原来，几乎每一个显著的效果在参与的概念下都可以合理化。也就是说，在本科教育中，一切积极的因素都可能会增加学生的参与，相反，任何负面因素也可能会减少学生的参与。换句话说，那些促进参与的因素促成学生顺利完成学业，而那些辍学的学生则意味着参与的缺乏。
这些重要的环境因素是什么？也许最重要、最普遍的就是学生的住所。在学校宿舍居住与在校园里顺利完成学业是成正相关的，这种积极效应发生在各类机构和各类学生身上，不论性别、种族、能力或家庭背景如何。阿斯汀早期的研究得到了相似的结果，随后就被沿用。很明显，住在宿舍大环境中的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涉足校园生活的各个方面。学生在校园里度过的时光，可以增加他们接触到其他学生、教授和大学校友的可能性。事实上，仅仅通过吃饭、睡觉和在校园里度过的时间，住校的学生就能比走读的学生有更好的机会发展出一个强大的生活圈，充实大学生活。[20]
纵向研究还表明，参加社团、联谊会的，或者参加任何类型的课外活动的学生几乎不会辍学。参加运动，特别是校级体育运动，对于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具有特别显著的积极作用。其他促进学业完成的活动包括入学项目、军事训练、教授科研项目等。
影响学业完成的最有趣的环境因素，是找到一个在校园内的兼职工作。虽然它可能不太像真正的工作，然而在大学里追求学术进步是需要时间和精力的，在校园谋得兼职工作有利于继续保持这种追求。显然，这样的工作还包括勤工俭学，或类似的工作。从一个更微妙的心理层面来讲，如果学生的在校生活依靠大学里的收入来源，则可能会产生更深层的大学依恋感。
但如果学生是在校外谋得一个全职工作，学业的完成则会受到影响，因为学生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与学生生活无关的非学术性活动上。减少校外的全职工作可以使学生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和其他的校园活动中。
不同类型高校的相关研究成果表明，参与理论与学生的学业完成情况也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几乎每一个纵向研究学生发展的报告都显示，学生辍学的几率在两年制的大学比在四年制的大学里要大得多。如在美国，参加社区学院的负面影响，甚至被排在招生入学特点、居住条件和工作环境不足等变量之后。[21]社区学院似乎是教师和学生参与度最低的地方。大多数学生像乘客，有相当大比例的学生是以兼职身份在读大学的（大概因为他们上学仅仅是兼职身份，所以他们才较少参与）。同样，社区学院聘用的教职人员大部分也是兼职的。
1975年的一项关于辍学率的研究也有一些关于学生和大学之间“适合”与否的有趣发现：如果学生和学校的宗教背景是相似的，则学生更容易留在宗教学院；与白人院校相比，黑人更容易留在黑人学院；与大学院相比，来自小城镇的学生更容易留在小学院。[22]这种影响的起源可能在于学生对该机构的认知和认可。如果一个学生认可学院环境，则比较容易融入进去。
另外，可以通过分析发现导致学生从大学退学的原因来进一步支持参与理论。男性退学最常见的原因是课程无聊（显然意味着缺乏参与），女性退学最常见的原因是结婚、怀孕或其他因素。
持续辍学现象提供了一个研究学生参与问题的理想范例。因此，如果我们研究发生在一个统一体上的参与，那么辍学的行为可以被看作不参与的最终形式，则辍学的参与锚一定在参与的最低端连续存在。
学生参与理论明显的用处就是它适用于早期的辍学研究。阿斯汀曾对其他范围内的大学成果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从而对参与现象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发现，影响参与的因素集中在以下方面：居住的地方、荣誉课程、本科生参与研究、社会联谊会和女生联谊会、学术参与、师生互动、运动参与及参与学生自治会。
关于参与研究的一个普遍性结论是，几乎所有学生参与的形式都与进入大一时高于平均变化值的特征有联系。而对于某些学生来说，参与的结果是与任何新生进校时的特点或机构特征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二）学生参与的路径
大学生可以在一些影响他们生活、学习的领域和一些他们有能力提出建设性意见的领域发挥作用，如可以参与本校教学项目、教师评估和教学基础设施方面的管理，参与课外活动、学生服务和宿舍方面的管理等。[23]以下是一些特定的参与形式介绍：
1．宿舍社区。离家读大学对大多数学生的学业结果有显著影响。与走读生相比，住校生更容易形成宗教信仰和享乐主义。住校生比走读生在艺术兴趣以及许多其他形式的参与（如，与教师互动、参与学生自治会与社会联谊会等）方面也会有更大的受益。
校园生活大大增加了学生坚持和追求学位或专业研修的机会。与走读生相比，住校生在课外领域获得领导、运动等方面能力的可能性更大，对他们的大学生活也更加满意，特别是在同学关系、师生关系、机构信誉和社会生活方面。
2．荣誉项目。参加荣誉项目的学生能获得基本的人际自尊、智力自尊并培养出艺术兴趣。与其他学生相比，他们对大学及向往的研究生和专业学位的追求更容易坚持。荣誉项目的参与与学生在科学项目的质量和程序、接近教师和教学质量三方面品质的满意度是成正相关的，而对友谊的满意度与该机构的学术声誉是负相关的。这些研究结果表明，荣誉项目的参与提高了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紧密程度，但也可能使学生与他们的同龄人关系疏远。
3．学术参与。深入参与学术的学生，不太可能比一般的学生在自由主义、享乐主义、艺术兴趣或商业利益方面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唯一突出的是，学术介入引起的人格改变是一个需要不断加强的过程。学术参与与大学生活密切相关。学校参与催生了一个新的模式，这种模式强化了这一假设，即那些积极参与大学学业的学生，往往孤立于他们的同龄人。
4．生师互动。事实上，与任何其他类型的活动参与相比，学生对学院的满意度与能否和教师互动这一点关系更加密切。生师互动频繁可能会让学生对此比对学校其他各个方面的满意度都更高，包括同学友谊、各种课程、智力环境，甚至管理部门。因此，鼓励教师吸纳更多学生参与课程的办法，在大多数大学校园里是有效的。
5．运动参与。参与体育活动对整个研究的影响，与学术投入的影响相当。也就是说，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积极性小于对自由主义、艺术兴趣增加的平均值，也小于获取商业利益的平均值。参与运动也与以下四个领域的满意度相关：该机构的学术声誉、智力环境、同学关系及制度管理。这些结果表明，运动参与同学术参与一样，通常伴随着校级参与，往往隔离了学生与同龄群体的同伴影响。对于好学的人，时间和精力花在研究上；对于运动员来说，其时间都花在长时间的训练、旅游、体育比赛和住专门的宿舍上。
6．学生参与治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促进政治参与的扩大，造就参与基础的多样化，并导致自动参与代替动员参与。”[24]参与学生治理的满意度大于在自由主义、享乐主义、艺术兴趣和地位需求方面的平均增幅，同样大于与同学关系的平均满意度。这种关系模式支持了这一假设，即态度和行为的变化通常要归因于大学入学时伴随着的群体效应。也就是说，学生积极参与学生自治会与他们和同龄人的互动频繁有关，这种互动似乎通常由大学体验的突出变化引起。
受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我国民国时期许多著名教育家，如陶行知、杨贤江、马相伯等，也进行了学生自治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不俗的成果，但没有形成较成熟的体制。时至今日，我国大学生参与高校管理仍需要一个体制创建的过程。
1998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举办世界高等教育大会，发表了《21世纪的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指出：“在当今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高等教育显然需要有以学生为中心的新视角和新模式”，“国家和高等院校的管理者应把学生及其需要作为关心的重点，并应将他们视为高等教育改革的主要的和负责的参与者。这应包括学生参与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讨论、参与评估、参与课程和教学法的改革，并在现行体制范围内，参与制定政策及院校的管理工作”。
可见，在世界范围内，大学生参与管理是高校管理发展的大趋势。这也为我国高校促进民主管理、追求现代大学制度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即重视长期被忽视的学生的主体地位，在高校管理中充分发挥行政人员、教师、学生的主体作用，建立一种由三方主体共同组成的管理体制，在各尽所长、相互制衡的机制中实现高校的民主管理，从而提高管理效能，降低管理成本。[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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