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文教学的“守常”与“求变”

有人说“八股文”束缚思想，有人说“八股文”摧残性灵，也有人说“八股文”贻害后代。总之，“八股文”竟一无是处了。事实真是如此吗？

始于唐，成于隋，延续至清末，历经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虽几经变化，然程式严格的八股文始终是主要考法，撰写八股文也就成了封建士子进身的主要途径。私塾讲堂更是亦步亦趋，培养学生就是以写得规范的八股文为终极目的。因此，八股文在我国教育史上实在是占了相当的一席之地。

“八股文”是俗称，其正式名称是制艺、经艺、制义。八股文又称时文、时艺。时文是相对古文而言，时艺是相对古艺而言。八股文又叫四书文，因为题目都限定在儒家经典《四书》范围之中。制义、时文之所以称之为八股文，是因为全文有八比。八比乃文章分为八个小段：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八小段中，中间四小段，都是对偶的长句。比者，并也，即排比句，两两相对照，共四部分八层，故称“八比”，这是从文章格式上的取名。

“八股文”规定三百字完篇。清代乾隆四十三年后放宽篇幅，乡试、会试以七百字为限，超过字数作为废卷。因此当时八股文都是五六百字的短文。乾隆五十四年，会元尚居易因第一篇八股文超过一千二百字，连功名都被革除。至清末，字数限制则略为宽松。

八股文的题目，有极短的，也有极长的。短的只有一二字，长的有一百多字，将整章书当题目，有的甚至把两章书连在一起当题目，称为连章题。还有截搭题，相连的两句，前一句的最后两个字或几个字与后一句的最前面的一二个字，并在一起，做个题目。如“不亦说乎有朋”，就是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二句中，取不成句的六个字，连起来做题目。

“八股文”之源起，深究起来，说法不一。最近读书方知，据饱学之士考定说，认准八股取士，原是洪武皇帝的好意。朱元璋贫民出身，一生戎马而得天下，原是容不得烦琐长文的。有官员上章奏事，洋洋洒洒七千言，还未及题，于是圣颜大怒，说你满腹经纶，为什么不一上来就“破题”呢？据说朱洪武是想纠正那种离题万里的文风才制以八股的。他当然不曾料到阴错阳差，人人“破、承、起、入”，反而形成一套新的烦琐框框，终于离他的初衷万里而去了。

这仅是传说而已，不足为信。然而，追根溯源，喟叹之余，不能不诱发我们的一点思考：八股文应该说是明清两代官员的一种素质训练课程。那么，对今天的初中语文教学的素养品质的提升又可以有怎样的启迪呢？

许多否定八股文的人都说八股文“所习非所用”，因为操习八股文的人一旦考中科举、走上仕途之后，就将它抛之脑后，忘个精光，实在是毫无用处。这是“徒竭其精华，习不急之业”。这种说法是只看到事物的表象而不看其实质。尽管除一些从事教职的官员外，明清两代绝大多数官员不用再写八股文。其八股文格式也被渐渐忘却，八股文的词句离他们渐渐远去，可是八股文写作所训练出来的儒家世界观和正、反、起、承、转、合的思维方式及思维能力却让他们受用无穷，永远在规范其言行、指导其行为方式的择取。

前人写文章之所以跳不出这一固定模式，自然与科举的要求分不开，但是，与中国人固有的思维方式也不无关系。综观中国历代思想家所著文章的一个特点，就是喜欢用格言式的句子。无论是先秦的孔子、孟子，或者是宋明以后的程朱理学，乃至现代的众多的思想家，都喜欢用格言警句的形式来表达思想。因此，八股的第一股，必然是用简短而有力的方式说出一个由生活体验而得的真理。开笔学写破题，不是简单地学造句（造句是用对对子的方式进行训练的），而是训练思维的概括能力和准确能力。把各种抽象、甚至很狭窄很怪异的题目，高度概括而又十分准确地用一两句话提纲挈领地说出其意思来，就是训练思维的概括能力。思维的准确性则要求把概念的内涵限制在最小范围之内，如同打靶，不但要思维集中在靶上，而且要集中在靠近红心的环上，最好能集中在红心上。以此“破题”，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再者，中国人推理也习惯用类比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的特点是先直觉到某一道理，然后用各种具体比较与形象，尤其是取用历史上的某些例子来加强论证的说服力。于是，就有了文章中的“四比”。如果说一开始写破题是训练思维的概括性、准确性，那么后面一股一股地写，就是训练思维的全面性、条理性、逻辑性、辩证性。任何客观事物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不是孤立的，必然有它的正反、并列、次序、轻重、因果等方面关系。思维的周密性，就表现在清楚地认识这些方面，并从实际出发予以分类，阐明其各种各样的关系，再用对比的文字表达出来。在表达上又要紧紧围绕中心，面面俱到，有自己新的意思。八股文各股表现的原则，就是这样进行的。因而训练这样的能力，不单纯是一个语言文字的训练，更主要的是思维方法的训练、思维能力的训练。

但是，当我们冷静地思考后发现，八股之害，是因为科举制度的缺陷与弊端。“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言，精微之奥旨。参之经史子集，以发其光华；范之规矩准绳，以密其法律。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钱锺书在《谈艺录》中，在评论骈体文时，谈到了八股文，对这一形式顺笔做出了简洁明快的附带说明。一开始，钱锺书根据前人的研究，勾勒了八股文的骈体文渊源，以及骈体文作为戏剧性抒情诗具有的外延，进而评论说：“八股古称‘代言’，盖揣摩古人口吻，设身处地，发为文章；以俳优之道，抉圣贤之心……窃谓欲揣摩孔孟情事，须从明清两代佳八股文求之，真能栩栩欲活。汉宋人四书注疏……皆不足道耳。其善于体会，妙于想象，故与杂剧传奇相通。”许多现代论者对八股文这一形式的敌视，可能是因为这一形式对儒家价值观的屈从。

前人之述，予人启迪。应该看到，八股之文本来优劣并存，随着历史的发展，却未能扬长避短，才走入了穷途末路。“规矩”是镣铐，但带着镣铐未必不可翩翩起舞。

历史上，有多少诗人、学问家都是从小熟读《四书》《五经》、学作“八股”出身的。直至清末还是如此，蔡元培就是中“八股”之举的。就连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也不例外，小时候在三味书屋读完了“十一经”，学会了八股文，深刻地认识了八股的局限，才愤然擎起“文学革命”的旗帜。鲁迅的文学素养中也有八股文的一分子。这难道不值得我们为之深思么？

正如万事万物包含着对立统一的法则，如果我们能够披沙拣金、推陈出新，那么，“八股文”作法的“规矩”，对于训练学生思维的严整性，在模仿中训练规矩，使其“言之有序”，以致成就“方圆”，或许有些借鉴意义。

刘熙载《艺概》卷六《经义概》专讲八股文，他提出“文莫贵于尊题”，并说：“题有筋有节。文家辨得一‘节’字，则界画分明；辨得一‘筋’字，则脉络连贯。”写文章，主线分明、合乎逻辑是最为要紧的。在现代学者中，蔡元培先生在《我在教育界的经验》一文中指出：“八股文的作法，先作破题，用两句，把题目的大意说一说，破题作得及格了，乃试作承题，约四五句。承题作得合格了，乃试作起讲，大约十余句。起讲作得合格了，乃作全篇。全篇的作法，是起讲后，先作领题，其后作八股（六股亦可），每两股都是相对的，最后作一结论。由简而繁，乃是一种学文的方法。”

教学实践告诉我们，长期和严格的训练，对于语文教学尤其是作文教学是极为重要的。这就如同人人都可以唱歌，只要不是哑巴。但要成为一名歌唱家，就必须从音阶模练开始。青年学生，一般都会拿起拍子打几下，但训练乒乓球运动员，却要从拿拍子练起，千次万次，反复打同一点，来提高其准确性。写作文，用一定的模式训练，其道理是一样的。

标准的“八股文”，以汉语、汉字的单音、四声为条件，以对仗思维为特征，以传统文化的“四书”“五经”等文献理论教育为内容，是一种条件限制十分严格、写作难度很高的文体。

我们知道，无论是“破题，承题，分股，束股”（或称“起，承，转，合”）等等，今天看来，作为一成不变的公式，当然是不足取的。但是如果理解为一般文章，尤其是议论文的结构，则是基本符合事实的。议论文的结构，概括起来说总不外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三个基本的步骤。现行的语文教材也是这么去教学生掌握的。而分析问题往往需要事理或事例的正反两方面论证，所谓“摆事实，讲道理”。动笔之前，对文章有个整体的构思，可避免漫无中心。梁启超云：“教人作文当以学结构为主。往往需要事理或事例的正反两方面论证。”一篇文章犹如一所房子，每一节就同整所房子中的每间房间一样，都应该有它们合适的位置。光有正确的主题、丰富的材料，而没有严谨清晰的结构，就像一团乱麻，将直接影响文章的表达效果。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虽然谋篇布局因文而异，然而其共同特点是：当求文章有条有理。结构是对文章材料的组合排列，是内在思路的一种外部定型。其层次和段落是构成文章的基本单位，这些内容的“板块”由于结构的谨严而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明乎此，在学生初学作文时给予相当重视，规范化训练学生，至少可做到写像一篇文章。

再说八股文的另外一功——求文章“刻意创新”，当然也不是一概而论。翻检历史上的八股文，回视当今的“新八股”，无病呻吟的应景文章比比皆是，不值一提。然而因八股文有严格的限制，学来也甚难的缘故，让人必须加倍用心。不说别的，其题目之难，什么《山梁畦雉》，什么《孟子反不代》便可见一斑。题目范围限于《四书》，而《四书》词句有限。历经几百年，不但早已出尽，而且翻来覆去不知写了多少遍，有时断章取义，风马牛不相及，却偏要由此审议，说出前人没有说过的话。先天的智慧，加上后天的严格训练，类似于当今体育竞赛中的“超强化训练”，显然不是一般的作文能力可以应付得了的。据说某位学台考试童才，连出三场“学而时习之”，其用意也在于此。某些经验丰富的老教师的作文题中，《一件难忘的事》是保留节目。正如反复练过单调音阶的人才能最终弹奏出多彩华美的乐章一般。

上海市第四届中学生作文竞赛，我班有三位学生分获一、二、三等奖。县级初赛他们分别是以记叙文、说明文这两种文体出线的。市级决赛时，写说明文的两位同学都抽到写议论文，最后分别获二、三等奖。可见不同文体的“规矩”是相通的。以一等奖那篇《老师激动了》为例，也很能说明规范化的文章同样可以翻出新意。现把选自《上海市第四届初三作文比赛佳作选》中的原文与评析录下：

老师激动了

上海嘉定区一考生

＊老师是我们的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主任。三十出头的他有着一副柔和而有力的男中音嗓子，这使许多男生羡慕不已，但更使我们敬佩的是他的冷静，一种不慌不忙的沉着。（第一，破题。扣定老师的“沉着”，反衬老师的“激动”）

又是一节语文课，他照例准时地来到教室。他没有对我们的自读笔记作任何评价，只是在一片哗哗的翻书声中开始朗读《最后一次讲演》。

他静静地朗读着，似乎为李公朴的牺牲感到极其不平，他在向我们讲述当时的情景，我似乎看到了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正在倾听闻一多的讲演。（第二，承题。因“破题”是反破，所以承题为正承）

渐渐地，他的嗓音提高了，又高了。哦，就像一层层浪花正向海边奔去，打破了原来的平静。然后，涨潮开始了，后浪拼命地扑向前浪，海水汹涌起来。

我们睁大了眼睛，似乎对他的语调感到奇怪。可他呢？好像真的陶醉了，全然不知我们的惊讶，继续念着。不，是慷慨陈词。（第三，起讲。老师的激动如涨潮一般）

“……他们的心是怎样长的！”他完全放开了嗓音，几乎在这同时，他握紧拳头，“嘭！”用力捶了一下桌子，把对反动分子的恨，对爱国者的爱全发泄了出来。他环视着群众，一股愤怒的眼神射向了四周。在这一秒内，我们悟出了……“哗——”一阵热烈的掌声响了起来。（第四，起比。以课文引述与演讲融为一体）

我们也陶醉了。于是，掌声、演讲声混在了一起，吸引了隔壁办公室的老师。他们一定在纳闷，平时连训最调皮的学生都不用“高八度”的他，今天竟会……（第五，出题。使文章章法井然，摇曳生姿）

海水进入了高潮：“……希特勒，墨索里尼，不都在人民面前倒下去了吗？”“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第六，中比。写学生的反应与联想）

他的嘴唇在微微颤动，通红的脸，厚厚的眼镜片还是掩饰不了他眼中的希望——对祖国的希望。他的手臂张开了，好像在欢迎所有爱国的人们。这是一个特写，一个持续了许久许久的特写！让我们分不清演讲台上的是闻一多还是＊老师。（第七，后比。进一步渲染课堂气氛）

“哗——”热烈的持久的掌声在教室中回荡。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老师激动了。（第八，束股。是结语。回扣文题）

这是上海市第四届初三作文比赛中的一道命题。本文是获奖作文之一。

写“老师激动了”这类文章，大都选取激动人心的故事，或慷慨激昂的场面，而本文作者却另辟蹊径，以一堂语文课上＊老师朗读《最后一次讲演》为主干材料，有声有色地描绘了“＊老师”朗读时的真情实景。闻一多面对国民党特务毫不畏惧，拍案而起，这大义凛然的行动已经够令人激动了，再加上“＊老师”有声有色的朗读，怎能不使人动容呢！文章选材虽平，但立意颇见深度。

可见，在立意创新的作者笔下，即使别人写过的题材也能明显其能，焕发出奇光异彩。

这篇文章的结构也颇具特色，恰到好处。

文章一开始介绍某老师“有着一副柔和而有力的男中音”，尤其他的“冷静”“沉着”，令“男生羡慕不已”。但写某老师朗读课文时读音却“提高了八度”“慷慨陈词”，而且“紧握拳头”捶了一下桌子，“老师激动了”。文章先抑后扬，嗓音的“柔和”与“高八度”；某老师的“冷静”“沉着”与“激动”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展现了他对反动分子无耻行径的满腔愤怒。这种欲扬先抑的写法不仅使文章波澜跌宕，而且使人物形象更加鲜明。

读完这篇《老师激动了》，耳畔仿佛想起闻一多怒斥国民党反动分子的声音，如闻老师声情并茂的讲演，不由使读者为之“激动”起来。

文章从结构看，起、承、转、合均具备。文章从立意看，平常的题目很有些刻意创新。笔者以为，八股文固然有其陈腐的一面，但也很有值得借鉴的另一面。当今的语文教学流派纷呈，教法各异，这也好，那也不错。然而传统的教法却总被讥之为“没啥花头”，实在让人困惑。

古代教育中留下的八股文遗产，是可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只有这样，才能继承和发展它；才能不为异彩纷呈的流派风格所迷惑；才能避免浅尝辄止学古人，生吞活剥学外人的弊病；才能在各种各样的“规矩”之中画出形形色色的“方圆”来。

行文至此，忽又想到钱梦龙老师的“语文导读法”。比如那一堂《谈骨气》，倘若论教学设计，实在也谈不上什么“高招”，你看，一朗读，二词语，三分段，四讨论，五作业。这种“五大块”式的构思，不是太一般化了吗？不过，奇怪的是，这样的教学设计居然把学生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真让人有不尽的遐思。

通过学习和实践，我逐渐找到了问题的答案。不能否认，教学设计当然贵有“新意”和“巧思”，有一度我也确实常在“新”和“巧”二字上下功夫，每一堂课总要挖空心思地想些“鲜招儿”。其实，教学总有一定的规律，这些一定之规有时还表现为某些“模式”。教学设计就要在规律上下功夫。现在我遵循的原则是：常中求变，变中守常——“常”就是规律，“变”则是创新。

学生得奖作文所写的那堂课，便是这一指导思想的实践。记得当我介绍起当时闻一多在讲演前后的情形时，当学生听到闻一多去演讲前特务恐吓他，当学生听到闻一多被枪杀时居然无人敢救，只是从街坊伸出一块门板，儿子闻立鹏才能够将父亲安放后送医院时，有些学生的眼角已湿润。此刻，师生双方都进入了“角色”。我想，再以预设的过多的“理”的分析已显然多余，何不就即兴作个讲演，改变一下传统的议论文的讲法，多一点“情”的激发。

根据学生“自读”六步提供的信息有的放矢地教，学生则可以更好地把握整个教学过程的思路，从而主动、自觉地学习，而不致盲目地被教师牵来牵去。这里“自读笔记”的六步是固定的，类似于“八股”的训练，这便是“守常”；而我的教学设计每一次又都是不一样的，从哪里作突破口，以主线贯穿，则更多的是“创新”。

回想教学比赛课文言文《狼》，目标就是一个：熟读成诵。初一学生接触文言文甚少，要求每一字、每一句透彻理解，似无必要，便采用故事情景再现法。实践证明，这种方法可以消除学生对文言文背诵的畏难情绪，有比较明显的效果。而这种效果不仅仅体现在当堂教学，更体现在过了长时间的再次学习之中，为以后文言文背诵提示了一条规律，即传授一种切合实际的学习方法。多年以后，有学生还提起了这堂课，这堂简单而传统的课。

其实，最初准备《狼》这一堂课，我曾想以文中的一句“禽兽之变诈几何哉”为突破口，以学生的质疑、教师的分析为课堂教学的构成；最终却“忍痛割爱”，这也是从学生的实际出发的结果，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世间万事，概莫如此。

钱梦龙老师的“语文导读法”与“八股文”也许风马牛不相及，然而其中既应“守常”，遵循一定的规矩，又需“求变”，活化各异的方圆，因此确有相通的一面。这，便是胡思乱想的一点点收获。

（本文发表于《上海教学研究》201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