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美国的音乐治疗

在20世纪头几年，尽管对音乐治疗的研究是零散的，但它仍然继续得到支持。医生、音乐家、精神病学家和一般大众都在科学出版物、报纸和流行杂志上发表他们的音乐治疗个案。治疗师认为许多情况下音乐是有效的，而临床和实验研究都提供了支持这一论点的数据。除此之外，在医院有大量推动音乐治疗项目的短期组织，特别是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归来的老兵设计的项目（Taylor，1981）。

在20世纪头20年促进音乐治疗的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是埃娃·维萨留斯（Eva Vescelius）。基于过去和现代的健康与疾病概念，她在1913年出版的《音乐与健康》杂志上发表了一个有关音乐治疗的精彩观点。维萨留斯相信，音乐治疗的目的是让病人从不协调的情感反应回到协调的情感反应。她对失眠和发烧，以及其他疾病的音乐治疗给予了具体指导。这份杂志虽然只有三期，但可能是她最特殊的贡献。杂志的每一期都包括维萨留斯和其他人在音乐治疗应用中的诗和文章。除此之外，维萨留斯还在这本杂志上为“音乐治疗”的课程做广告（Davis，1993）。

玛格丽特·安德顿（Margaret Anderton）是第一个在大学提供音乐治疗课程的人，她在大学组织音乐治疗课程并任教。她是一位出生于英国的钢琴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有生理和精神障碍的加拿大士兵提供音乐治疗服务。1919年，她在纽约市的哥伦比亚大学教课，学生都是准备作为治疗师到医院工作的音乐家。她写道：“课程的目的是为了了解音乐的心理生理活动，并为医学控制下的治疗提供实践训练。”（Literary Disgest，1919/03/01，p.59）像维萨留斯一样，她强烈地相信，音乐家作为治疗师为病人工作之前应该接受全面的训练。

安德顿提倡两种临床音乐治疗的基本方法。对于遭受了心理创伤的士兵，治疗师应该提供音乐。但对于有生理创伤的士兵，演奏音乐是病人的作业，因为演奏乐器有助于使受伤的胳膊或腿强壮起来。她也喜欢使用木管乐器（特别是对心理创伤的人），因为根据她的研究，木管乐器的音色具有治愈效果（Taylor，1981）。

艾莎·莫德·伊森（Isa Maud Ilsen）是一位音乐家、护士和医院董事。她于1926年在医院建立了国家音乐协会。最初，她于1919年和玛格丽特·安德顿一起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音乐治疗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她也在美国红十字医院担任音乐指导。伊森认为音乐可以为外科病人和那些有躯体疾病的病人减轻痛苦。她作为音乐家在医院工作了20年，这帮助她确立了音乐治疗的理论。像维萨留斯一样，她认为一个健康的人就是一个协调的人（Ilsen，1926）。伊森相信音乐中的节奏是最重要的治疗成分，但是她认为某些音乐类型，如爵士乐不适合用于治疗。

在20世纪头50年，伊森像其他音乐家和医生一样，表述了一个具体的，基本只使用古典音乐来治疗各种疾病的音乐治疗框架结构。例如，她使用舒伯特的音乐来治疗严重的失眠症。她相信勃拉姆斯的华尔兹或苏珊（Sousa）的进行曲适合于临终关怀。有时候在做选择时，她会考虑到病人的音乐喜好而使用不同民族的歌曲和器乐曲（Literary Digest，1919/08/23，p.26）。她被认为是在美国的医院中促进音乐治疗运动的一个重要的先驱者。

哈丽雅特·艾尔·西摩（Harriet Ayer Seymour）也作为音乐治疗师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服务，受到埃娃·维萨留斯的著作的激励，她在1920年出版了音乐治疗师指导手册，题为《音乐可以为你做什么？》。接下来的25年，她坚持通过她的著作和临床实践展示，积极地推进音乐治疗。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时期，她参与了由罗斯福政府实施的一个就业计划项目。在她的指导下，音乐治疗项目出现在纽约的许多医院和监狱中。她进行了各种实验，以确定哪种音乐类型对躯体和精神障碍有效。西摩于1941年建立了音乐治疗国家基金。作为主席，她做了很多报告，同时也教授课程。从1941～1944年间，她训练了500多名音乐治疗专业的学生（Davis，1996）。

20世纪头50年，尽管音乐治疗活动的报告数量迅速增加，但是音乐治疗并没有被医学界所接受。维萨留斯、伊森和西摩都试图在医院、监狱和学校建立长期的工作项目，然而可能是由于医生和医院管理者的支持有限，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Davis，1993）。然而，也有一些医生积极地推动音乐治疗。很多著名的医生都热情地支持在手术进行过程中使用唱机，目的是在外科手术进行时用它来分散病人的注意力，使病人平静下来。

1925年，伯迪克（W. P. Burdick）医生在美国麻醉与痛觉消失年鉴中报告了唱机不仅仅被用在手术室，还被用在病房来减少病人的不适感和帮助病人的睡眠。伯迪克指出当播放音乐时，甚至最严重的病案也能得到改善，95％的病人对把音乐作为治愈过程的一部分表示出兴趣（Burdick，1915）。

1920年，埃斯特·盖特伍德（Esther Gatewood）进一步强调在手术室里，特别是在实施麻醉的过程中使用音乐。像伯迪克一样，盖特伍德提倡在外科手术中使用病人喜欢的音乐，但他相信在开始阶段音乐与病人的心境相匹配是很重要的，然后可以一步步改变病人的情绪。盖特伍德描述了后来被命名为同步原则的技术。20世纪40年代，伊娃·阿特舒勒（Ira Altshuler）将这一技术发展得更加完善（Taylor，1981）。

随着更多报告的出现，音乐的应用从手术室迅速传到其他治疗领域。1929年，杜克大学不仅在手术室和康复领域给病人使用音乐，也给病房里的儿童和成人使用音乐。每个病人可以通过遍布整个医院的耳机或音箱接受音乐。这一发展代表音乐治疗第一次在美国主要医院得到了广泛的关注（Taylor，1981）。

1930年，迈克格林（J. A. McGlinn）发表了一篇文章，回顾了麻醉在产科和妇科中的副作用。迈克格林报道在实施麻醉的过程中，音乐可以有效地减轻病人的焦虑，而并不干扰手术室的常规活动。他特别指出选择适合病人心境的音乐有四大益处：（1）音乐有效地掩盖了手术室的声音；（2）在局部麻醉和脊柱麻醉的时候，音乐吸引了病人的注意力；（3）在外科手术过程中，音乐使手术室的全体人员，包括医生、护士和其他助手都能得到放松；（4）音乐为手术后辅助人员清理手术现场提供愉快的环境。迈克格林也反对爵士乐和伤感的音乐，相信这些音乐不适合在医院使用（McGlinn，1930）。

在20世纪30年代，埃德曼（A. F. Erdman）医生继续支持在外科手术过程中应用音乐。像迈克格林一样，埃德曼相信音乐可以分散病人对即将开始的手术的注意力。然而，埃德曼用耳机做实验，让病人听音乐，而不是为全体人员提供音乐。在外科手术之前选择音乐时，要考虑到病人的喜好（Erdman，1934）。

除了在外科手术中使用音乐，音乐治疗也被应用在矫形外科和小儿科病房。国家音乐治疗基金的奠基人，哈丽雅特·艾尔·西摩为患结核病和生理障碍的儿童设计了特殊的音乐类型。后来，包括皮克尔（K. L. Pickerall）及其同事等外科医生成功地为从入院到出院的各个阶段的病人使用音乐。皮克尔注意到音乐除了能够减轻焦虑外，通常也降低了药物使用的水平，病人的康复时间也较那些没有接受音乐的病人缩短了（Taylor，1981）。

维廉·范德瓦尔（Willem Van de Wall）是另一位有记载的音乐治疗的主要创新者。他的贡献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在精神病医院和监狱中发展音乐治疗项目。一个旨在帮助改善人类状况的慈善机构——Russell Sage基金会为他的工作提供了经济支持。赞助者帮助出版了大量有关音乐治疗的重要著作，其中包括一本1936年出版，题为《在医疗机构中的音乐》的全面性著作。

范德瓦尔从1925～193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音乐与健康。他同时还负责宾夕法尼亚州精神健康局的音乐和其他治疗项目。这一职位是专门为改进宾夕法尼亚的精神病医院的状况而设立的（Boxberger，1963）。20世纪20年代后期，范德瓦尔在Allentown的宾夕法尼亚州州立精神病医院发展起了第一个医院中的音乐项目。1944年，范德瓦尔担任了“医院应用音乐委员会”的主席，他的目的是要监督精神病院中音乐治疗项目的发展情况。博克斯贝格尔（Boxberger，1963）认为威廉·范德瓦尔是20世纪音乐治疗在医院和其他机构发展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尽管在20世纪头40年里有大量的音乐治疗活动的记录，但是音乐治疗还没有得到常规的应用。虽然有范德瓦尔、维萨留斯、伊森和西摩的支持，但音乐治疗一直没有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医疗职业发展起来（Boxberger，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