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走上大学的领导岗位

1996年5月，市委决定我去上海教育学院工作，担任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由于机关工作要有人接替，我在10月才正式去上任。该院党委书记孙运时为人随和，虚怀若谷，在学院威信很高。他与我是同龄人，但是在上海教育学院已经工作了10年，前6年任党委副书记。因此他工作经验非常丰富。能与这样一位书记搭档工作确实是很荣幸的。

正当自己铆足劲想做出点成绩以回报领导和众人的厚爱时，命运又开了个小小的玩笑。那年11月即从市教委传出消息，上海教育学院要和华东师大合并。教职工一片哗然，我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半年前在机关时教委领导勉励我到上海教育学院要努力抓好中学师资培训，并告诉我不会考虑合并事宜。怎么适应新情况？而学校里纷纷传说，我调入学校就是来操作合并的。一时间学校人心浮动，牢骚怪话也不少。有些老教师沉不住气便联名向市政府、国家教育部写信。我们知道，一些重大改革举措的出台，其方案酝酿和审查报批往往需要较长时间，上海教育学院和华东师范大学的合并直到1998年的9月才正式完成，期间一共花了近两年的准备。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上级部门准备过程中难免会有消息不慎“漏”出来，这就给基层单位增加了许多额外的工作。事后我了解到，上海当时教育类的高校一共有6所：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教育学院、上海第二教育学院、上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上海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从培养高素质的中小学师资的需要和职后继续培训的贯通出发，将学前阶段师资的培养与中学师资的继续教育都归并到华东师范大学，将小学师资的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都归并到上海师范大学，这样，幼儿师专和两个教育学院先后并入华东师大，上海师专则并入上海师大。上述改革举措经国家教育部批准以后在1998年9月全部完成。

面对如此波动的局面，孙运时书记善于审时度势、把握大局。领导班子多次开会研究对策，适当调整分工，确保思想不乱、队伍不散、工作不断、资产不失。学校党委多次召开不同类型教职工座谈会，仔细听取大家意见，认真向上反映；市教委有什么精神也及时向中层干部与广大教职工传达。这样过了半年多时间，大家看到政府的决策日益明朗，情绪就逐渐平稳了。孙书记知道我来学校与合并是没有关系的（我的前任正好调中国福利会任秘书长，然后市委研究由我来接替她的工作），但是，为了减少矛盾，直接与并校有关的工作不让我去管，让我去管了不少以后还要继续推进的工作，诸如校办产业、后勤管理等。因此，在上海教育学院的两年，我除了认真管好本行——宣传思想工作，学习做好新的工作——纪委书记、查信办案、督导督查，还着手管了一些行政工作。那时院领导班子共5个成员，院长张民生是市教委副主任，他和书记两人是不会进入华东师大领导班子的（孙书记后来到市人大任常委会秘书长）；两位副院长，一位年龄已到退休阶段，还有一位因为多种原因而不适宜进入领导班子（后来保留副校级待遇）；因此，只有我将随着并校一起进入华东师大党委班子。孙书记早就看到了这个情况，有许多需要延续的工作尽量让我参与。1997年4月，市政府正式下文，免去了院长和一位副院长的职务。5月下旬，市教卫党委领导来校宣布，孙运时负责学校党政全面工作。因此，我后来那段时间分管、协管的工作是比较多的，除了管党委宣传部、纪委监察审计办公室，还有后勤处、开发处、财务处、基建处、设备处、学生处等部门，并管理印刷厂、教苑宾馆、图书资料中心、中小学教育信息中心、几个报纸编辑部。那段时间虽然忙，但很充实。尤其是那个合作项目。上海教育学院有4个校区，总校在淮海中路汾阳路，现在说属于地处黄金地段，因此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将主校区的一栋四层主教学楼拿出来与香港一企业合作开发建一栋高层商住楼和一栋高层教学楼，利用级差地租，既增加学校收入，又增加教学用房。此项目已洽谈了好几年，孙书记让我在1997年也一起参与，直至并校后该项目划归市教委管理为止，确保国有资产不流失。我在日记中是这样记录当时的想法的：

（1997年）June，29，Sun.

事情一下子增加很多，还是得注意调动部门首长的积极性，大事抓住，管好干部，主意多出，力争在原有基础上有所进步。

那时，正好有最后一批福利房可以分配。党委让我来负责这个工作。虽然我的住房面积离我职级可以享受的面积尚有几十平方米的差距，我向党委表示，这次我不申请；院班子其他成员都表示不申请，尽管他们的住房也不宽裕。这些都是对我工作的极大支持。面临并校，面临最后的福利分房，矛盾是很多的。由于班子成员带头，矛盾再尖锐都是可以解决的。“办法总是比困难多”。我们制定了比较详细的办法，既考虑延续性，又注意向教学与管理的骨干适当倾斜。分房结束，近四分之一的教职工住房得到改善，基本没有比较激烈的来信来访。我的日记中记了这样一件事：

（1998年）Feb.22，Sun．

21日晚，XX陪老婆来我家，要求减免交新增房屋面积款，不答应。临走，他们一定要送我气功掌发生器，力拒不成，怕伤XX自尊心，遂花300元买下。

事情虽小，反映了自己拒腐防变的态度。自己一直警惕不能将权力转化为个人私利。“蝼蚁之穴可毁千里之堤”，这是自己要深刻牢记的。

同时，在分管的宣传思想工作领域，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考虑到并校以后，有40多年办学历史的上海教育学院将不复存在，我收集了比较详细的资料，利用教卫党委系统编辑纪念周恩来100周年诞辰文集的机会，撰写了文章《坚持服务普教方向　扎实推进师训工作》①，比较详实地总结了上海教育学院办学的经验与成绩。

在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自己对加强青年学生爱国主义教育方面曾有所研究。这段时间与中学政治教师的接触以及与学院思政课教师的讨论，促使自己又作了进一步的思考与研究。我翻了不少资料，撰写了《努力探索对青年学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②，提出了“借鉴课程发展的原则，确定我们教育过程中须遵循的原则”，包括系统化原则、效率化原则、个性化原则、社会化原则和一体化原则，并就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效途径提出了精心组织邓小平理论进课堂、加强优秀传统文化学习、利用现代教育技术拓展教育领域、启发青年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自我教育活动等7条措施。此文获首届“上海高校邓小平理论研究论文二等奖”。另外，自己先后还就思想道德教育的方法论、通过对教育源的深入研究来提高思想教育的效果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1998年9月，我进入华东师大党委工作，担任党委副书记，分管宣传思想工作、教师思想工作，协管文科教学，还兼任过一年时间的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当时，幼儿师范高专已于1997年根据国家教委教计（1997）79号文，偕同南林师范学校一起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成立了隶属华东师范大学的学前与特殊教育学院。1998年9月，沪府（1998）36号文规定，上海教育学院、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并入华东师范大学。按照市教委和华东师大商议的结果，上海教育学院淮海路校区的合作项目归市教委管理及推进，南塘浜路校区划归市教委，筹建市老年大学；淮海路校区的图书馆、教苑宾馆等建筑以及江苏路、茅台路两个校区划归华东师大；上海第二教育学院的校区划归华东师大。在人员的组合上，两个教院的专业系部和教师并入华东师大的相应学院，机关处室除了师资培训的业务部门，都和华东师大的对应处室合并；师资培训的业务部门及相关人员则和华东师大的成人教育学院合并组建继续教育学院，由我兼任首任院长。由于继续教育学院是三校的人员组成，有个磨合的过程，再说工作的地点散在3个校区，要整合起来抓好工作也有一定的难度。那一段时间真有点忙得不亦乐乎：出差多，几乎两周一次，经常进京，还要跑华东几个省会城市；会议多，要参与市教委的继续教育研讨会，又要筹备全国的素质教育研讨会，还有校和院的日常会议；难度大，继教院人员整合中，首批20%的人未上岗，流言蜚语不断。我内心定了一个准则：要有“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的气度，工作不是为了一己私利。

我兼了半年的院长，做了这么几件事情：一是推进领导班子建设，把3个单位相关的中层干部捏在一起，明确分工，建立工作制度，扬长避短，尽量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二是继续抓好师资培训，积极与市教委师资处联系，延续原来两个教院的培训项目，努力做好；三是见缝插针，争取机会在华东师大党委常委会上讨论中学师资培训的重大问题，使上海的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师资培训工作能够在新形势下更好地开展。因为时间短、经验少，自己兼任继续教育学院院长时在师资培训方面没有大的创新，但是做到了工作不断，并把三方的人员较好地整合起来了。

为了集中精力做好党委副书记，我多次主动向党委提出辞去兼任的继教院院长职务。后来，华东师大教务处一位副处长被任命为院长，再后来，两个教院的校区陆续被置换，继教院集中到校本部办公，三校的融合问题彻底解决了。

华东师范大学是国家教育部属的重点大学，学科优势明显，地理学和教育学科在全国高校中都处于领先地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师资力量很强，在上海名列前茅。能够在这样的高校担任领导，既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责任。自己感觉，工作“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朱熹语）”。校党委书记陆炳炎同志政治素质好，管理能力极强。他“受命于危难之间”，在华东师大发展遭遇波折的时候从云南省教育厅副厅长的岗位上被教育部党组任命为校党委副书记，一年以后就接任党委书记的重任。他在华东师大任党委书记整整10年，抓机遇，谋大局，殚精竭虑，攻坚克难，作出了突出贡献。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但是以我在教卫党委近6年对他的了解以及两年多的共事，上述对陆炳炎书记的魄力、能力和实绩的评价是绝不为过的。

我在华东师大党委副书记的岗位上实际工作的时间只有一年半。我主要抓了3件工作：

（1）调研并推进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我们知道，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要把学生按照党和国家的要求，培养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关键是教师的言传身教。自己在高教战线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生教育与管理工作，对这点深有体会。很长一段时间里，人民教师与共和国同心同德，同甘共苦，给学生留下很好的榜样。但是，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给教师的人生观、价值观带来不同的影响，各种社会思潮的涌入也给教师队伍思想政治状况送去双向的冲击。我们非常重视大学生的思想变化，反复研究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措施。这些都是需要的。如果我们能够在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建设上有所突破，肯定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成效。华东师大体量大，我是专门负责宣传思想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分管教师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有一位副书记是负责学生工作的，分管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因此，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到人文学院、继教院、哲学系、生物系、地理系等院系深入调研，与党务干部交谈，召开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教师座谈会，并收集了上海高校的有关资料，提出了“把政治学习作为教师思想工作的主要阵地来抓好”、“以优秀教师的光辉业绩为榜样，学先进，铸师魂”、“充分发挥党支部在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中的战斗堡垒作用”③等意见。虽然我不久就调离师大了，但这些意见成为我到新单位积极推进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有效举措。

（2）推进“两课”建设，提高政治理论教育的有效性。华东师大“两课”的师资力量强，有一批在上海高校中颇有影响的教授，再加上文史哲、经管法等学科都有一些名师，把这些力量整合起来，可以有效地推进“两课”的教学。我依托党委宣传部和社科教学部的骨干，积极推荐优秀教师参与市教卫党委组织的“两课”教材的修订，为社科部自编的《思想道德修养》教材撰写序言进行推介，并组织教师编写邓小平理论的教学讲义，促进邓小平理论“三进”（进课堂、进教材、进学生头脑）。学校将“两课”作为精品课程来建设，并积极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硕士点的申报与建设。我们这些做法，得到了国家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的肯定，并在有关会议上介绍了我们的经验④。

（3）具体负责校党代会的筹备和召开。1999年暑假，学校党委研究决定并报上级党委批准，将在年底召开第十次党代会。学校成立了筹备工作领导小组，我担任副组长。按照程序，从选党代表、讨论并修改工作报告、审定提交大会参阅的学校发展规划等文件，都在有条不紊地推进。期间，传出了校财务处融资被骗千余万元的消息。那段时间，好几所高校都发生类似的问题，上海师大就被骗损失了1　600万元。华东师大党委把握大局的能力确是较强的。一方面，主动向上级党委报告，并配合监察部门积极破案；一方面，马上在校内认真排查，在确信财务处在融资过程中没有拿过好处费后，决定还是按期召开党代会。当然年底是来不及了。2000年3月3日，华东师范大学第十次党代会在校科学会堂隆重开幕。陆炳炎同志代表九届党委作题为《振奋精神，开拓创新，为华东师范大学在新世纪的腾飞而努力奋斗》的报告。会议向代表们提交了《华东师范大学2000—2005年发展规划纲要（草案）》。全体代表回顾和总结了第九次党代会以来学校整体工作，分析了新形势下学校面临的挑战与机遇，明确了新世纪学校发展的目标和任务。由于我已经明确将调离，候选人里已经没有我的名字，3月4日的选举我担任了总监票人。应该承认，党代表们对九次党代会以来校党委的工作是高度认可的，并没有因为融资的重大失误而影响选举，个别委员票数低一些但还是当选了。党代会顺利选出了校第十届党委会和领导成员。

1999年9月，举国上下都在迎接建国50周年的大庆。经历过亚洲金融风暴的洗礼，经受了特大洪灾的考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显得格外自信和自豪。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我的心情和大家是一样的。我为伟大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而骄傲，我也为工作环境日益改善、家庭生活蒸蒸日上而欣喜。“五十而知天命”，经过50年的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日渐成熟，自己也期待能在未来几年为国家多做些工作，多些奉献。

9月5日，我的一位大学同学在《新民晚报》上发表短文，介绍了我这个同龄人的情况；9月28日，华东师大的校报上发表了我的体会文章《愿祖国繁荣富强》，后来这篇文章还获征文的特等奖；新华社上海分社的摄影记者凡军也来了，他接受总社的任务，要向海外介绍新中国的同龄人，他到学校来了好几次，拍了一组照片，又到我家里、到外滩拍了我和家人在一起的照片，文字稿采用我同学短文的内容，刊登在12月31日出版的香港《明报》上。我是先接到我在美国纽约工作的中学同学的电话才知道照片已经发表了，后来凡军才把那份报纸给我。那段时间真是热闹，我的生活不断掀起波澜，自己也愈加感受到人民的关爱和身上的鞭策。10月过后不久，我的工作岗位开始发生变化。11月初，市委组织部和市教育工作党委启动上海水产大学党委书记的遴选程序，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和上海理工分别推荐了人选。29日，市教育工作党委组织处处长和市委组织部宣教干部处的同志来校考察，并找我谈了半个多小时；30日，我接到通知去市教育会堂，国家农业部人事司的领导约我谈话；12月6日，陆炳炎书记告诉我，3位候选人中我被列首位，等农业部党组讨论决定；13日，我的日记中是这样写的：“上午，陆炳炎主动到我办公室来，笑容满面地告诉我，去水产大学任职的事农业部已同意了，十次党代会的选举我将不参加了。下午在校长办公会议结束时他又说了这事”。我的态度还是较谨慎的。“在批文到达的日子到来之前，一切都是可以变化的。我的宗旨还是一如既往地把分管工作做好”，这是我日记中的话语。由于华东师大是教育部管的大学，又地处上海，水产大学是国家农业部管的大学。因此，我这次提任，教育部党组和中共上海市委常委会都需要“画圈”，最后由农业部党组任命。后来我遇到国家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和上海市委常委金炳华，他们都先后告诉我画圈的事并给我不少勉励。因此，此任命的下达经历了3个多月的过程。2000年3月7日，国家农业部党组成员、常务副部长万宝瑞专程到上海水产大学宣布对我的任命，此后我就走上了教育生涯新的征程。

注释：

①《心中的丰碑——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年3月，第59－66页。

②《高举伟大旗帜　学习伟大理论——首届上海高校教师学习邓小平理论交流会获奖论文集》，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第73－82页。

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高校管理与精神文明研究专辑”，第59－64页。

④《拓展邓小平理论教学，推进素质教育的思路和实践》，《百年大计纵横谈》，华东师大出版社，200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