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1977年的秋天，高考即将恢复的消息陆续传来。1977年9月，在邓小平同志的推动下，教育部在北京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议，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以统一考试、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我作为农场的基层领导，要不要去报名，思想斗争很激烈。埋在心底10年的夙愿终于有机会实现，晚上真是兴奋得合不拢眼；但是，农场党委会不会同意呢？10月21日，报纸公布了恢复高考的消息，并透露本年度的高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时，我的母校华东师大一附中邀请我去给新入学的学弟学妹们谈理想、谈人生。报告结束以后，老校长徐正贞问我是不是准备去报名参加高考，我说还没有决定。他告诉我一个消息，上海市的教育主管部门要求各重点中学的校长推荐一批“老三届”①中的优秀学生，母校已经把我的名字报上去了。我听了非常激动，马上对徐校长说，等正式决定以后立即报告。第二天我赶回连队，与连长一起投入了秋收秋种。这时，场部来了通知，要求准备报名参加高考的职工先参加场部组织的语文和数学的模拟考试。原来恢复高考的消息一来，想去参加的职工很多，连队一级的干部就有几十个，场党委想通过这个方式拦住一批干部。11月初的一个休息天，我们集中到场办中学的数个教室里，从早上8时到12时，整整做了近4个小时。语文不太难，数学我有一道题没有解出，毕竟10来年没有参加这样的测试了。第二天试卷发下来，我一看，考得还不错，语文90分，数学82分。听说我的总分是全场第二名。而听学校反馈过来的信息，两门课都超过60分也只有13人，真太惊人了。除了显示出我母校这样的重点中学扎实的教育质量，还反映“十年动乱”对学校教育的破坏。大量“文革”中进中学学生的语文、数学都没有好好学过。

场党委书记找我谈了话，两层意思，一是表示支持我报考大学，二是希望把连队今年的收尾工作做好。我表了态，肯定会把工作善始善终，不辜负职工的期望——因为那年粮食、棉花的长势很好，完全能够双超“纲要”；二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考不上我不会闹情绪，安心在连队抓好各项工作。

然后，我马上写了封信给母校徐正贞校长，并告诉他，由于复习时间很少，我决定报考文科高校。他立即给我寄来了他们编的复习资料和练习题。凭着这些材料，我是反复看，反复练，搞得滚瓜烂熟。因为适逢秋收秋种的关键时刻，我没有请假，白天忙生产，晚上忙做题，等秋种高潮过去，才休了3天假，把这段时间的学习材料系统地理一下，就上考场去应试了。考试的时间是12月11日和12日，我们集中在奉贤的县城南桥镇参加上海市组织的统一考试。以下是我当年12月12日的日记里记录的那两天考试的情况：

12月12日　星期一　晴

紧张的高考终于结束了。我们在奉贤县中参加考试。11日上午，我骑车子到农具厂，乘车前往南桥。8：30在全市统一的时间里，先开始数学考试。一接到试卷，我那紧张的心理马上坦然了，文科考数学的题目是极简单的。我只花了四十五分钟便做完了全部题目。中午吃过面包，我又温了半小时政治。下午考政治，大部分题目是我复习过的，又很容易地答完了。

今天上午考史地，题目也是很便当的。我只空了一小格填充题（黄河上游的水电站）未做，余皆顺利。下午考语文，主要是一篇作文，我选择了“在抓纲治国的日子里——记老支书的二三事”，以老陆（当时农场表彰的优秀支书——现注）为模特儿。我自己感到写得还是顺手的。

高考结束了，比预计的要容易得多。

回到农场，我给母校徐校长写了信，报告了考试情况和感受，并写了自己的担忧。题目这么容易，大多数考生应该都会考得不错，这样，我们这批“老三届”高中生的年龄劣势就会显露出来。结果是正好相反，当年上海共有12万考生参加高考，总分400分，超过340分的考生只有2　000多人，而且大多是“老三届”的学生。我们那时候录取是不告诉分数的，因为我有同学在大学工作，他看到我的成绩，事后他告诉我，我的考分是341分。高分的情况充分显示了新中国成立后前17年间扎实的教育质量。

我是在1978年的2月在农场拿到录取通知的。那年全市共录取一万名大学新生，录取率只有8%。当年上海文科只有两个大学招生：复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我为了保险，第一志愿就填了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在录取的信封里有两张通知：第一张是上海师范大学的，第二张是补充通知，上面写道：“我校受上海市招生委员会的委托，代为即将成立的上海师范学院招收新生，你已被录取在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原来，“十年动乱”期间，“四人帮”为了加强对高等学校的控制，把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学院、上海半工半读师范学院、上海体育学院和上海教育学院等5所高校合并成一所上海师范大学，“文革”结束后，除了半工半读师院，其他四校陆续复校并恢复原来名称。据说上海师院在挑选77级新生时拿到了30%统一录取在上海师大（即后来的华东师大）的高分考生。

真的要离开工作10年的星火农场，心里颇有点依依不舍。人生能有几个十年，而且是20岁到30岁，我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农场这个广阔天地。

收拾起行装，告别了休戚与共的同事，提着小板箱，住进了上海师院东部第一宿舍，从此开始了4年的大学生活。

1978年的春天，万木苏醒，万象更新。我是提前一天到学校报到的，辅导员指定我担任中文系77级1班的班长。我们年级一共有4个班，每个班被指定3个学生干部：班长、党小组长、团支部书记。不久，专科班进校，半年后，78级正式入学。学生多了，中文系成立了学生会，我被选为系学生会主席，并一直干到毕业。

10年没有上课了，高年资、高职称的教师大多受冲击、挨批判了10年。我们入学时中文系还有两位教授没有被“解放”，半年后才恢复教师资格。因此，老教师给我们上课都十分激动。我清楚地记得，陈翰教授给我们上文艺理论第一课的时候，讲了第一句话就说不下去了，言语哽咽、眼噙泪水，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我们学生也都十分激动，好不容易盼来的学习机会，大家都非常珍惜，不需要动员，学习的积极性异常高涨。那几年的高等学校，教风学风真是出奇地好。教师兢兢业业，恨不得把肚子里的知识全部倒给我们；学生自觉勤奋，恨不得一分钟掰成两分钟，把课内课外的知识统统装进肚子里。班里的同学年龄参差不一，近40位同学，“老三届”的四分之一，应届生五分之一，其余的皆为“文革”期间中学毕业的。有5年以上工龄的可以带工资上学，其余的都享受每月10余元的助学金。年龄、资历的差异还带来知识水平的差异。学校很注意因材施教，经过测试，学生可以免修若干课程，这样可以让有些学有余力的学生集中精力去学习或钻研一些专业书籍，早出成果，早出人才。记得在校的4年，我们年级有好几位同学提前考上了研究生，还有同学发表了颇有影响的文学作品、成为作家协会的成员，甚至有同学写出了很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在学报或专业杂志上发表。在中文系党总支的支持下，我们成立了文学社，并利用学校橱窗展示、交流文学创作的作品；系学生会则组织了大学生的学术报告会，聘请专业老师指导，每年举办一次，有若干专业分场报告，在学校里影响很好，成为中文系学生会的品牌，在《文汇报》和校刊上都多次作了报道。

我入学前主要精力在务农，尽管自己喜爱读书，但没有想过上中文系，与有些“老三届”同学比，专业知识方面差距较大。自己还担负学生会工作，要牵扯不少精力。因此，自己暗下决心，注意学习方法，提高学习效率，争取在专业上拿出成绩。我4年学习的小结《不断给自己提出新的目标》，刊登在上海市高等教育局研究室编的《大学生谈学习方法》一书上。

注释：

“老三届”：1966年至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都是“文革”以前进入中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