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帝国与少数民族认同序列

帝国体系是对中国传统政治形态的一个基本判断。在传统帝国体系中，少数民族地区始终处在一个相对边缘的位置，这与中华帝国体系的制度特征有紧密的关系。在历史演进中，以华夏族为核心形成了汉民族，通过对儒家文化和知识的发明与创造，建立起相对具有优势的文明结构，建构起一系列具有儒家文化背景和濡化能力的制度体系^[2]，并将其他文化体系有机纳入其中，少数民族地区也不例外。由于帝国体系“有能力将大部分结构性的和意识形态的变化——这类变化比正统儒教思想和后来本身受到儒教意识形态巨大影响的西方历史编纂学所承认的更为深远——纳入儒法体系的基本前提之中，进而允许这些前提在避免根本性变化的同时，自身经历不断的重述过程”，^[3] 它们形成了帝国治理基础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因此，传统帝国在将西南地区纳入治理疆域过程中，以其强大的文化的力量影响了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结构，在以华夏族为主体的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实现各自发展的同时，又从整体上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其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得以体现。

第一，政治的集中。从秦汉以来，经历了三国、两晋以及南北朝时期^[4]，逐渐形成了以中央集权为特点的中华帝国的制度体系，其政治制度“通过官僚—儒生—宗法等级制和以帝国的孔孟之道为基础的合法政治权威，而将其权力垄断与全国行政管理结合起来”。^[5] 也就是说，在形成以集权等级制为基础的传统帝国强大治理体系的背后，实际上是与儒家治理的价值结合在一起。它是一种依赖于情感和人性来建立社会秩序，进而治理国家的理念。正是在这种理念的推动下，体现了强大的儒家文化优势，赋予了传统帝国强大的内在力量，为中央集权的和超大型国家治理实现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而传统帝国在当时所具有明显的治理组织和体制优势，让儒家文化不仅体现为一种价值和理念，而且上升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战略。在此过程中，对于少数民族地区治理是国家治理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张，越来越多的民族地区被纳入到帝国治理体系当中。仅就西南地区而言，从最早的巴地、蜀国、夜郎国、滇国一直发展到其后的成汉政权、南诏国、大理国等等，他们先后与传统帝国建立了紧密联系，在帝国权力集中过程中，也被纳入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与少数民族相比较，由于传统帝国具有的明显优势，为了有效地将西南少数民族纳入到帝国政治体系中，所以就不仅仅体现为领土和疆域的统一，而是为了真正实现传统帝国的政治集中和结构统一。针对西南少数民族，中央政府在推行行省等普遍治理制度的同时，也创设出一系列特定的治理制度和政策，诸如汉“夷”杂居区的“土流参治”、卫所和屯田制度、改土归流等内容。这些制度即体现了传统帝国的中央集权和统一的治理意志，也考虑到当地少数民族的特点，采用了“因俗而治”和多元治理的原则。在传统帝国治理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的多种认同固然由于民族融合不断发生变化，但是一些具有原生性类型的认同一直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加上帝国权力并没有真正直接深入到少数民族聚居的村寨等地域，而更多地依靠该区域的世袭王公贵族、土司头人等少数民族领袖和政治精英来进行治理，也让少数民族文化认同受到外界影响相对较小，少数民族的不同类型认同在此过程中得以排列。

总体而言，在整个传统帝国的政治权力集中过程中，中央政府在实现国家统一和疆域扩张的前提下，对少数民族地区采取了不同于汉族地区的治理政策，创设出针对不同少数民族的制度设计，其最终产生的效果“一方面保障了中国的统一，各民族都是中国人的认同观念和民族地区既是各民族的家园，也是中国统一版图的观念，不断得到加强；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各民族的历史传统的延续和各自特点的发展，从而形成了在统一多民族中国的各民族中有多种社会制度、多种宗教、多样习俗兼容并存并和平交往的格局。”^[6] 因此，在传统帝国政治集中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多民族国家治理的格局。自此以后，少数民族的命运就与传统帝国的权力结构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帝国体制的兴衰成败直接影响着整个多民族内部的关系和结构，也影响到了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结构的变化。传统帝国解体以后发生的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经济的渗透。农业经济是传统帝国经济活动的基础，经过长期发展，在汉族地区形成了大规模的集约式农耕生产方式，而周边的很多少数民族则处于较为原始的耕作方式，生产力较为落后，不能形成自给自足的社会，如果没有与汉族地区的经济交往，就很难生存和发展。“以汉族为主体的农业区经常起着进步作用，是我们多民族国家形成统一局面的凝聚力的核心。如果没有这个核心，就不能形成我们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7] 因此，汉族的农业经济就对周边的少数民族形成了较强的吸引力和凝聚力，成为推动各种经济活动在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兴盛的动力，并在多途径、多层次和多维度中表现出来。对于西南地区而言，最典型表现为畜牧业、商业等领域。西南地区的各个民族都有养马的习惯，畜牧业是该地区的传统产业，一旦遇到战争，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都对马匹的需求量迅速上升。宋朝期间，由于其与北方游牧民族的战争不断，对于西南地区的马匹的需求量上升很快。于是，宋朝就出现了以四川雅安的茶叶来交换少数民族的马匹，带动了汉族与少数民族各种商品交易，这种交易形式以后就被称为“茶马互市”。它们不仅在官方之间盛行，而且在民间层面也得到很大的发展，甚至有段时间官方买马被民间商人所垄断，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出面对这种行为进行约束和控制。在众多西南少数民族与汉族的经济交往形式和活动中，“茶马互市”只是其中一个侧面。

同时，在各个民族进行经济交往中，汉族也进入了少数民族地区，不仅传授他们先进的农业技术，而且也带来了新的农业品种，加速了深层次的经济渗透，改变了少数民族的耕作习惯和生产方式。不仅汉族与少数民族相互渗透，而且少数民族之间的经济活动也相互影响，如在云南的白族在从事商业活动过程中，就与其他少数民族交往非常密切，“直到现在，兰坪、碧江等地的傈僳族人民耕田叱牛的话语，还是较古老的白语；而进入了白族则大多学会了傈僳语言，接受了傈僳族的习俗和服饰。白族人民还把建筑和冶铁等技术传到彝族、傣族、纳西族、阿昌族等民族地区。”^[8] 加上在传统帝国期间，曾经多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也直接影响到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从民族流动的方向来看，呈现出双向的趋势，既有中原的汉族向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迁徙和流动，也有周边的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迁徙和流动。不论是哪一个方向的民族迁徙和人口流动，都将各自的生产方式传递给对方，相互产生了影响和渗透。而这些经济活动产生的效果是共同的，即农业经济深刻地改变了少数民族本身的经济生产和生活方式，反过来，少数民族的特色生产方式又促进了汉族经济活动的更新和发展。由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有共同经济活动作为连接，让少数民族各种认同在经济交往中得以流动，促进了彼此的相处认知的加深。

第三，文化的融合。与前两者相比较，文化的意义对于传统帝国的影响更大，因为在传统帝国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以儒家文明为基础形成了一整套完整的文化规范，这种规范“指导并调节着某一种愿望，这种愿望是系统成员为了自己或者也为了别人而希望转换的，是那些试图通过政治行为达到目的的社会成员都可以接受的”^[9] 。在传统帝国的政治体系中，特定的文化规范为人们提供了基本文化背景，既有以礼仪为核心的历史文化大传统，也有尊重基层文化多元的历史小传统，正是这些历史文化传统与传统帝国的组织和结构相结合，产生了巨大的治理力量，“使得中国人的民族、地方、宗教、乡党甚至家族等各种文化小传统的认同与对高层大传统即国家认同并行不悖，进而使中国不仅成为多元文化争鸣互长之地，而且由此而产生了强大的内聚力。”^[10] 也就是，帝国文化治理力量推动了人们的生活基础和认同单位从最初的家庭和家族，逐渐上升为帝国制度层面，在此过程中，凝聚起不同民族力量，推动他们获得共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从而对于少数民族的认同序列产生了直接影响。

具体而言，传统帝国体系中，以文化为基础的夷狄观^[11] 是华夏族为主体的汉族看待少数民族的价值基础，它在表现了汉族的强烈文化优越感同时，又可以促进不同民族间相互交往，实现了民族之间的兼容并包。从帝国治理的历史来看，历代王朝已经逐渐认识到仅仅依靠武力很难实现对少数民族的治理，而文化则是可以依靠的力量之一，帝国也有意识地在推动不同民族在相互交往中实现融合，以华夏族为核心不断吸收和容纳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而形成汉族文化即是明证。同时，面对中原文化为代表帝国的文化优势，少数民族也采取积极方式向中原文明进行靠拢，例如当时的西南地区曾经出现的大理国等地方政权，在帝国的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开始参照内地以儒家文明为主要科目的做法，进行开科取士，甚至也出现了僧人和道士学习儒家文化的现象，这些都不同程度地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融合，这种融合既有少数民族融合到汉族，也有汉族融合到少数民族，对于前者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非常普遍，而对于后者则经常发生在王朝战争和社会动荡时期，汉族为逃离战乱到民族地区，与少数民族进行交往并实现融合。例如唐朝期间，南诏国与中央政府发生战争，曾经一次从四川掠夺了十余万汉人，此后汉族现在已经大部分融入到现在的白族当中，于是，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相互实现了涵化，因此可以说“汉族乃是由各兄弟民族互相吸收，互相结合而成，时间很早；兄弟民族不断地吸收汉族，结合汉族，也是较早的”。^[12] 文化的相互融合性赋予了多个民族文化形态的多姿多彩，丰富了中华民族多元化的构成形态。

从以上可以看出，传统帝国时在少数民族成长过程中，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层面，不仅仅是由一个民族或者几个民族发展所组成的横向集束，而是一张纵横交错、左右勾连的中华民族的立体网络。在这个网络中，无论是少数民族认同序列中的层级结构，还是少数民族认同序列中的文化结构，都丰富了传统帝国时期少数民族作为文化共同体的内涵。传统帝国充分借助了强大的儒家文化力量，发挥了文化产生的现实治理优势，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使得在少数民族成员成为认同主体的基础上，相互补充、相互融合，形成了在中华民族基础上多元一体的认同序列结构，如费孝通所说：

在相当早的时期，距今3000年前，在黄河中游出现由若干民族集团汇集和逐步融合的核心，被称为华夏，像滚雪球一般地越滚越大，把周围的异族吸收到这个核心。它在拥有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东亚平原之后，被其他民族称为汉族。汉族不断地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从而掺入其他民族的聚居区，构成起着凝聚和联系作用的网络，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很多民族联合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称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经过民族自觉而称为中华民族。^[13]

对于国家和社会来讲，由于社会多样性和复杂性，每个人可以有多重身份，而社会中的个体就是由这些不同身份总和组成，也被它们所定义。于是少数民族在不同场景中，其身份表现形式的不同，实现认同的途径也不同。实践已经证明，少数民族成员静态的认同序列是不存在的，只有处在动态发展中，少数民族认同序列才会发展。一旦国家和社会发生变化，也就必然引发这种少数民族认同序列的调整。传统帝国体系经过长期运行以后，在外部冲击和内部衰败的背景下，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虽然晚清帝国也试图通过自我转型来适应新时代的变化，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还是预备立宪，都没有实现自我创造性转型，反而使自己陷入更大的危机。在进行这些改革的过程中，改变传统帝国形态，构建近代国家形态逐渐明晰地成为帝国体系转型的目标，“历史上各种帝国的、部落的和少数民族共同体的以及殖民政治，都必须让位于那种能够产生有力的民族国家的政治，而这种民族国家又可以在其他民族国家的体系下有效地运转。”^[14] 由于内在支撑力量和外在合法性的缺乏，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然而这种失败不仅为此后发生的辛亥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基础，而且也让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认同序列发生变化，越来越与国家权力结合在一起，越来越多与现代国家建设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