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教育的病理

［日］大桥薰

编者按：作者在此讨论的是教育社会学未曾予以重视的教育病理问题。他不仅给出了现代教育病理的定义和逻辑结构，剖析了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还以教育功能障碍为中心，揭示了当今日本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场所教育中教育病理的主要表现及其严重后果。

在日本，“教育偏移”的问题很早就受到注意。早在10年前人们就提出“日本的教育呈现出胃癌症状”的警告，因一直未采取任何改善措施，事态的发展日趋恶化。有人把这种现象指责为“日本教育的危机”，还有人斥之为“日本教育的畸形发展”。

目前的日本，高中升学率超过了90％，大学升学率已达3％，同龄青年人口中有三分之一进入了大学，可以说大学的大众化即高学历社会正在成为现实。但有关方面人士却忧心忡忡，因为教育的外形虽很庞大，内部却存在着许多问题。如高中和大学的数量不足，师资、设备和预算等方面的短缺，招生制度中的众多弊端。更为严重的是教育自身功能的失常，现在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校教育都遇到相当大的障碍，且这种障碍几乎难以破除。其直接原因是由于升学竞争。这种升学竞争是在一般偏重学历学阀的风潮中产生的。此外，还有其他各种各样异常观象。

本文把“教育偏移”作为“教育病理”，试图对现代教育存在的病状进行考察。但是，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在此，无法一一加以细致剖析，仅阐明所谓教育病理是什么的接近法，并对其逻辑结构进行简单的论述，同时，对教育病理在具体教育场所中的表现及其背景，特别是一些主要问题进行考察。

教育社会学目前还没有重视起教育病理的研究。没有这种研究，就无法阐明教育问题的真相。我们期待着今后对这个问题能有更多的关心和努力。

（一）教育病理的定义

教育病理，简言之，是“在教育过程中出现的偏移（deviance）和失调（dysfunction of malfunction）状态”，即是“教育内部和外部的异常条件使教育职能的实现受到严重阻碍（教育功能障碍），结果派生出多种脱逸行为（deviant behavior）的过程”。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教育病理的逻辑结构

这个过程，可分为“内部的和外部的异常因素”、“教育功能障碍”和“脱逸行为”三个领域。其中，内部和外部的异常因素是指教育集团——具体地说，是家庭、学校、工作场所以及其他社会场所（见图2）——内外存在的异常因素给教育功能带来的影响。教育功能障碍，是指教育当事者——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工作活动受到阻碍，使教育目标和教育目的难以实现。脱逸行为是一种偏离社会规范和社会期待的行为，表现为犯罪，不法行为等攻击性行为和自杀、离家出走、旷课，中毒等退却行为。

图2　教育场所的结构

在这三个领域中，究竟什么是教育病理的真相，即教育病理的根源呢？勿庸讳言，当然是教育功能障碍了。一般所谓教育病理，容易想到脱逸行为和教育环境的失常，例如偏重学历学阀的倾向。但这些即便是教育病理的症状或因素，也并不能说就是它的真相。它们之间相互关联，作为一个整体才构成教育病理。因此，在研究教育病理时，必须以教育功能障碍为中心，并把异常因素和脱逸行为紧密联系起来加以考虑。但根据研究的目的不同，也可以把重点放在其中的一个领域里进行研究。

教育功能障碍，实际上是发生在“教育现场”，即各个教育集团——家庭、学校和工作单位以及其他社会场所——的教育过程中的现象。以教育现场为中心，用图表示其结构的话，有如图2所示。从中可知，教育就是在极其复杂的结构体系中进行的。

这个结构可大致为分内部体系和外部体系两大部分。内部体系，相当于上述内部因素，即与教育有直接关系并担负责任的部门。具体地说，是直接组织教育现场并对现场进行管理和指导的部门。前者是指家庭、学校、工作单位和其他社会场所；后者指文部省、教育委员会、教员工会、家长-教师协会（PTA）和其他有关的教育团体。

外部体系，相当于上述外部因素，即与教育没有直接关系、不负有责任、间接给教育以各种影响的领域。具体说来，是偏重学历学阀等等的社会倾向和地区性的教育环境，以及整个社会经济体制和都市化、工业化等现代化状况。

以下的考察是想指出在教育现场中的教育过程实际上是以什么形式推进的，又产生了怎样的偏移和失调。

（二）教育现场的结构问题

1．前提的考察

在进入这个问题之前，作为它的前提条件，首先想指出，教育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并与日常生活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也就是说，日常生活即教育。换言之，人们的日常生活，有“生活享受”和“人格形成”两个方面，两者紧密相联。生活享受不良将导致人格的扭曲，而扭曲的人格形成又对生活享受产生恶劣影响。如果把这个问题与人的发展阶段联系起来，便可看出，在幼儿期人格形成占有很大比例，随着成熟，其比例逐渐降低，而生活享受的比重却增大了。但是，人们再三指出，在变化着的社会里，终生的人格形成即终身教育已显得越来越重要。

2．教育过程及其中的偏移和失调问题

众所周知，在当代社会，教育机构在多样化的生活关系中已变得日趋复杂。但是，尽管教育结构极其复杂，但教育过程仍可分为五个基本的侧面（如图3所示）。下面就来分析它们各自的内容和存在的问题。简言之，就是与教育病理有关的问题。

图3　教育过程的结构

（1）教育当事者

教育当事者，即教育者和被教育者。对此，想从三个方面来分析。第一，从社会功绩（social achievement）的角度来看两者的关系。所谓教育者，是指“在人性修养方面，在有关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知识、技能和经验方面都较深刻、较丰富、较先进的一些人”。而被教育者，是指“在上述各方面都较肤浅、较贫乏、较落后的一些人”。两者之间的距离表现在程度上和部分上。根据不同的问题，被教育者一方也很有可能是更先进的。当然，父母与乳幼儿之间以及教师与儿童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这是不可否认的。第二，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的关系是“教与被教”的关系。且不说两者的差距是部分的，即使在父母与乳幼儿之间以及教师与儿童之间存在很大距离时，“教就是学”的情形也仍存在，而且是很重要的。第三，是教育者应该具备的资格和条件。简言之，是指他们在上述修养、知识、技能和经验等方面努力使自己不断提高和进步，并保持教育者应有的热忱、自觉性和自豪感。而且，这些品质要求表现为值得尊敬的功绩和言行。

（2）教育目标、教育内容

可以明确地说，在这个问题上出现的混乱是导致今日的教育偏移，并使教育陷入危机的最大因素。关于教育目的，教育基本法已作出规定：

“教育以人格的完善为目标，培养和平国家和社会的建设者，热爱真理和正义、尊重个人价值、勤劳负责、充满自主精神的、身心健康的国民。”

这个规定实在是欠明确的，若用图式表示，可以说：被教育者的人格完善→国家和社会建设者的培养→为此必须具备的品德的涵养和身心的健康发展。河野重男认为，这个规定因太具普遍性和概括性显得有些过于抽象。一般来说，教育的外显功能是：①文化遗产的传播；②文化批判和创造能力的形成；③与有机的社会分工相对应的职能的分化。在此，如果对教育目的和功能的关系稍作言及的话，所谓功能可说是“为达到目的而发挥的作用”，这两者是紧密联系着的。

这样两个规定都是从“全社会”的角度来把握教育目的的。但作为教育目的，仅从一方面看是不够的，还必须从“部分社会”和“被教育者个人”的角度去看，而且要将它置于各个阶段，乃至各个维度加以考虑。其中最基本的关系如图4所示。

图4　教育目标、目的和内容

如图，首先，社会形态可分为全体社会和部分社会两大类别，再加上被教育者个人。与此相应，教育目标，从全体社会的立场出发，是培养国家、社会的建设者；对部分社会例如产业集团和经济集团来说，是产业人和经济人的培养；从被教育者的角度看，是为了生活享受。这样，虽然各自不同，但教育目的无论在哪一种场合，都应是“人格形成”（人格未充分完善）→“社会适应”。为此，有必要充实教育内容的各个侧面——智育、德育、情操教育、体育、意志锻炼、能力开发。

就三者的关系来说，这种情况下的教育目标，就是教育目的实现的产物。所以，教育活动必须朝教育目的的完成，以及相应的教育内容的充实方向努力，即取得教育内容诸侧面的均衡发展。当然，根据教育目标，有时也强调教育内容的特定侧面。

关于教育目标、教育目的及教育内容，下面想谈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教育当事者之间对于教育目的和内容在定义的确定、认识和理解方面必须保持十分的一贯性和一致性的问题。例如，对于德育来说，虽然内容丰富多彩，但对它们的取舍、选择、定义及修养方法等，家长、教师、成人必须保持十分的一致性，否则，将会导致德育方面的混乱。

（3）教育的时间、空间结构

在生活价值和生活关系的多元化、多样化时代，教育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人的发展阶段和生活周期的关系，如图5所示：

图5　教育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

注：主妇和老人除外

此图的特征是，把教育的时间结构分为幼儿期（0～5岁），儿童期（6～11岁），中学生期（12～17岁），大学生·成人期（18岁以上）四个阶段；把空间结构分为家庭、学校（含工作场所）、社会三方面的组合。伴随教育的时间结构上的变化，即发展阶段的递进，教育的空间结构逐步扩大，并发生结构的变化。关于家庭、学校、社会，我将在后面论述。

如图，在幼儿期，家庭教育占据了大部分比重；但在儿童期，家庭教育所占的比重开始减少，学校教育则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社会教育的比重也增大了；在少年期，家庭教育的比重进一步减少，学校（包括工作场所）教育的比重进一步增大，社会教育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在大学生·成人期，家庭教育的比重进一步下降，工作场所（包括学校）的教育占有了更大的比重，社会教育也依然占有相当的比重。

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家庭教育所占的比重随着人的不断发展而逐渐减少，这只是从相对意义上来讲的；而从绝对意义上讲，不如说是在增大。以上这种教育的时间和空间结构的变化量，是假设性地取各发展阶段的平均数加以模式化而得出的。

教育的时间结构和空间结构中有两个问题。一个是：随时间的推移，空间结构发生变化，这时在空间结构中，各场所及各场所之间是否在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上保持十分的一贯性和整合性。过去的教育，在是非善恶的评价上姑且不论，在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这点上确实有着高度的一贯性和整合性，而在价值观呈现多样化的今日，这种一贯性和整合性就明显地欠缺了。

例如，学校把重点放在全面发展的教育上，家庭却唯升学教育至上，企业又只期待着实业教育。并且，这种一贯性和整合性的欠缺，在家庭、学校、社会的各个场所中都可以看到。如家庭中父亲和母亲的教育态度不一致，学校里，教师之间的教育方针不一致等等。换言之，这就是教育方针究竟是否在各种不同的场所中确立并贯彻到底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时间结构即被教育者的发展阶段，与教育的空间场所是否能恰当地对应起来。例如，年龄大而所在年级低的情况，如果是低能儿，产生这种情况则是不得已的。但因贫困和其他的社会原因而在学习上落伍，则常被认为是本人在生活适应上存在障碍。东京的山谷、大阪的爱邻等下层地区，曾多次发生过这样的问题，这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

（4）教育方法、教育形态

这个问题因与（2）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及（3）教育时间、教育空间相关连，因而不能一言以蔽之。加之，它又有相当的专业性，笔者没有过多的篇幅深入探讨，所以，只能就以下二、三点予以论述。一是，教育有三个基本形态：①谁教育谁，可谓他人教育；②谁独立寻找材料学习或在每天的生活关系中学习，可谓自我教育；③谁和谁在每天的生活关系中相互影响、相互学习，可谓之相互教育。以上这些形态，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中到处都可以看到。谈起教育，人们通常只想到他人教育，这是错误的。有一谚语谓“他山之石，可以为错”，还有一词叫“见习”，它们的意思都是强调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的重要性。二是：以上三种教育形态，各自都可能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有计划的或无计划的、有组织的或无组织的。有人仅把有意识、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理解为本意的教育。这样来给教育下定义，是一种极片面的认识方法，不能说明问题。无意的生活活动、现实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要比这种教育活动，对人有着广泛得多的影响。特别是在社会急剧变化、生活关系多元化多样化的现代社会中，无意识教育的作用显得更大。如前所述，笔者由于重视“社会场所中的教育”，因此更想进一步强调无意识教育的重要性。在有关不良行为等问题的研究过程中，笔者对无意识教育的重要性有了更深的感受。

关于教育方法，从教育态度的角度看，有放任主义或严格主义，自律主义（自发性主义）或强制主义等；从教育技术的角度看，有能力分班制、方向分班制、考试主义等各式各样的做法，在这里因篇幅所限，只得就此简略地谈谈。

（5）教育条件及环境

关于这个问题，从教育的内部体系、外部体系方面来讲，其中特别想提到的问题是，我国教育的偏移、呆滞，归根结底起因于经济的高速发展。对此有人提出了它的几个侧面。其一是急剧的都市化导致农村人口的过疏化，从而使农村的教育基础变得松垮；在城市则因人口过密化，使教育体制不能与之相适应，引起升学竞争的因素之一正是这种城市人口的过密化。其二是，国内外激烈的企业竞争需要高度的知识技术水平，从而使高学力转向高学历成为必需，这种必需成为今日高学历社会之到来，及产生偏重学历之现象的原因，并成为产生升学竞争的主要因素。其三是，经济优先、物质中心、金钱万能等物神崇拜思想的横行。因战争灾难丧失了一切的国民，在钱物上饱尝了辛酸，于是，便向这种极端的思想倾斜，精神开始变得空虚。不久，丰富的物质生活实现了，“消费成为美德”、“用完了即扔”的思想和倾向又随之高涨，以致动摇了德育的基础。其四是，高度的技术革新，通过大量生产、大量流通、大量消费，保证了人们优裕的物质生活；但另一面，机器又把人变成奴隶。生产劳动的单调化，使人类丧失了劳动的价值，即自主的创造性。特别是在资本优先的自由主义经济体制中，这种倾向愈发强烈。此外，还有公害对人及环境的破坏，激烈的生存竞争和压力的增大等等许多原因。这些侧面使人们产生了“对生存的疑问”，在青年中出现了所谓的四无主义——无气魄、无关心、无感动、无责任。不能否认，现代教育的基础正在动摇、崩溃。

所谓家庭场所中的教育，是指在家庭以及在家庭周围的亲戚、近邻、友人关系等所谓首属集团关系中进行的教育。这里的教育，在时间结构上与乳幼儿、儿童、中小学等时期有密切的关系，教育当事者有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伙伴、大人与儿童等。教育过程中的问题，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有关教育当事者的问题

在此，主要以家长的行为方式为中心来进行剖析。家庭是人们基本的生活享受场所，同时也是基本的人格形成场所。在那里，担当教育的主要责任者，不用说就是家长了。因此，家长是“第一位教育者”，应该在一定的方针指导下，充满信心地对孩子进行教育。但在现实中，能那样做的家长是极有限的。大部分家长事实上没有一个具体的方针，而是用支离破碎的知识和临时应付的做法来教育孩子。这样，当然很难产生教育效果。

对此，可以寻找出各种各样的缘由，而有一点是所谓的代沟问题，即面临着价值观的急剧变动和多样化，家长往往不知所措。只有少数家长对幼儿期、儿童前半期的教育持有自信心。到儿童后半期、学生期，特别是到大学成人期，这种不适应就更为明显了。尤其是40岁以上的战前派家长们，与子女间的沟壑更深，烦恼更多。对他们理应进行关于家庭教育方面的教育，但在现实中，因没有精力、得过且过等许多因素，努力学习的家长很少。此外，家庭教育只有在父母双方协力进行中才能取得所期待的效果。因此父母应该共同学习，但这样的家庭为数甚少。在多数家庭里，孩子们的教育全由母亲承担，虽然有母亲班级、妇女班级，家长-教师协会等等，给母亲们提供的学习机会并不少，但积极参加者却不多。

教养，即德育，应是家庭教育最重要的职能。坦率地说，这是相当困难的。教养，用什么内容和方式来进行，对此持有自信心并能回答上来的有多少呢？即使教育专家也不能很容易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教养的内容和方法是变化不定的，而且，有关这方面的学习材料和学习机会一向都比其他方面更欠缺。这一点，对家庭教育来说是个致命的问题。为此，人们把教养也寄托于学校来进行。如此，家庭就失去了一半的生存理由。

在上述情况下，孩子们的生活只是奔波于学艺和升学竞争之中，远远地脱离了教育的本来面目。学艺与其说是为了孩子，不如说多数是出于家长的面子和爱好，以及时髦而强迫孩子们干的；为了升学竞争，孩子们被钉在课桌上，奔走于学塾和预备学校之间，使得孩子们没有自由时间享受与朋友们一起玩耍的欢乐。换言之，在大人的溺爱下，孩子们被束缚在读书中，失去了自由活动的时间，这就是他们所面临的现状。总之，即使在家庭，德育和情操教育也已不足为重了，家庭只是一味偏重智育，特别是为考试服务的智育。

（二）家庭中的教育环境问题

对此，可从几个角度加以考虑。一是昔日之家庭与今日之家庭的比较。过去的家庭因作业与居住在一起，孩子们对父母的工作耳濡目染，还经常伸手帮忙，因此能产生对父母的尊敬和对劳动的尊重。在家庭形态上，因为是在直系家庭，与祖父母及未婚的叔叔姑姑居住在一起，兄弟姐妹朋友众多，与亲戚、近邻关系密切，因此孩子们受到了来自他们的多重影响。

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不用说在城市，即使在农村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工作与居住的分离，孩子们不再能见到父母的劳动，更不用说帮忙了。这样岂止是失去了一个大的学习场所，而且由于“孤立化的核心家庭”的出现，家庭的教育环境也恶化了。与祖父母及叔叔姑姑分居，兄弟姐妹减少，朋友稀疏，与亲戚、近邻关系淡漠等等，这一首属集团关系的衰退导致家庭中的教育作用明显下降，尤其是兄弟姐妹关系及与朋友交往的淡漠，成了阻碍孩子们人格形成的主要因素。

二是所谓问题家庭和双职工家庭的增多。问题家庭，是指残疾人家庭、缺损家庭、受社会救济的家庭和没有稳定职业的家庭等等。这些家庭，因为各种不利条件，容易忽略对孩子的教育。而且，这些家庭的孩子不能参加升学竞争，在自卑感和孤独感中不少人掉离了社会。在双职工家庭，则因为夫妇都外出工作，对孩子有放任不管的倾向。在社会连带衰退、保育制度不完备的我国，双职工家庭孩子的教育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要事。

不仅如此，父母同床异梦的家庭增多也成为一个严重的大问题。它表现为离婚、出走、失踪的增加。这种家庭没有对孩子进行应有的教育。而且，由于父母严重的矛盾对立，孩子的心灵受到伤害，产生了扭曲的性格。

三是家庭周围物质环境的破坏。人们再三指出，对孩子们的成长发展来说，广场与丰富的自然环境是不可缺少的。他们也只有在广场和丰富的大自然中游戏，才能锻炼身体，陶冶丰富的情操。但在今日之城市社会，尤其在大城市社会中很难找到这样一种环境。

居住变得狭窄且高层化，把人同大自然远远隔离了。因住宅、工厂和道路的建设，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绿荫消失，虫鸟飞绝，河流受到污染，连鱼都难以存活，更不用说游泳了。为此，大大减少了自然赋予儿童的游乐场所。儿童玩耍所需的广场和设施的建设，由于地价与建设费的昂贵而难以进展。又因车祸频繁，孩子们不敢离家一步；夏季由于光学烟尘，也难以外出。无可奈何的孩子们，只好闷居家中，但又因居室狭窄，想玩也不能玩。

以上从几个角度考察了家庭中的教育问题，无论从哪一点看，家庭教育都已陷入了困境。这么说不仅对城市，即使对农村也是合适的。实际上，农村的情况更加恶化。由于人口的过疏化，通勤农家与出稼农家的增加，出生率的下降等，使农村的教育环境越趋恶劣。可以说，只要这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形势再持续下去，家庭教育就只会恶化，不能改善。

对于学校中的教育来说，除了学校系统之外，还包括制度化的社会教育、各种进修（包含企业内的进修）等等。它包括幼儿的后半期、儿童期、学生和成人期，几乎包括了教育的时间结构的全部。教育当事者有教师与儿童学生，讲师与进修生，同窗伙伴，成人（职员）与儿童学生等形式。主要的问题如下：

（一）有关教育当事者的问题

在这里，以教师的行为方式为中心课题。教师，对塑造人来说，担负着更为重要的社会责任，这已作为一种制度被确认下来了。因此，他们应该保持相应的自觉性和自豪感，受到相应的待遇，无论在学校还是在家庭（私生活）中的言行都表现出具有责任感。但现实并非如此。例如，“三T”行为，就是其代表，亦即教师为补充家计和零用钱在业余时间做临时工（德文Arbeit）、从同行者那里得到回扣（英文Rebat）、从学生父母那儿得到的礼物（英文Present）。这些在目前的社会形势下，在某种程度上虽有无可奈何的一面，然而是否就可因此宽容了呢？从教师的职业道德讲，这个问题还是很值得反省的。总之，教师道德的低下，家长对教师不信任感的增大，以及师生间隔阂的加深等等，都与学校教育的危机紧密相联，这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其次，教师这种职业本来是最具有自主性和创造性的职业，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应当是最有价值的职业，但现状依然不尽人意。教师中，有不少懒散，没有热情，无可奈何地从事这个职业的人。对此，也有几个原因可供考虑。第一是文部省过分实行教育统制，尤其是“学习指导要领”问题。其中一方面提倡教师在工作中可以灵活执行，承认教师的独创性；另一方面又强调其法律上的约束性与标准性。因此，现场的教师感到不知所措，不能进行自主的、创造性的教育。第二，是众所周知的来自升学竞争的压力。尽管教师在进行真正的教育，即全面发展的教育，但在实际上又不得不考虑学生的升学问题，为此集中了极大的关心和努力。这样就阻碍了教师正常的教育活动。

（二）教学内容的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想指出两点，第一是“填鸭式教育”的弊害。今日之教育，因科学知识和信息量的增多，使教学内容过分庞杂而陷入偏重智育的灌输主义之中。儿童、中小学生由于负担增大，呈现出“营养过剩而消化不良”的症状。据昭和46年（1971年）的教育调查，小学生半数和中学生半数以上有“消化不良”的状况，这正是教育功能障碍的典型代表。不仅如此，消化不良又意味着学业不振，连锁反应为怠学、拒绝上学、行为不良等脱逸行为。对此千万不能持轻视态度。

第二是升学教育和方向指导问题。今日之学校教育无论高中还是初中，如前所述，既要着眼于全面发展的教育又不能无视升学教育。为此，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手段。然而与此同时，又产生了许多弊害。例如，对升学的过分关心、编制以入试科目为中心的课程、对科目的选择进行指导。这些措施对于应试之类是有利的，但因此忽略了音乐、美术、保健、体育、技术、家庭等与应试无关，而又是全面发展的教育所不可缺少的科目。

在方向指导上也存在许多问题。在这方面，即使处理得很恰当，方向指导也仍然起着扩大学校差别的作用，成为学生产生偏见的原因。例如，为帮助学生选择学校而进行的方向指导，根据志愿报考学校的等级排列，给学生打上“一流学生”、“二流学生”、“三流学生”的烙印。还有，根据成绩将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分开的做法，致使职业高中的教育出现异常现象。

这样的分类意味着学生中间存在差别，它在教师对学生的指导方面、在同学之间引起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教师对学业成绩不良的学生区别对待，使他们产生劣等感和乖僻性格，对教师和成绩好的学生怀有憎恨和敌对情绪。围绕就业组、职业高中组、三流高中组等产生的种种麻烦，就是以此为背景的。

据警察厅的《不良行为少女白皮书》（1975年）的调查发现，昭和49年（1974年）因伤害和行窃而接受教导的初高中女生约17300人，即每1000人中有3.7人，教导总数与人口之比创战后最高记录。此外，1971年后，男子刑事犯有下降趋势，与此同时，女阿飞为首的集体暴行、恐吓、私刑等等的少女刑事犯却在急剧增加。

这种状况有许多原因使然。根据同一白皮书报道，女子的高中升学率超过男子，但最近的倾向正好相反。女子不良行为的剧增是由于“舍弃教育”——也可称之为差别教育——产生的落后组的增加。

与升学有关的内申书现在成了一个大问题。内申书受重视的情况，与学校群制度的发端是同时的。内申书的目的是评价日常的学习成绩，纠正由偏重学力考试而产生的考试过频现象。但是，事与愿违，对内申书的重视与高级中学的级差现象交织在一起，导致了中学教育现场的荒废。

内申成绩是在学力成绩的基础上评价的，因此围绕内申衍生出各种问题。例如，内申操作或内申分数借贷问题及由此而产生的父兄与教师之间、都教育厅与现场教师之间、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相互之间、教师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和怀疑。此外，还有来自学生父母的赠答等问题。总之，在父母与学生们眼里，教师就如同“持有孩子们生杀予夺大权的魔王”。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教育病理几乎已进入了绝境。

（三）学校级差问题

学校级差的产生与高中和大学的升学竞争相关连，而这种级差反过来又导致升学竞争的进一步激烈化。众所周知，东京都对此设立了“学校群制度”作为对策。这个制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能解除学校等级差别，但它又产生出新的学校群差，导致应考生云集国立大学附属高中及一部分私立高中的状况。所以，级差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得更严重了。

附带一提，有关学校群差、“旗竿学校群”问题已成为人们的话题。它是指这样一种现象：以国立大学附属高中为顶点，其次是有名的私立高中群、有名的都立高中群、二流私立高中群、二流都立高中群……等，宛如旗竿的白和黑的部分。它讽刺了明确化的高级中学的等级排列。只要不限制那种与方向指导相应的应考生的选拔和甄别，这种后果就必然会产生，且今后这种级差还会更加明显。这种级差不仅在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之间，而且在全日制和定时制之间，同一所高中的普通科和商业科之间也同样存在。这种差别一方面表现为感情上的差别对待，另一方面表现为偏见，由此产生了许多问题。

大学之间的差别更大，等级差别成了就业、结婚等等的条件。名牌大学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有实力的学生，就是在就职战场上也显得实力雄厚。如果任事态发展，并且随着大学大众化的日益推进，大学间的差别将只会扩大，不会缩小。虽然传统的学阀有消失的趋势，但大学级差的扩大所导致的升学竞争，不用说在高考中，就是在高中入试中，也表现得日趋激烈。

（四）企业内教育的问题

企业内的教育是要培养公司职员的社会公共性意识，使他们具有广阔的视野，能有效地从事企业活动，这是极为重要的，但实际上企业内教育存在着很多问题。一般地说，企业内教育是从职业专门教育、普通教育、人际关系教育三方面进行的。但迄今为止，企业一直轻视普通教育，而重视其他两个领域。在人际关系教育方面，许多企业都批评现代家庭和学校溺爱学生的现象，企业内教育非常重视这一点，将注意力集中在忍耐力、责任感的培养和体力锻炼上，即培养所谓猛烈社员。

人际关系教育与职业专门教育的结合使企业在产品的改良、销售和市场开拓等方面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是迄今为止的经验之谈。但是，将来的企业必须能够排除公害，必须具有重视消费者和居民的社会公共性，还能弃旧图新以获得国际社会承认。仅仅具有很强的意志和狭窄的职业能力而欠缺教养的职员是很容易盲目行事的。可实际情况如前所述，普通教育受到忽视，企业仍旧将力量投入在猛烈社员的培养上。当前我国企业在实际活动中发生了许多纠纷，受到了国际上的议论，其根源就在于这种企业教育的方式。这也正是人们呼吁重新研讨和改革企业内教育的原因。

社会场所中的教育，其中“社会场所”一词，是个极暧昧的概念，在此想从以下三方面来论述。一是民间小巷的生活场所——它作为近邻社会问题与家庭场所有部分重复；二是在闹市、商业街、终点车站附近、娱乐设施、文化体育设施等大众出入的场所；三是电影、电视等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与大众及大众文化接触的场所，这种接触也可能在家庭、工作单位及其他集团中进行。人们在社会场所中的生活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大，与此相应，在人格形成的过程中，社会场所中的教育作用也越来越大。这里的教育当事者，一般分为大人与儿童、儿童伙伴、成人同事及大众文化与成人或儿童这几种形式。社会场所中的问题如下：

（一）普通民间小巷的教育病理

这种场所的教育，是无意识、无组织、无计划的，以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的方式进行。但其影响不可忽视。下面一节是涉及问题核心的一部分有关的见解。

从前的街巷处处设有鞋铺、桶铺、染房等一边作业一边做生意的店铺。放学归来的孩子们有时带着新奇的目光凝神注视着染匠的画笔挥舞，有时又实地领教了鞋子的制作方法。这些地方的孩子们，目睹了工匠们的风姿，学到了在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街上手艺人制作出产品时的自豪和欢乐，不是通过语言，而是身临其境地感受到了……昔日的街道，成了孩子们接触和认识事物的又一所伟大的学校……。

这种实物教育在今天已难以见到。现在的街巷只是出售成品的地方，孩子们即使能见到有兴趣的事物，也失去了参加的机会……所谓街巷，在古代不仅是人住的地方，而且还是培养人的场所。过去的孩子，能够亲眼看到父亲的辛勤劳动，现在却不行了，孩子们丝毫不了解父亲的辛苦，认为父亲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薪水领取者，而家只是他在公司卖完适量的苦力之后的寝居场所。

以上这些展示了社会场所中的教育所具有的重要性。但在今天的都市社会中，这种教育作用几乎已经消失。孩子们能看到的只是水泥墙壁和洪水般的车流，根本不可能悠闲自得地一面在街上游玩，一面回家。为此，人们不得不发出感叹：“真正的人性教育到哪里去了？！”——这种状况，可谓真正的教育病理。

（二）大众场所的教育病理

这种场所的教育与民间小巷的教育一样，是无意识进行的，且没有担负责任的教育者。这一点，与家庭和学校教育有根本的不同。尤其因为大众场合属于一种隐形社会，往往使人难以把握。然而，在现实中它给青少年的影响却是极大的。对于青少年来说，它是一个主要的业余活动场所，他们在这里直接沾染了不良习气，并产生了不良行为。

对此，想以繁华街道为例进行剖析。从教育病理的角度看，繁华街道存在两个问题。首先，它是一个充满欲望的场所，即繁华街道是百货店、各种商店、娱乐设施、各种饮食店、体憩旅馆等集中的地区。那里能触发各种官能的、侥幸的、物质的欲望。其次，繁华街道有它独特的风俗文化即亚文化的存在，成为来访者的注目对象。它在服装、发型、佩带物、化妆、鞋类及妇女小商品等方面，都不同于一般地区。繁华街道因所在地的不同也有差异。例如，东京的新宿是青年人的街，银座是白领职员的街。总之，无论哪一类型，这种文化都具有消费的、享乐的、流行的性质，不时还含有颓废的特性。

出入这种热闹场合的青少年不少是被家庭、学校或工作单位疏远，或是被社会遗弃的人。许多因所谓“徘徊于繁华街道”而被教导的青少年都属于这一类。他们中不少人受欲望的支配，为发泄平素的郁忿，走上了犯罪或违法的道路。在这里，成人的有些言行举止也给他们作出了不好的榜样。总之，在热闹场所，存在着一种“脱逸亚文化”，它们被青少年所吸收。这种学习，可以称为“脱逸学习”。

（三）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教育病理

大众传播媒介也有各种形式，这里主要以电影、电视和周刊杂志为例。由于这一类大众传播媒介是根据作者的意图而设计、编制的，所以与上述两种情况有根本区别。这个暂且不论，从教育病理的角度来看，它有下列问题。这类大众传播的功能，可分为文化教育和娱乐两个方面，其中问题特别多的是娱乐方面。有不少是刺激人们的欲望，并教人们如何去满足欲望的内容，它们给予因欲求不满和孤独感而昏昏沉沉的青年以教唆性的影响。

还有，面对由大众传播媒介带来的信息爆炸，人们惘然适从，难以取舍。又因为提倡价值观的多样化及其变动，以及信息量毫无止境地增多，加倍扩大了这种困惑。进一步说，通过大众传播媒介而进行的宣传和广告，激发了人们的种种欲望，酿成了一种消费气氛，引起了欲求不满和相对欠缺感的增大，由此而形成的压力，导致了家庭的紧张状况以及初高中学生学习热情的下降。

现代教育的病理，涉及众多方面，增加了其深刻程度，各种脱逸行为的多发就是其症兆。即拒绝上学、情绪障碍、离家出走、药物中毒、自杀、暴力伤害、盗窃、不良异性交往、充当妓女等等，五花八门。与这些教育病理现象的发生相关的也有教育病理之外的许多原因，但正像前面所指出的：教育病理正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起作用，尤其是围绕升学而产生的烦恼和问题更为严重。例如，为成绩忧虑，自信心丧失，父子间、师生间以及学生间的矛盾冲突，神经衰弱等等，都属于这一类。

尤其可悲的是中学生的自杀。试看最近的新闻报道：“后乐园大楼，学习疲乏的高中生跳楼自杀”；“一高中女生为成绩担忧，从码头上跳水自杀”；“因病未能入试，大阪一高中女生跳水自杀”；“爱知县，一家四口为病孩的成绩担忧”；“茅崎县，一初中女生因病未能入试而自杀”等等，触目惊心的事件相继传来，虽不可断定它们有多大的真实性，但这些不能说是与升学和学业全然无关的。

据文部省《中学生自杀实际情况调查》所披露，昭和49年（1974年）中发生的中学生自杀，初中生有69人，高中生有208人，其动机或理由大半是出于学业成绩不良和出路问题。自杀原因多数与教育相关，这不能不认为是一种教育的失常现象，恐怕这种现象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吧。在此，我觉得我国的教育已到了病入膏肓的境地。

（王薇译自大桥薰、山村健合编：《现代教育的诊断》（日本《现代教育社会学讲座》丛书第一册）1975年日文版，第28—51页，沈晓敏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