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与人类社会一起产生的吗

［美］约翰·杜威

（John Dewey）

编者按：本篇选自J·杜威的两本著作，即《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年）和《明日之学校》（1915年）。从中可以看到，作为“民主教育学派代表人物”的杜威基于历史的评述所提出的关于“民主社会”中教育的社会功能的见解，以及教育为实现“以‘机会均等’为理想的民主主义”而需进行种种改革的主张。

我们以上所提出的标准的两个要素都说明民主主义。第一个要素表明，我们不仅要有数量更大和种类更多的共同利益，而且更加有赖于认识共同利益乃是社会控制的因素。第二个要素就是，不仅在各社会团体之间要有更自由的相互影响（这些社会团体在闭关自守时代，曾彼此隔离孤立），而且要改变社会习惯，通过应付由于多方面的交往所产生的新形势，使社会习惯不断地重新调整。这两个特征，正是民主社会的特征。

在教育方面，我们首先注意到，由于民主社会实现了一种社会生活方式，使各种利益互相渗透，特别注意进步和重新调整，所以民主社会比其他各种社会更加关心审慎的和有系统的教育。民主政治热心教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据表面的解释，一个民选的政府，除非选举人和受统治的人都受过教育，否则这种政府是不能成功的。民主的社会既然否定外部权威的原则，就必须用自愿的倾向和兴趣来替代它；而自愿的倾向和兴趣，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形成。但是，还有一种更深刻的解释。民主主义不仅是一种政府的形式，它首先是一种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各个人参与某一种有兴趣的事，每个人必须使自己的行动，参照别人的行动，必须考虑别人的行动，使自己的行动有意义和方向，这样的人大量地在空间上扩大开去，就等于打破阶级、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屏障，这些屏障过去使人们看不到他们活动的全部意义。这些数量更大、种类更多的接触点，表明每个人必须对更多种类的刺激作出反应；从而鼓励每个人变换他的行动。这些接触点使各人的能力得以自由发展，只要行动的刺激是片面的，这些能力就依然受压制，因为这种刺激必须在一个团体里，而这个团体由于它的排他性，排除了很多社会兴趣。

共同参与的事业范围的扩大和个人各种能力的自由发展，这是民主主义的特征。这种事情当然不是仔细考虑和有意识努力的产物。相反的，这是由于利用科学、控制自然能量而出现的制造业、商业、旅游、移民和交通的发展所造成的。但是，在获得更大的个性化和更广的共同利益以后，就要加以维持和推广，那就是审慎努力的事了。显然，凡是不容阶级划分存在的社会，必须注意给大家以平等和宽厚的条件下求得知识的机会。一个划分成阶级的社会，只须特别注意统治阶级子弟的教育。一个变动的社会，有许多渠道把任何地方发生的变化分布出去。这就必须教育成员，发展个人的首创精神和适应的能力。否则，他们将被他们突然遇到的种种变化所迷乱，看不出这些变化的意义和关联。结果将是一片混乱，人们盲目的、由外部势力指挥的活动的成果，将为少数人所盗用。

从以上简短的历史的评述，应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诸如个人的教育观和社会的教育观这类术语，一般来说，或者离开了上下文，就毫无意义。柏拉图的教育理想，认为个性的实现和社会的团结与稳定，应该同等对待。他的处境使他不得不主张阶级划分的社会，使个人淹没在阶级之中。18世纪的教育哲学，在形式上是高度个人主义的，但是这个形式是一种崇高的和慷慨的社会理想所唤起的。这个理想就是，要组织一种社会，包括全人类，并提供人类无限完善的机会。19世纪早期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又一次力图把两个理想同等对待。一是有教养的个性的自由的和完全的发展；一是社会的训练与政治上的服从。这派哲学把民族国家作为实现个性和实现全人类理想的中介。因此，这派哲学的令人激动的原则，同样可以正确地用两种说法来表达，一是用古典的术语，即“个人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一是用比较新近的术语，即“社会的效率”。所有这一切，都加强本章开头所讲的话：教育是社会的过程，也是社会的功能。这个概念，除非我们说明我们所设想的社会的性质，并没有明确的意义。

以上考虑，为我们第二个结论铺平道路。在民主主义的社会中，为民主主义社会设置的教育，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是由于民族主义的目的和更广阔的社会目的的冲突而提出的。从前的世界主义的和“人文主义的”概念，缺陷在于意义含糊，又缺乏一定的执行机关和管理机构。在欧洲，尤其在大陆各国，这个注重为人类福利和进步而教育的新思想，成了国家利益的俘虏，被用来进行社会目的非常狭隘而且具有排他性的事业。教育的社会目的和教育的国家目的等同起来，结果使社会目的的意义非常模糊。

这种混乱现象，符合现在人类交往的情况。一方面，科学、商业和艺术超越了国家。这些事业的性质和方法，大半都是国际性的。它们要求居住在各国的人民之间互相依赖和合作。同时，政治学上国家主权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强调。各个国家都处在被抑制的敌视和互相备战的状态。每个国家都以为是自己利益的最高裁判，以为各国当然有绝对属于自己的利益。对于这种事情发生疑问，就是怀疑国家主权思想本身，而国家主权的思想却被认为是政治实施和政治学的基本思想。一方面是范围较广的联合的、互相协助的社会生活，另一方面是范围较狭的排他性的、因而含有敌对性质的事业和目的，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矛盾（因为的确是矛盾），要求在教育理论上，对教育的社会的功能和社会的检验标准中所用的“社会的”一词的意义，有比过去更为明确的概念。

一种教育制度，能否由民族国家实施，而教育过程的全部社会目的又不受限制、不被约束、不被腐蚀呢？这个问题，在对内方面，必须面对由于目前经济状况所造成的各种倾向，这种倾向使社会分成若干阶级，其中一部分阶级不过是别的阶级达到更高的文化的工具。在对外方面，这个问题关系到使对国家的忠诚和爱国主义，与对不问国家的政治分野而使人们为共同目的团结起来的事物的更高的忠诚协调起来。这个问题的无论哪一方面，都不是仅仅用消极的方法所能解决的。仅注意使教育不被一个阶级积极地用来作为更加容易剥削另一个阶级的工具，这还不够。学校设施必须大量扩充，并提高效率，以便不只在名义上，而是在事实上减轻经济不平等的影响，使全国青少年，为他们将来的事业受到同等的教育。要达到这个目的，不但要求有适当的学校管理设施，并辅以青年能够利用的家庭教育，而且要求对传统的文化理想、传统的课程以及传统的教学和训练的方法，进行必要的改革，使所有青年能继续在教育影响之下，到他们成为他们自己经济的和社会的职业的主人为止。这种理想的实现，也许要在遥远的将来；但是，除非民主主义的教育理想能越来越大地支配我们的公共教育制度，那么，这种理想只是一种可笑而又可悲的幻想。

关于一国与别国的关系，同样可以应用以上原理。只是讲一些有关战争的恐怖和防止可能刺激国际猜忌和仇恨的一些事情，还是不够的。凡是能使人们不受地理限制，团结起来从事协作性的人类事业的事情，必须加以强调。就全体人类相互之间的更充分、更自由和更有成效的联合和交往而言，国家主权属于次要的和暂时的性质，这个思想必须灌输给学生，成为有效的心理倾向。如果有人认为这方面的应用，似乎和教育哲学很少关系，这个印象表明，他们还没有适当领会前面所阐发的教育观点的意义。这个结论，和把教育作为解放个人能力，朝着社会目的向前生长的观点，是密切联系的。否则，教育的民主主义标准，就不能彻底地应用。

传统的教育，训练儿童恭顺、服从、小心从事，因为命令去做而不得不做的功课，不管目的在哪里，这是适合于贵族社会的教育。这些性格特点，都是国民的生活和各种制度都由一个首领去策划和管理的国家所需要的，但在民主国家里，它们就同社会和政府的成功管理相抵触了。关于民主，我们有一个有名的简单定义，即“民治，民有，民享”，这定义大约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个了解民主社会最好的线条。社会和政府的管理，要由社会的各个成员去负责。所以各个成员一定要受到一种训练，使他能够承担这种责任，使他对于人民全体的情况和需要具有正确的观念，并且发展那些能够保证他适当参与政府工作的品性。假如我们训练我们的儿童使他们去奉行命令，使他们做事不过是因为受命去做，不能给他们以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信心，那么，我们就是在革除现行制度的弊端和建立民主理想的真理的道路上安放一个几乎不能越过的障碍。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自由基础上的，可是我们为将来的国家进行训练的时候，却尽可能少给它自由。儿童在校内，一定要给他们自由，以便当他们管理国家的时候，懂得使用自由是什么意思，并且一定要让他们去发展那些积极的品性，如主动精神、独立性、足智多谋等，然后才能够避免民主政治的滥用和失败。

广泛认识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关系，可算是现今教育趋势中间最有趣味、最有意义的一点。它说明了对于普及教育日渐增加兴趣的原因，同时对于上面所说的种种变革，又增强了科学上和心理学上的论据。以教科书为唯一方法的教育，只能适合于社会上一小部分的儿童，这些儿童，由于环境关系，没有必要参与实际生活，同时又对抽象观念发生兴趣，这一层是毋庸置疑的。不过就是对于这一类的人，这种教育在他领会的知识上也留下了许多大缺陷；它对活动在智力发展上所起的作用没有给予相当的位置，并且是沿着学生的自然倾向施以训练，对于那些习惯于抽象观念的人，没有去发展他们所缺乏的实践的品性。对于兴趣并不偏重抽象方面，不得不在某些实用性质的职业中，经常用双手做工度生活的多数人，必须有一种教育方法把生活上纯属理智和理论的方面与他们自己的职业沟通起来。随着民主思想的传播，以及对于各种社会问题相应的觉醒，人们渐渐觉得，不管所属阶级是什么，人人都有权利去要求一种使他可以应付自己需要的教育，而国家为其自身的利益，应当供应这个要求。

不久以前，学校教育还只能满足一种人的需要，就是那些为知识本身而求知识的人，如教师、学者和研究工作者。用双手做工的人也必须进行训练的思想，现在还是很新颖。在学校中刚刚才开始承认掌握生活上物质方面的事物也是知识。不过几年前，学校还把数量最多、全世界都靠着他们供给必需品的一种人忽略了。其所以如此，有一个原因就是民主制度本身还是一种比较新的东西；民主政治未产生以前，大家都不承认那些用双手做工的多数人有供应自己的更大的精神需要的权利。他们的职务，几乎也就是他们生存的理由，乃是去满足统治阶级的物质需要。

在最近的150年中间发生了两种大变化，把人们生活及思想的习惯都改变了。我们已经见到这两种变化中的一种，即民主理想的发展如何要求教育上的改革。还有一种变化，就是因各种科学发明而发生的变化，也一定要在教室中反映出来。把一个人所有的历史知识拼合起来，拼成一张蒸汽机和电气未发明以前的社会略图，也不见得能够把这些发明以及与此相类似的发明所产生的社会中的根本变化充分地描写出来。从教育的观点看来，那最重大的一个变化，就是人世间的事情大量增加，这些事情，无论何人，即使对于生活的平常境遇要应付得妥当，也一定要把它当作知识的一部分。这些事情如此之多，想要在学校时间内从课本上把它们统统教全，简直是可笑的。但是那些学校不是老老实实地面对这个变化，从而改变它们的课程，教学生从宇宙本身去求学问，只是一往直前地尽量多教事实。学校中所有的一些改变，不过是设想出若干增多消费事实的计划。可是科学所要求的改变是较彻底的改变；照这个改变的现在情形看来，它是遵循这本书内所指出的一般路线进行的。这个改变，从各种学校的课程上可以看出，不但是把引起社会变化的种种科学规律添到课程中去，而且是把直接教授生活中各种事实的实际工作代替书中所述各种事实的研究和记忆。

假如学校要承认各阶级学生的需要，给学生一种训练，保证使他们成为有成就的、有用的公民，那就一定要给他们一种工作，这工作不但可以使他们体格健全，道德完善，对于国家和他们的邻居有正确的态度，而且可以使他们能充分地制驭物质环境，在经济上有独立的能力。对于各种专门职业的准备，向来是关心到的；可是我们看到，对于产业工人的将来，恰恰是忽略了。现代工业因为各种科学发明而日趋复杂，渴望真正成功的工人，必须要有一种普通教育的良好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培养他的专门技能，而人性的复杂，又使初学者同样必须找到适合他的爱好和能力的工作。一般教育原理的讨论，仅仅涉及应付这两个需要的实业教育或职业教育。至于专门行业和专业训练的各种问题，就完全不在这本书范围之内了。话虽如此，某些和推进狭义的工业训练的运动相关联的事实，对于范围较广的问题也有直接关系。因为，现在已有很大的危险，就是这种工作既经推广之后，可能忽略在葛雷和芝加哥两处所做的那种真正教育性质的工作，而赞成职业训练。

有势力的城市居民很容易把注意力集中到技术工人的需要上，而把一般的教育改革忽略了。前一种需要能够使他们注意，这是由于他们自己的经验，也许是由于他们的利己心。他们看到德国把技术方面的职业训练发展到了成为国家推动商业上的竞争的资本的那个程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直接而最切实的，莫如建立一种补习学校的制度，借以提高那些早年离校而现年在14岁与18岁之间的工人，同时设立各种独立性质的学校，直接准备各种行业的工场工作，而让现存许多学校在实际上保持原状，去预备学生升入高等学校，或去参加少用双手做工的职业。

固定阶级的形式是民主主义的致命伤。财产的差异，大群不熟练工人的存在，对用手工作的蔑视，以及使生活能逐步提高的训练的难以获得，这一切都起着产生阶级的作用，并且扩大各阶级之间的鸿沟。政治家和立法机关能够做些工作，以对抗这些恶势力。明智的慈善事业也能尽一点力。但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唯一的根本机构是公立学校制度。每个美国人都自豪于过去那种成就，即能在极其复杂的居民中养成一种团结友爱的精神，从而使共同利益和共同目标的观念压倒那些要把我国人民分为各种阶级的强大势力。生活上愈益复杂，兼以社会上贫富悬殊，就使民主主义的进行也日益困难。以前只须一种制度，使所有的各个体都混合在内，就足以应付需要，这种日子现在已经迅速地过去了。教材和教学方法一定要积极地、不是缩手缩脚地与目的相适应。

对于闲暇较多的父母的儿童是一种制度，对于雇佣劳动者的儿童又是一种制度，这是一定不可能的。这种办法所逼出的有形的分离，对于人类相互同情心的发展固然不大相宜，不过这还是最小的害处。更大的害处是对于一部分人施行过分属于书本的教育，对于另一部分人则施行过分属于“实际”的教育，结果造成心理和德道习惯的分裂、理想和观点的歧异。

经院式教育所产生的未来公民，对于用手做的工作没有一点同情，对于了解当前时代社会政治上最严重的困难问题，也绝不给予一点训练。职业训练产生出许多未来的工人，这些工人假如没有这种训练，也许不能有这样多实用的技艺，不过他们并没有由于开阔心理境界，也看不到他们所做的工作在科学上和社会上有什么重大意义，他们所受的教育不能帮助他们适应自己的环境。把公共学校制度分成两部分，即一部分继续施行传统的方法，偶尔也有几处改良，而另一部分则去应付那些准备从事体力劳动的人，这是一种社会宿命论的办法，完全和民主精神格格不入。

以“机会均等”为理想的民主主义，要求一种教育，这种教育要把学间和社会应用，理论和实际，工作和对于所做工作的意义的认识，从头就熔为一炉，并且大家一样。我们在这本书内所讨论的这种学校——现在正迅速地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开办起来——正显示着这个全民机会均等的理想怎样变为现实。

（原载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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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译自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年英文版，第七章教育上的民主概念，第100页至102页，第112页至116页。——译注。

(2) 选译自杜威：《明日之学校》，1915年英文版，第十一章民主主义和教育，第287—316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