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子教育的宗旨及其实质

从鸦片战争到20世纪初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女子教育思想集传统和现实、中国与西方矛盾于一体,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在每一个具体的历史阶段上都画下了不同的痕迹。但究其实质,一方面,它继续强调数千年来的中国女子传统道德的培养,可以说是贤妻良母主义教育的近代变种;另一方面又顺应时代的发展,注重妇女的实际能力的锻炼,并且初步地表现出资产阶级德育、智育、体育并重的思想。

一、注重女德的培养

传统女德培养最重“三从四德”,其影响深远。

1892年,郑观应在《女教》一文中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他的“佐子相夫”的女子教育目的。他认为女子可以学习各种专业,即使平民妇女也要受普及教育,但是“平民妇女,不必如男子之博雅淹通,亦必能通书文,明道理,守规矩,达事情……”兴女学的目的在于“庶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相子佐夫”^[63]。这些主张是中国近代贤妻良母主义女子教育观的最初理论表述。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所描绘的大同世界中,孕妇入人本院所要注意的也是每天要有一女师“傅其德义,讲人道之公理,仁爱慈惠之故事”^[64]。孕妇所读之书要“选其高明超妙,广大精微,中和纯粹,仁爱慈惠,吉祥顺正,以及嘉言懿行,足以蓄德理性,兴起仁心者”^[65]。梁启超充分发挥了郑观应的“佐子相夫”的女子教育观,把女子教育的目的归纳为“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66]。所谓“相夫”“教子”“宜家”“善种”,仍然是让妇女围着丈夫、儿女家庭的小圈子转,不过是要让她们受些教育,用比较先进的科学方法完成做“贤妻良母”的任务而已。这种观点虽和封建主义的“三从四德”教育不同,但仍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是改良主义女子教育的主要方针。这就决定了他们所办的女学堂不可能摆脱贤妻良母主义的办学方针。如女学堂大门,右书“女学重地”,左书“禁止闲人”,门上横匾“轨仪可则”^[67]。“其教育宗旨,以彝伦为本,所以启其智慧,养其德性,健其身体,以造就其将来为贤母为贤妇之始基。”^[68]从课程设置看,也体现了这一精神。中文课程如《女孝经》《女四书》《内则衍义》等都是宣扬中国传统的“三从四德”的女子教科书。这一贤妻良母主义教育方针被后来的民办女学堂普遍采用,几乎影响了此后几代人的女子教育思想。

清政府在女子教育方面的态度,由不承认女子教育的独立地位到承认以致兴办官立女学堂。1907年3月8日颁布了学部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确立了两性双轨制的教育体制,其指导思想仍然保持了我国“男女有别”的封建传统,明文规定“女子小学堂与男子小学堂分别设立,不得混合”^[69]。办学宗旨是“总以启发知识,保存礼教,两不相妨为宗旨”^[70]。这里“启发知识”是手段,而“保存礼教”才是目的。为了保存礼教,进一步在《女子小学堂章程》中规定:“中国女德,历代崇重。今教育女儿,首当注重于此,总期不悖中国懿媺之礼教,不染末俗放纵之僻习。”^[71]究其根本是要培养“贤妻良母”式的中国女性。这种旧式女子道统的原则,在《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规定得更加详细、具体。

中国女德,历代崇重,凡为女、为妇、为母之道,征诸经典史册,先儒著述,历历可据。今教女子师范生,首宜注重于此。务时勉以贞静、顺良、慈淑、端俭诸美德。总期不背中国向来之礼教,与懿媺之风俗。其一切放纵自由之僻说(如不谨男女之辨,及自行择配,或为政治上集会演说等事)务须严切屏除,以维风化。^[72]

这种按照中国传统礼教而规定的女子教育方针,只能严重阻碍中国女子教育事业的发展。不但学部的规定如此.从当时女校的作文题目也可以看出当时女子教育的指导思想。女学题目(参考1910年刻龙江女学文范)大多是:

夏后婚周姜后致中兴论

伏女传经班昭续史论

孟母乐羊妻断机论

女娲补天辨

以敬戒无违夫子义^[73]

又如从当时的女学楹联也可以看出女子教育宗旨。如龙江女学的楹联:

孔圣孟贤咸资母教,

伏经班史蔚为大家。

贤母能为保传事

雏娃解唱国民歌。^[74]

传统是一巨大的精神力量,人们生活在一定历史时期一定文化背景下,总要被一定的传统规范制约着。因为一切古代的文化都有它的价值,但这个价值不是取决于传统而是取决于后人对它的观照,对它的再发现和再创造。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封建的伦理思想经过多次的加固、修补,已达到了极为完备缜密的程度。近代帝国主义的入侵则使这种封建的意识形态日趋畸形化。因此,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想强调中国妇女传统道德的培养则是必然的。辛亥革命赶跑了一个封建皇帝,但中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严酷现实却没有因此而改变,紧紧束缚中国妇女的四条绳索——政权、神权、族权、夫权一条也没有挣断。在具有重要历史进步意义而不久就成为一纸空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也没有男女平等的字样。鲁迅的小说《高老夫子》,逼真地再现了当时女子教育的真实面貌。小说描述的故事发生在贤良女校,“校名贤良”,赫然标明这个女校的培养目标只是“贤妻良母”而已。从贤良女校校长的署名“何万淑贞”,落款“敛袵谨订”的字样,可以想见这位校长仍不脱封建旧式女子的气息。鲁迅先生曾辛辣地讽刺道:

在寡妇或拟寡妇所办的学校里,只有极和她们相宜一说得冠冕堂皇一点罢,就是极其“婉顺”的以她们为师法,使眼光呆滞,面肌固定,在学校所化成的阴森的家庭里屏息而行,这才敷衍到毕业,拜领一张纸,以证明自己在这里被陶冶之余,已经失去了青春的面目,成为精神上的“未家先寡”人物,自此又要到社会上传布此道去了。^[75]

很明显,在这类学校里受过教育的女青年,出来后只不过是被一些封建思想麻醉了神经,脖子上套上封建礼教和道德的枷锁,成为任人摆布宰杀的羔羊而已。中国资产阶级女子教育思想在资产阶级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方针下,也是大量吸收了儒家道统,如女子师范讲经课规定:“讲经要旨,在讲明吾国古先圣哲相传人伦道德之要,尤宜注意于家庭、社会国家之关系,以期本经常之道,适应时世之需。”讲经宜先就《论语》《孟子》全文中之合于儿童心理及其学年程度,简明诠释,次即截取《礼记》中之《曲礼》《少仪》《内则》《大学》《儒行》《檀弓》等编。可见,诞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下的中国资产阶级很难摆脱封建主义道德的影响,就连民主主义教育家蔡元培在倡导“男女平等之说”时,也继承了先秦儒家伦理思想。他认为西方人权、女权与男女平等的学说“夫妇同体则同尊卑”,是中华民族儒家伦理思想的古义。对我国儒家的“三纲”“五常”也做了充满“人人平等”思想的解释,可以说他的思想并未从根本上冲出“纲常”的束缚。后来他记述这一思想时也自称“为三纲五常辩护”。所以,要把中国妇女从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实现女子教育性质的根本改变,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至新中国成立后才完成的。因为从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下解放人,解放人的精神,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核心和精髓。而新中国的成立,改变了造成女性存在非自由的社会现实,宪法明确规定了文化教育上女子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这才给中国妇女带来了真正解放。

但是,我们决不能因此而低估自郑观应“佐子相夫”女子教育观以来的贤妻良母主义教育思想的进步意义。我们在指出它的封建、落后的一面的同时,我们又清楚地看到它和封建主义贤妻良母思想的不同。它着重强调女子可以走出家门去接受教育,并且女子可以学习各种专业。这是中国女子教育观念的突破,由此中国女子教育形式由家庭开始向社会扩展,具有了社会性。它不但反映中国近代社会妇女地位的改变以及对女子教育的客观要求,而且反过来也促进了女子地位的提高与女子教育的发展。

二、强调实际能力的锻炼

近代女子教育思想从肯定女性的自然性出发,强调女子社会适应能力的训练,自立能力的培养,为女子走向社会提供了某些前提条件,从而也就充分地显示出它和封建主义贤妻良母思想的不同,表现为以下几方面:

(一)废妇女缠足,倡女子体育,促妇女健康

从南唐李后主时的窅娘踏歌舞莲起,漫漫千年,长长的裹脚布不仅缠住了中国女性的双脚,而且束缚了女性的灵魂。郑观应在《女教》篇中较早提出反对妇女缠足。他痛陈缠足给妇女所带来的无穷的苦难,主张严令禁止缠足,违者罪其父母,他把废缠足视作兴女学的前提。1896年,陈炽在《妇学》中也说:“宜严禁缠足,治以象刑,令各省郡县之间,就近筹捐,广增女塾,分门别类,延聘女师。”^[76]戊戌维新时期,维新派对妇女缠足的恶俗更是深恶痛绝。维新派指出:妇女缠足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富强和种族的繁衍。由于妇女缠足,不能从事生产劳动,“二万万女子,嗷然待哺,重困男子”,造成了“蚕桑不兴,地利荒”;“妇女失业,民力惰”的恶果。如果“舒其趾,钜其足,则执业之人可增一倍,土产物宜亦增一倍,各处税务亦增一倍,此利益之大何如也”^[77]!把禁缠足与解放妇女劳动力联系起来,这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要求提供廉价妇女劳动力的愿望。从这种意义上说,禁缠足有利于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

维新派认为禁缠足还是强种繁种的重要前提。西方国家为了种族强盛,让妇女锻炼身体,所生子女筋力雄健;中国妇女缠足,身体软弱,生育的后代也不健壮,有损民族的素质。梁启超说:

欲强国本,必储人才;欲植人才,必开幼学;欲端幼学,必禀母仪;欲正母仪,必由女教。人生六七年,入学之时也,今不务所以教之,而务所以刑戮之倡优之,是率中国四万万之人半,而纳诸罪人贱役之林矣。安所往而不为人弱也。^[78]

所以,中国要自强,中华民族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禁止妇女缠足。维新派深刻地认识到,兴女学对于提高广大妇女废除缠足的自觉意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康同薇说:“非先遍开女学以警醒之启发之不可。”^[79]1907年,清政府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时也明令各学校一律禁止缠足。1912年,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达《令内务部通饬各省劝禁缠足文》,“通饬各省一体劝禁。其有故违禁令者,予其家属以相当之罚”^[80]。此后,妇女缠足的恶俗才逐渐革除。

废妇女缠足解放了妇女的身体。然而,中国近代进步人士并不仅仅停留在废缠足上。为了促进妇女健康,一些人提出女子应从事体育活动。在高等女学校中复设家庭卫生、柔软体操诸科,而处家之女子,亦宜常为户外之运动,不可蛰居闺中,因循失误,务使人人精神愉快,身体健康。体育开始进入女子学堂。1907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女学章程》《女子师范学堂章程》中指出:女子必身体强健,须常留意卫生,勉习体操。1909年至1911年间,各报报道的有关女学举办运动会的情况就可见一斑。《民吁日报》于1909年11月1日报道:上海女中学堂1909年举办了运动会,其中女子体操表演以5人为一组,回旋交舞,步履顿挫,且有音乐伴奏,令人观之,油然发希腊、罗马剧场舞蹈会之思。《民立报》于1911年5月15日报道:上海初、中两等女学举行春季运动会,前往观看者约千人。女学生们表演了哑铃、徒手操、体操等19项运动项目。自此,体育活动在一部分女学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废缠足、兴体育改变了“以柔弱为美”的病态妇女观,从此妇女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社会舞台上,给社会发展增添了力量,带来了新的生机。

(二)讲求实用的家事教育

中国近代女子学校的一个突出特点是重视家事教育,但它又不只囿于古代女红之类的训练,而是增添了近代化的内容。吴若安在《回忆上海务本女塾》一文中写道:

务本女塾建校宗旨,首以养成学生温诚勤朴的德性,注重学科知识,讲究教学方法,尤其注重家事教育,如烹饪、缝纫、医药卫生常识等。^[81]

并因此吸引了许多人来此就读。学校教学本着实用的原则,注重治家涉世能力的培养。如开设的课程,国文要旨,在使通解意义,发表正确之思想,切于实用;数学要旨,在使知数量之关系,熟悉计算,并使思虑精确,适于日用生活。《女子小学堂章程》与《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在教育总要一章中均强调:教授知识技能须选适于日用生计者使之反复练习,应用自如,在各科的教学中也要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并从家国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家政教育的重要,认为凡是女子学堂教育,有良善的家庭教育作为补助,才会达到完美。可见,历史发展已经逐渐摆脱了“女子无才便是德”思想的束缚,这是一种“女子有材才有德”思想的初萌。当然这种材是极其狭隘的,尽管如此,仍表现了极大的进步性。

曾懿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并不只囿于一个小家庭的范围,而是把眼光放到了整个社会。她在《女学篇》“家庭经济学”一章中,从生财、节用、公益、明晰、豫蓄、积储等角度论述料理家道,更重要的是她认为:

主财政者于无益之费用自当力从节俭,然于学校义赈关乎社会公益之举者,须量力捐输,或遇人急难,解囊相助,全人之美,多金不惜,皆有合于道德心者也。^[82]

曾懿又非常重视清洁卫生和身体保健,她认为这是强大种族之根本,因而,作为主妇“不独宜重卫生,且宜兼习医学。”《女学篇》中不但列有“卫生”一章,就是“胎产”“哺育”两章也多从医学角度介绍妊娠、分娩期间的保健知识和科学喂养婴儿的方法。这是知识型的贤妻良母的标准。

《女学篇》还附有《中馈录》一卷,共20节,详细介绍了从宣威火腿、香肠、肉松到皮蛋、豆豉、酱油以致甜醪酒、酥月饼等各类食品的制作方法。作为女性,她对中国近代相夫教子所需各种知识的表述可谓淋漓尽致。知识技能为独立之本,是摆脱依附男子的前提条件,曾懿从家庭教育角度论述的女子应掌握的各种知识技能为妇人走入社会创造了机会。

(三)主张妇女掌握科学的幼儿保育、教养之法

中国古代有丰富的教育经验,很早就萌发了对儿童心理规律的研究,但由于科学的发展程度及认识水平有限,尚不具备对幼儿生理和心理发展规律的科学论述,仅仅是一些直观的、经验性的总结而已。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于近代。1902年,梁启超著文《教育政策私议》,介绍了西方关于儿童心理发展的分期及特点,主张儿童教育要按照不同年龄阶段的心理特点,实施教育。在《论幼学》中,梁启超阐述了关于儿童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关儿童教育的做法。其重要意义在于合理地了解儿童,掌握儿童的特点,研究教育规律,促进儿童教育向科学化方向发展,促进学前教育由单纯的家庭教育向社会教育转化。

蒙养院是我国最早的学前教育机构,是学前教育向有组织的社会教育过渡的最初形式。随着蒙养院制度的确立,儿童教育的科学化,由理论上的倡导发展到具体的实施。1907年《女子师范学堂章程》的颁布,使保育教导幼儿的方法,研究幼儿心理的课程开始出现,比如,女子师范学堂的课程除规定有修身、普通文化课以外,特别强调师范生专业训练的重要,讲授教育原理、心理学大要等课,并规定在附属女子小学堂及蒙养院实地练习教授生徒及保育幼儿之法则。这样,女子师范学堂培养出来的保姆,具有了新的文化知识,又接受了教育儿童的训练,不能不视之为历史的进步。据张宗麟在《中国幼稚教育略史》一文中所述,到1911年年末,全国女学生的数目已经有二三十万,其中也有学幼稚教育的女子。如1907年,吴朱哲女士在上海公立幼稚舍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私立保姆传习所。规定学习科目有保育法、儿童心理学、教育学、修身学、谈话、乐歌、图画、手工、文法、习字法、理化、博物等。

随着师范教育的产生,幼儿教育理论的教科书开始出现。据《教育杂志》第一卷第13期记载,1909年,中国图书公司发行的《保姆传习所讲义初集一保育法儿童心理学》,其中“保育法”共16章,包括保姆资格、保育事项、论游戏、论唱歌、谈话、手技、恩物之种类,看护术等;“儿童心理学”共6章,讲解了各种心理类型的儿童特点,如快豁儿之特色,刚愎儿之特色、忧郁儿之特色、沉钝儿之特色等。

掌握了教育理论、幼儿生理心理发展知识的女子师范学堂的毕业生是我国最早从事教育工作的妇女。一方面,她们开创了妇女从事教育工作的先例,证明了妇女是能够走出家门从事社会活动和参加社会工作的;另一方面,幼儿教育的科学化对中国的家庭教育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对母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三从四德”作为贤妻良母唯一标准的历史结束了。现在所要求的贤妻良母必须是身体强健的,有治内之才的、掌握了教育儿女的方法等多方面技能的妇女。这无疑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地位,向独立人格的目标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四)谋求自立的女子职业教育

晚清不少有识之士普遍认识到,女子欲摆脱依附于男子的状况,除了接受一定的知识教育外,还必须进行职业培训,获得谋生的技能。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董寿在《兴女学议》一文中论述道:“泰西农业、商理、法律、格致、医理诸学,无论男女,皆各执一业以自养。”^[83]亚特的《论铸造国民母》更进一步指出:“夫天生男女,各有义务,即各有应享之权利。”^[84]所以女子要排除其依赖心,而养成其独立心。他说:

欧美诸国,女学校林立于都会,女学生络绎于道途。及其卒业,或为美术家,或为哲学家,或为文豪家,或为悲剧家,或参与政治,或从事于侦探,或投身看护妇,或组织救世军,莫不有一种灵敏活泼独立不羁之精神,以造成一种有功国家社会之事业。^[85]

对此他羡慕不已。他强烈呼吁中国二万万女同胞,猛自省,急自治,抖擞精神,改造性质,争取千百年前已经失去的权利。对于男子,不卑不亢;对于国家,尽劳尽爱。

引人注意的是,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后,中国出现了以女子自立为宗旨的各类女学堂,如女子蚕业学堂有上海女子蚕业学堂、福建女子蚕桑学堂、杭州蚕桑女学堂等;女工传习所有上海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扬州女工传习所、杭州工艺女堂、四川女工师范讲习所等;女医学堂有上海女子中西医学校、北京女医学堂、北洋女医学堂、杭州产科女学堂等。各类女学堂的设立均以扩张女子职业、养成女子自立的资格,使之能自立于文明世界为宗旨。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分省候补道程淯在《开民智、兴实业、裕财政》等项呈文中强调指出:“今日而言女子教育,尤当注重于职业。”所以,“凡女学未兴之处,亟宜推广遍设。而女学之课程除普通学外,尤以家事、裁缝、手艺与修身并重”。并“宜令各省女子教育职业各事”,本着“因地制宜,尽力扩充、程度不求过高,但期普及于实用”^[86]为原则。女子职业学校数量有限,不能满足广大女子要求接受技能培训的愿望,因此,各地又纷纷在女子学校中附设了职业教育机构。1904年,张竹君首先在上海爱国女学校内附设了手工传习所,以为同胞女子谋自立之基础为宗旨,教授手工编织、机械缝衣等。1907年,林伯棠在福州东街孝义里创设了女子职业学校,招收15～30岁的女子,授以编物、造花、刺绣、裁缝等科目。同年,北京的豫教女学堂开设了职业科,招收学生学习新式织布法。值得注意的是,该科的39名学生中有不少人并不缺少吃穿,有的还是仕宦家庭出身。可见。女子学习一种技能,已成为社会时尚。

总之,以上两方面大体反映了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宗旨。从中国古代女子教育宗旨的单一性开始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并已经带有资产阶级女子教育思想的色彩。从当时女子教育的实际来看,更重视良母的培养。关于这一问题,周恩来在1942年曾“主张以尊重母职,提倡母职为中心的新观念来代替贤妻良母的旧观念”。“我们在谈母职妻职的时候,毋宁着重于母职,妻职较之母职来说,不仅应置于次要地位,而且也不应相提并论。”^[87]在这段话里,周恩来明确指出母职高于妻职,反对妻职、母职相提并论的“贤妻良母”思想。这在中国近代女子教育思想中是有一定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