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圣人——周公

中国古代的圣人们，从三皇五帝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体悟和遵循大道而行的人，历来被奉为有德的人，他们开创了不同历史时期的美好社会。而今，历史已经远去，远古的传说和文献早已湮灭难觅，现在的人已经很难体察、理解那些时代的美好，和那些时代人们所追求的高尚的道德理念和人生价值。如今，人们只能从周公和他所开创的周朝社会中看到一些端倪。

在古代的圣人中，周公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也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他提出的“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成为周朝最重要的治国纲领。周公说：“不可不敬德。”一定要“自敬德”，并且必须“疾（急）敬德”，只有发挥“德之用”，才能永葆天命。周公深切地认识到“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天不讲亲情，只有发扬仁德，才会得到天的庇佑），道德是立身立国的根本。因而，周朝把道德的完善看成是治国的第一要义。周人推崇先王的德行，他们编写的《诗经》中津津乐道地颂扬从后稷、公刘、古公，到文王、武王这些先祖们有什么样的高尚品德，如何进德修业，以德兴国的事迹。他们把文王的仁政视为榜样：“文王在上，于昭于天。”（文王的神灵在天，啊，神灵显赫在天上。《诗经·文王》）周朝这些圣君贤臣的德行，也历来被后世的炎黄子孙称为人生的楷模。周公的以德立国的思想，是周朝的主流思想。在周朝社会中，人们所追求的道德功业和道德人格成为那个社会的人生理想，被各个阶级的大多数人所认可，甚至成为下层社会成员共同追求的目标。人人追求道德，坚守道德，发扬道德，甚至视道德高于自己的生命。“杀身成仁”成为道德准则，整个社会处在道德的氛围和环境之中。在西周的一些早期文献中，已经初步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德治思想。周人对德的自觉和对德的认同，为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周公在历史上另一个伟大功绩就是“制礼作乐”。周公在“损益”殷礼的基础上使传统的礼制、礼仪，严密化、系统化，从而在整体上达到一个新的水平，创设了适合当时社会的优秀文化制度。其具体内容包括一系列社会、政治等制度，还有一系列相应的道德伦理规范和文化教育的方式，形成一整套完备的典章制度，称之为“周礼”，或“周公之典”。周朝的礼乐文明，一直被视为后世社会的典范，被认为是上古社会的鼎盛时代，孔子赞叹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于文哉！吾从周。”（周朝借鉴夏商二代的礼仪制度，多么丰富多彩啊！我赞成周朝的礼仪制度。）

礼是道德的表现形式，周公通过礼仪规范人在社会中的行为，使人保持德行，与天道合一。

梁漱溟更以“周孔教化”为“以道德代替宗教”的文化，以历史上的中国社会为伦理本位的社会思想，与王国维的看法相一致。近代王、梁两位著名学者的观点指明了周礼和周朝文化的实质。周公主张“明德慎罚”，提倡“德治”，“制礼作乐”，实行“礼治”。这正是孔子梦寐以求的“道（引导）之以德，齐（规范）之以礼”的治国理念。

周朝社会所以能绵延八百年，正是贯彻周公的治国理念。在这样的社会中所产生的丰厚的道德土壤里，必然会造就出一大批社会道德精英和一大批社会的中坚，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有深厚的知识和极高的道德素养，有判别是非的能力，有从事政治的才干和实践道德理想的勇气。在日常生活中，他们温文尔雅，是社会道德的表率。在社会和国家危难之际，他们力挽狂澜，正礼乐，定制度，锐意改革。在周王室，在各诸侯国中，显现他们的特殊才能。例如，周厉王、周宣王时的邵穆公、仲山父，周平王时的郑武公，周定王时的单襄公；在各诸侯国中有孔子、管仲、鲍叔牙、宁戚、曹刿、藏文仲、叔孙穆子、狐偃、赵衰、赵宣子、韩献子、范文子、魏绛、祁奚、叔向、赵襄子、申叔时、伍举、文种、范蠡——他们都是那个时代所造就的大德之士，在那个时代创造过非凡的功业，留名后世。在他们的周围，还有一大批同样具有道德情操的懿行之士的群体，同他们一样追求人生的价值，同样泛射着君子人格的光辉。正是这一大批社会精英和社会中坚，奠定了后来中华文化人格的始基，他们高尚的道德人格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突显出来，他们的道德精神永世长存。

周公作为那一时代的精英群体的杰出代表，他的人格魅力和品德更是举世仰望。孔子说，像“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样的境界，连尧、舜都恐怕达不到，但是，周公做到了。周公以自身的品格、道德、理念、才能和成就，为中华民族提供了理想的人格典范，这是他对中华文化的巨大贡献。

周公和他的那个时代充分演示了道德一体的文化精神，是孔子以前儒道的辉煌展现。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儒家正是在继承这一文化精神的基础上发展的。这一文化精神就是中华民族的价值理念，体现中华民族和文化的终极追求和理想的境界。它是一个民族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出发点和归宿，深远地影响着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和文化结构，奠定中华文化的基础，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规定了方向。这个方向就是道德文化，它的特征就是对道和德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