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智库组织发展战略及其启示

李淑飞

（管理学院公共管理系）

【摘要】智库组织发展不仅对提升地方和国家层面的公共行政和国家治理水平十分重要，同时公共政策导向的实证研究又能对大学公共管理教学和研究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新加坡的智库组织虽然数量不多，但在国际影响力和世界智库排名中都有卓越表现。本文对新加坡智库组织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进行考察，借之探讨其对深圳大学公共管理系、深圳甚至中国智库组织发展的参照意义。

【关键词】新加坡　智库　战略

智库组织通过向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提供有关国内和国际事务方面的研究、分析和报告，参与到公共政策分析和政策报告制定的环节中。[1]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社会及国际关系项目组发布的《2014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数据，全球共有6 618个智库组织，其中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智库组织数目最多的国家，共有1 830个智库组织。中国虽然在智库数量上以429个智库组织位居世界第二，但在智库组织水平和质量上乏善可陈，仅有七家智库进入“全球150强智库榜单”，反观美国则在全球十大智库排名中独占了六席。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根据《2014年全球智库指数报告》，中国四百多家智库组织中有四家入选“世界顶级智库排名100强（非美国）”，新加坡参与排名的智库组织虽然在总数上只有六家，却有三家智库入选此百强榜单。[2]

中国的智库组织根据机构性质大致分为党政军智库、社会科学院智库、高校智库和民间智库。[3]在中国当前的政治社会制度下，社会科学院或各级政府的政策研究室等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智库组织，多为体制内的官方或半官方机构。作为中国智库主体的他们，虽然和欧美传统概念体系下强调的具有“独立性”的智库组织有较大差异，但却同样在现实的政治社会体系下真正发挥着智库的功能和作用。[4]与欧美不同，新加坡在政治社会环境上和中国较为相近，过去曾多年被当成中国政治社会制度改革学习的对象。同时，新加坡的智库组织在性质上和中国接近，即同样与政府具有非常紧密的关联性。因此，新加坡智库机构虽然在数量上非常少，但鉴于其卓越的国际影响力、快速成长的发展路径及与中国智库组织性质的相近性，对新加坡智库组织的发展状况和发展战略进行考察，反而对当今中国智库机构的发展和改革具有更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也对身处中国改革开放前沿的深圳大学及其公共管理系探讨教学、科研和公共政策服务三者定位具有启示意义。文章分三部分来探讨新加坡智库组织发展战略及其对中国智库组织发展和深圳大学公共管理系教研定位的启示。第一部分首先对新加坡智库组织及其发展状况进行介绍，接着第二部分探讨新加坡智库组织的发展战略，最后一个部分讨论新加坡的智库发展战略对中国智库组织发展和深圳大学公共管理系教研定位的启示。

新加坡智库组织数量很少，除了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SIIA）和东南亚研究所（ISEAS）分别成立于1961年和1968年，其他智库如国防与战略研究所（IDSS）、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ISDS）和政治风险评估组织（Political Risks Assessment Group）等大多建立于20世纪90年代之后，成立时间较短。除了以上国家层次的智库外，新加坡的大学里孕育的智库机构也在新加坡智库体系里扮演着重要角色。在亚洲卓有盛名的新加坡东亚研究所和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坐落并隶属于新加坡国立大学，而南洋理工大学则拥有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

新加坡的智库虽然数量不多，但却分别专注于各自细分的专业领域，而且大多在较短时间内就在其所属领域建立起专业卓越的口碑。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和国防与战略研究所分别专注于国际事务和国防战略研究；隶属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和东亚研究所分别从事公共政策和中国与东亚事务研究；位于新加坡国大校园内，却在机构设置上独立的东南亚研究所主要从事东盟相关课题的研究，并在此研究领域久负盛名；南洋理工大学的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则是新加坡从事外交关系研究的重要智库机构。

新加坡智库组织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就能在世界顶级智库中占据重要位置和话语权，这和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也是新加坡智库组织成功崛起的重要发展战略。

新加坡的智库机构和中国相似，都在资金经费和人员聘请方面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正因如此，作为小国的新加坡不可能在智库战略上追求大而全，政府在选择智库支持方向时，只能采取专而精的发展战略。不少人在讨论中国智库发展层次较低的原因时，常常认为智库组织的官方或半官方身份使其缺乏“独立性”身份，这是制约中国智库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从新加坡智库发展的案例看，“独立性”其实并非发展为顶级智库的核心要素。例如，新加坡东亚研究所虽然隶属于新加坡国立大学，但却同时是新加坡政府的一个法定机构，东亚所虽然每周都要向新加坡政府递交政策报告，但这种政府背景却并不妨碍其在短时间内快速发展成为世界顶级智库组织之一。[5]

作为极易受国际环境影响的小国，新加坡在独立建国过程中承传下来一种国家意识，即在瞬息万变的世界体系里始终对自己的脆弱和危机保持紧迫感。这种危机意识让新加坡政府特别重视人才和知识在国家战略规划和科学决策中的作用，不但在智库建设中支持智库组织大力引进外国人才，加强与国际政府和社会的交流，而且愿意虚心听取智库机构的政策建议，并且将有用的建议迅速应用到公共政策的实质规划和决策中去。同样以新加坡东亚研究所为例，其年度预算的四分之一被用于学者交流项目经费，而且每年到东亚研究所进行交流研究的各国外来人员的比例就占到研究所专职研究人员的一半左右。

虽然新加坡政府是新加坡智库机构资金来源的主要渠道，但这并不妨碍智库组织在机制和研究上的自由度。而且新加坡这些智库机制非常灵活，研究人员、政府官员及社会精英之间的流动十分频繁并保持常态化，大学智库机构中的教学和研究也结合得特别紧密，致力达到教、研相互促进的效果。新加坡政府在每年初会召开一次智库会议，政府相关部门会向相应的智库组织提出意向性的研究要求，但却不会干涉智库机构的具体研究工作，而只是进行宏观监控。智库机构除了参与政府机构的特定项目，向政府机构定期递交政策报告外，在人员编制、项目研究等方面拥有很大的自由度和灵活度。经费充足、机制灵活的新加坡智库机构能给研究人员提供优异的研究环境，保证他们能够在收入水平上进入中产阶级，在新加坡体面地生活，不需要再为日常生活而打拼。大学里智库机构的评估体系中，强调学术、政策报告和教学的良性结合，职称评定更加注重论文的质量而非数量。[5]

通过对新加坡智库组织的考察，我们可以明确认识到，一方面，“独立性”并非智库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新加坡智库组织同样可以在世界顶级智库序列中占据重要位置，具有较强的话语权。同时，政府部门应对智库组织有选择地侧重性支持，确保特定智库在细分的专业领域内迅速成长为具有卓越研究水平的顶级智库。另一方面，智库组织要对政府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在研究中保持客观的中间立场，为决策者提供不同的政策路径选择，告诉决策者不同政策选择所可能导致的不同政策后果，而不是代替政治家进行决策。

最后，智库机构要保持务实开放的研究氛围和自由灵活的研究机制，为研究人员提供较好的研究条件的同时，在考核机制和职称评定上确保研究人员在学术、教学和政策研究相关工作量上的良性结合和相互促进。以上智库发展的新加坡经验，不一定全部适用于中国或深圳智库建设，但对我们的智库发展实践却有一定程度的启示意义。

[1]James G. McGann. 2014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Report. p. 8.

[2]James G. McGann. 2014 Global Go to Think Tanks Index Report. p. 62-64.

[3]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 2013年中国智库报告——影响力排名与政策建议.

[4]徐晓虎，陈圻. 智库是什么——关于智库研究的新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05-26.

[5]晋志平. 中外智库建设之异同——中新学者畅谈智库建设之道.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09-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