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戌学制所开创的教育新格局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南京临时政府，这一划时代的巨变，无疑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和革新。

在高中历史教材中，讲到南京临时政府进行了革除‘旧染污俗’的社会改革，提到民国新学制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但限于篇幅，教材省略了对民国教育改革的叙述。其实，民国的教育改革也是辛亥革命后社会变革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把前清学部改为教育部，任命蔡元培为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先生与教育界的志士仁人一起，在保持和发扬中国优秀教育传统的基础上，广泛采纳世界先进的教育思想和科学方法，通过一系列开创性的工作，使追求民主、崇尚科学、强调实用、求知于世界等教育近代化的基本内涵，在理性思考和实践活动两个层面得以凸显。

辛亥革命后三十多年教育变革和发展，从大的方面可以概括为：1．适应中国国情的教育制度的探索；2．中西教育的对接和碰撞、重建；3．教育观念的诸多根本性转变；4．学校，尤其是中学和大学的全方位建设；5．教育理论的引入和建设；6．教育法规的建设和完善……今天就选择一个切入口，即壬戌学制，来初步了解民国的教育变革。

学制，即学校教育制度。作为辛亥革命后中国近代教育里程碑的壬戌学制，是在民国第二个十年的第一年、新文化运动的第八年，五四爱国运动后的第四年，即1922年颁布的，原名“学校系统改革案”，是中国近代史上实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最成功的一个学制。

在壬戌学制之前，中国已颁布过壬寅学制（1902年）、癸卯学制（1904年）、壬子学制（1912年）、壬子癸丑学制（1913年）。前两者是清末颁布的，几乎完全抄自日本；民国建立后，蔡元培主持制定了壬子癸丑学制，体现了鲜明的反封建色彩，如废止读经，废止奖励出身等，但依然留有日本教育的影子。由于旧学制的诸多缺陷，从1915年始修改学制就迫在眉睫。

1922年新学制的出台前后历时7年之久，全国上下掀起了研究学制的高潮。我们熟知的蔡元培、陈独秀、黄炎培、蒋梦麟等著名教育家、学者都参与其中，主导者是两位来自安徽的年轻人——胡适和陶行知，当年两人都只有31岁，踌躇满志，意气奋发。

探究壬戌学制成功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宗旨明确；二是集思广益。

（一）充分汲取国外经验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学习美国教育是主流。包括胡适、陶行知、蒋梦麟、张伯苓等在内的160多名中国留学生，都在当时的世界教育研究重镇——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他们回国后成为中国近代教育改革和建设的“排头兵”，以至于哥大被誉为中国教育的“黄埔军校”。而美国著名的教育家杜威、孟禄也在新学制修订期间受邀访华，进行讲学和调研，他们对中国教育改革及新学制修订的中肯建议大都被采纳。

不过新学制的制定者们很清醒：外国的东西再好，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教育家陶行知说：“外国经验，如有适用的，采取他；如有不适的，就回避他……能如此，才能制成独创的学制，适合国情，适合个性……”。我们可以在新学制制定的7项教育指导思想中找到证据：（1）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2）发挥平民教育精神；（3）谋个性之发展；（4）注意国民经济力；（5）注意生活教育；（6）使教育易于普及；（7）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对于上述指导思想，我的解释是：

1．科学精神较强。中国教育自近代以来，始终被救亡图存的历史发展主旋律所左右，教育为政治服务，功利色彩浓厚，而对教育发展必须遵循其自身的客观规律，一直没有充分重视。这次学制改革把“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放在首位，突出了“适应”二字，不再把教育作为改造社会的唯一途径。而“谋个性之发展”要求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胡适、陶行知强调学制要处处考虑学生的利益，要以学生的需要和能力为制定的依据，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学制还在附则中特意提到了“天才教育”和“特种教育”的原则。以上种种都展现了这一时期中国教育在探索教育规律上的科学精神。

2．平民教育，走向社会。“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使教育易于普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大批知识青年，脱下西装革履、长袍短褂，走出校门，走向社会，开设了形形色色的工学助学团、平民夜校。中国教育开始真正走出象牙塔，走向民间，这是教育民主化的重要一步。

3．生活教育，社会与学校合一。“注意生活教育”，陶行知先生批判地继承他的老师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儿童中心”等教育观，提出“生活教育”的核心思想就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

（二）不忘结合具体国情

中国地域辽阔，地区间极不平衡，新学制明确提出“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给了地方较大的办学自主权和选择权。比如陶行知谈到：“乡村教育不发达，……例如电灯、东洋车之类等，在城市是常见的，但在乡村的学校里要教起这许多教材来，就很困难了。……”为此，壬戌学制分初等、中育、高等教育三段。普通教育模仿美国“六、三、三”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但是由于当时国力有限，即使是普及小学教育也力不从心，所以把小学又分为两段：初小4年、高小2年。高中实行学分制和选科制，将职业教育纳入了普通教育，分普通、农、工、商、师范、家事等科，又称综合中学。已故书法家、语言学家启功先生便是1932届北京汇文中学的商科肄业生。我任教的上海市徐汇中学，虽是一所教会学校，20年代也有获商科文凭毕业的学生，还分为优等生和次优等生。

1922年新学制草案还规定了多种修业年限与学校级别的师范教育，以师资培养之“弹性”对应学制之“弹性”。

结合国情还表现在新学制采取多种办学体制和模式，尤其是对私塾的保留上。1922年全国约有私塾10000多所，新学制并没有借助行政力量一刀切地规定各地私塾一律停办。陶行知说：“……当我们欢迎新学制出现的时候，也得回过头来看看掉了东西没有。”中国已故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就是五六岁左右先入私塾，用两三年时间，跟着私塾先生读《三字经》、《千家诗》等传统蒙学经典，再上新式小学。传统私塾和新学制小学新旧并存，较好地满足了城乡各类人群对教育的需要，直到1949年后才被逐步取消。对此，改革的领军人物胡适注解是“新学制新的应该是精神，而不是形式。”

在研究、制定学制的7年中，不少省区召开学制讨论会，有的杂志发表学制研究专号，形成了一个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学制研究氛围，这是一次中国教育界力图顺应世界教育发展、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及教育自身规律的努力尝试。

1921年10月，由各省教育会推派代表组成的全国性民间教育组织——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有11个省区的代表提出了11份学制改革议案。广东省提出的学制改革草案是当时各省中最系统、最完备的，后来成了新学制的蓝本。这个草案是如何出台的呢？

广东省教育会组成了一个阵营庞大的学制系统研究会，由省教育会正副会长及评议员30人、校长18人、教育研究者9人、教育行政人员14人，共计71人组成。他们广泛收集各国学制系统图、学校改革纲领、从中选择德、英、美、法、日五国学制进行考察，归纳优劣。再从71人中选出40人，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师范教育、高等教育共4个小组，对应学段开展研究，最后制成草案提交。这其中程序设计的民主、研究内容的详备、研究态度的审慎令人折服，也值得当今教育改革借鉴。

壬戌学制草案出台后，鼓励各省实地试验，天津南开中学就中学三·三制如何实行、课程如何设置、标准如何制定等进行尝试，并深刻认识到“改革之事，不在乎名，而在乎实。”

1922年11月2日，北洋政府颁令公布施行《学校系统改革案》。同日，教育改革的领军人物胡适掩抑不住内心的兴奋，在日记中记道：“除小更动外，全是济南大会的。……这一次我们把学制案告一结束，总算一件快意的事。”

壬戌学制推出的1922年，可以说是中国基础教育体系趋于完备的开端。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发行了一套涵盖各个学科的“新学制教科书”，而壬戌学制推行的小学、中学“六·三·三”制则一直沿用至今。上海浦东的南汇中学、周浦中学都是在20世纪20年代兴办的新学校。

壬戌新学制为民国时期的中小学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既培养了数量众多的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普通劳动者，也为蓬勃发展的高等教育输送了优质生源，造就了一批杰出人才，如中国两弹元勋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等，现今8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中有5位接受的是民国时期的基础与大学教育，清华百年校庆公布了29位从清华走出来的享誉海内外的大学者，他们也都是民国教育的受益者。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辛亥革命百年，通过壬戌学制重温这段并不遥远的历史，感受辛亥革命摆脱帝制束缚，完成千年变局后的中国社会潮流，感受民国建立后社会变革所带来的进步和思想荡涤由浅入深、由表及里，汇成滚滚洪流，不可阻挡的趋势。虽然由于民国比较复杂的国情，壬戌学制的实施遇到种种困难，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但它开创的教育新格局，毕竟代表了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它修订过程中的诸多理念，如学制改革的灵魂应该是教育观念的变革，教育应该是社会、国家和公民的共同事业，任何时代都绝不能忽视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教育要顺应世界潮流，但也必须立足本国实际等，至今仍对我们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本文发表于《历史教学问题》,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