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哈佛大学为例

由于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不同，从而对高校提出了不同的人才培养要求，美国高校也不例外。下面，我们以哈佛大学三百多年来人才培养目标的演变，寻迹美国高校人才培养目标发展路线。

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就建立了自己的大学。哈佛大学，原为哈佛学院，参照英国剑桥大学的伊曼纽尔学院建立，1780年更名为哈佛大学。哈佛学院的成立是英国殖民者关心下一代成长的体现，也是当时到美洲大陆探险的清教徒传播新教教义的产物。为此，美国历史学者莫瑞森（Samual Eliot Morison）指出：殖民地时期，哈佛学院成立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为了增进学问以利子孙后代；二是担心从英国迁徙来的牧师谢世后会给教会留下一批不学无术的牧师。[1]1650年，哈佛学院特许状也强调，学院的宗旨是“促进所有有益的文学、艺术和科学的发展，借助所有有益的文学、艺术和科学发展教育青年人，并为教育本国的青年人提供所有其他必要的东西”[2]。

哈佛学院在建院初期，完全照搬英国大学的模式，其唯一的职能就在于培养人才，而且人才培养也仅仅局限于本科生教育阶段，研究生教育以及科研与社会服务职能都是在19世纪以后产生的。建校初期的哈佛学院在人才培养上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培养牧师，后来培养目标才逐渐世俗化，政府官员、文法学校教师以及各行业专门人才也成为哈佛学院的培养目标。在1642—1689年间，哈佛学院共毕业学生388人，其中有180人做了教师、43人做了政府官员、27人做了医生、13人做了牧师、11人做了种植园主和士绅、10人做了商人、5人做了士兵海员，其他人职业不详、不定或夭亡。[3]实际上，初期的哈佛学院并没有像中世纪大学那样设科或学院，而是所有的学生学习同样的课程，其培养模式具有浓厚的古典自由教育色彩，它培养的是上层社会的“绅士”和通才。直到18世纪，专业教育的萌芽才在哈佛学院出现，其中最重要的标志是1782年成立的哈佛医学院，1817年成立的法学院，1819年正式招生的神学院。此时，以欧洲的大学结构来看，哈佛大学才成了名副其实的大学。

哈佛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初次改变是在1869年，年仅35岁的化学家艾略特（Charles W. Eliot）担任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年轻时考察过德国教育并深受德国大学学术传统的影响，他雄心勃勃地想把哈佛大学建成一所既不同于德国大学又不同于英国大学的美国式大学。他认为：“大学是教师的集合体，是知识的仓库，是真理的寻求者。”[4]上任伊始，他就宣布了重建哈佛大学的宏伟目标：“我们要在这里稳步建立一所最伟大的大学。”他指出：“在任何国家，大学都是敏锐反映本国历史和特性的一面可靠的镜子”，因此，“当美国新型大学降临时，它将不是一个外国大学的摹本，而是根植于美国社会和政治传统而逐渐地、自然地结成的硕果。它将是美国受有优良教育阶层的高尚目的和崇高理想的表现。它是富有开拓精神的，因而是世界上无双的”。[5]他提倡大学的学术研究，重视大学在教学的基础上承担起科学研究的职能。为此，他在学校实行选课制，发展研究生教育，初步奠定了哈佛大学的地位。根据艾略特对大学的定位，他对哈佛的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了修订。他认为，原来的哈佛大学以培养“品格和虔诚”为中心，培养出来的是现实生活的旁观者和批评家，而不是实干家，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培养实干家（doer）和能做出成就的人（achiever），他们成功的事业生涯可以大大增进公共福祉。我们不要培养世界的旁观者、生活的观众或对他人的劳动十分挑剔的批评家。”[6]正是为了实现哈佛人才培养目标上的转变，艾略特通过选课制把科学教育引入哈佛大学。

艾略特任哈佛大学校长长达40年之久，其继任者劳威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也坚持大学具有教学和科研两个职能，并且认为两者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针对艾略特过分重视科研的倾向，劳威尔指出：“一所伟大的大学的作用绝不会由于教学而受损。大学具有两个职能，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不能说一个比另一个更重要。一个是储存和传递已获得的知识，另一个是增加知识……应不存在任何困难去把保存旧的和好的真理与全力寻求新的真理结合起来。”[7]

与前任有所不同，劳威尔更加重视本科生教育，他认为本科生教育是基础。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劳威尔与艾略特的观点也大相径庭。劳威尔倾向自由主义教育，主张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自由教育的精髓在于使学生具有正确的态度，熟知思考的方法，具有应用信息的能力，而不是记住一些事实，不管这些事实多么有价值……在当今复杂的世界中，自由教育的最佳目标是，培养知之甚广而在某一方面又知之甚深的人。”[8]劳威尔进一步指出：“学院应该培养智力上全面发展的人，有广泛同情心和判断能力的人，而非瘸腿的专家。”[9]

1933年，科南特（James Bryant Conant）出任哈佛大学校长。在高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个问题上，科南特与劳威尔有着相似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专业化的时代，学生成功与否往往取决于他对某个专门职业的选择，无论是化学家、医生、工程师，还是某个手工或技术性行业的专家……专业化是推动我们变换社会结构的方式”，“我们无法拒绝专业化”，但又不能一味地强调专业化，因为一个完全由专家统治的社会并不是一个有条不紊的社会。因此，本科生教育应该把“个人培养成既是某一特殊职业艺术的专家，又是自由人、公民的普通艺术的专家”。[10]据此，我们可以判断，科南特的观点是高校应该培养情感和智力全面发展的人，培养负责任的人和公民，培养集自由的人与专家于一身的人。

1953年，普西（Nathan M. Pusey）接替科南特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在人才培养目标上，他与劳威尔和科南特要求哈佛大学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观点一脉相承，提出哈佛大学要培养有教养的人（educated men and women of character）。他说：“哈佛最希望为国家和世界培养的是有教养的人。哈佛的希望是一如既往地培养一代又一代有思想的人，使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信仰和行动继续更新和加强世界生活的优良品质；培养有知识和信念的人，他们乐于向他人学习，诚实地评价自己的文化，认识到文化的优点和缺点，并且能够独立地、公正地看待这些优缺点；他们不是抱怨，不理智地批评，或者傲慢、冷漠地改变方向，而是坚定不移地从自己做起，投入工作中，去改良文化，将文化的精华而不是糟粕展现给别人。”[11]

此后的二三十年里，哈佛大学一直遵循着“致力于培养有教养的人”的人才培养目标。正如20世纪70年代担任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的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所言：“在每一个典礼上，哈佛大学校长都要欢迎新毕业生加入有教养的人的行列中去。”[12]罗索夫斯基当时受命研究制定哈佛大学本科生教育的培养目标和课程。他指出：“虽然并非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是有教养的人，也不是所有有教养的人都必须是大学毕业生，但是学士学位应表明一个学生较为满意地完成了若干必修的大学本科课程，在学业上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他说：“我们并不期望他们成为艺术、科学或专业方面的饱学之士，如果一个学士学位就等于他们在知识上已到达了顶点，那么我们就失败了。欢迎毕业生们加入有教养的人们的行列中来，只是意味着我们相信他们的智力水平已达到一定的合理标准。”②罗索夫斯基为哈佛要培养的有教养的人制定了五条标准：其一，一个有教养的人必须能够清晰而明白地书写；其二，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对认识和理解的宇宙、社会和我们自身的方法具有一种判断鉴别的能力；其三，一个有教养的人对其他文化不应该是一个狭隘无知的人；其四，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能在某种程度上懂得并思考过伦理和道德问题，在进行道德选择时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其五，一个有教养的人应在某些知识领域里拥有较高的成就。[13]

从哈佛大学人才培养目标的历史演变可以看出，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上深受英国大学学院式教育的影响，坚持大学的自由教育传统，以培养“绅士”和“通才”为目标，并不承担培养某一特定职业人才的任务。正如英国著名神学家、教育家纽曼（John Henry Newman）所说的那样：“大学教育的艺术是一种社会生活的艺术，大学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生适应这个世界。它既不把学生限定于特定的专业，也不创造或培养天才。”大学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并不注重专业知识，而是要使培养的人才智力发达，情趣高雅，直率、公正、客观，举止高贵、注重礼节。那时候科学技术落后，社会分工较粗，对人才的专业性要求不高。人们坚信，“一个学会思考、推理、比较、辨别和分析，情趣高雅，判断力强，视野开阔的人，不一定马上就成为一名律师、抗辩人、雄辩家、政治家、物理学家、地主、商人、战士、工程师、化学家、神学家或文物收藏家，但由于智力得到了发展，他可以发挥自己的多种才能，从容、优雅、成功地从事上述任何一种科学或行业，可以从事他感兴趣的任何其他科学或行业”。[14]到了19世纪后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深化，美国社会分工越来越专业化，“绅士”和“通才”已经难以适应社会的要求，高校培养的人才还必须掌握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这个时期正是美国高校的初创时期。美国高校的自由教育传统开始萎缩，专业设置日趋多样化，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开始重视培养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实用”人才。哈佛大学顺应社会需求，以选课制为突破口掀起了人才培养目标的变革，受到了社会的肯定。进入20世纪后，社会对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迅速反馈到高校，高校积极开设各种应用性课程。此外，院系制的发展使院系成为负责教学工作的组织，相应缩小了人才培养的口径，这样，专业教育便逐渐确立了在大学教育内容上的主导地位，甚至出现了过度专业化的倾向。专业教育的迅猛发展引起很多教育家的不安，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不断有人谴责专业教育和专业化。就像弗莱克斯纳所说的那样，责备专业化成了当时的时尚。20世纪20年代至20世纪30年代，美国高校中掀起第一次通识教育运动，其主要标志之一就是哈佛大学实行集中与分配制，试图克服过分专业化的弊端，重建自由教育、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可以说，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或者说有教养的人，也就是设法把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结合起来，把通才与专才结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