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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近现代史教育创新实践探索

时间:2022-03-1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课外影视作品赏析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实践教学方式。开展社会实践类“党史国史教育”活动是提高学生素质的有效途径,经过对多年来开展实践活动效果的研究笔者认为,开展社会实践类“党史国史教育”活动,关键是要建立稳定的实习资源,在具体的工作中需要解决如下两方面的问题。

1.开展社会实践类“党史国史教育”活动的原因分析

“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是进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最晚的二级学科。如何处理好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的关系,在从整体上把握近现代史发展的规律,讲清“三个选择”的基础上,根据所在学校特点通过实践活动帮助学生学好国史、党史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笔者根据所在单位等北京市市属二类本科院校的调研认为:扩招后二类本科院校必须注意实践教学的多样性,以学生自愿参与的社会实践类“党史国史教育”,是实现以社会实践服务第一课堂教学的有效途径。

招生规模扩大之后多数学校都备感教学压力,授课规模越来越大。我国1998—2014年高考录取人数详见表5-2所示,17年间增加了近7倍,而教师的增加数量却远远赶不上学生的增长,这使得教师的教学压力越来越大,个性化教育和小班教学越来越难以实现。随着高考录取比例由34%提高到76%,一些未来工作环境相对艰苦的冷门学科和专业,比如农林专业、采矿专业等,其生源的质量有明显的下降。扩招使得二类农林本科院校的学生素质有所下降,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表5-2 全国历年参加高考人数和录取人数统计(1998年—2014年)[1]

如果一个教学班级学生在30人以下,就很容易实现师生互动、启发式教学和课堂讨论,学生会有机会主动地发表意见;如果一个教学班级学生在60人左右,就只能以课堂提问的方式实现与教师的沟通,学生较难有机会主动地发表意见;如果一个教学班级在100人以上,那么,只能是教师做报告,学生只能听讲,基本没有机会发言和互动。要实现让历史鲜活起来,让信仰坚定起来的目标,就需要探索实践教学的多样性,开发相关社会实践类“党史国史教育”活动。

2.基于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近现代史教育创新实践概述

2004年起,笔者所在的学术团体被要求筹建科普工作委员会。在调研中发现,未来的科普工作需要一批能够下基层的科普志愿者,原有的青年工作委员会成员大多工作繁忙。因此,组建一支大学生为主体的青年科普志愿者便成为当务之急。如何把来自不同团体会员单位(不同高校)、专业背景差异较大、相对松散的大学生迅速凝聚成一支有“战斗力”的志愿者团队是完成志愿者招募后面对的第一个课题。在充分调研后,笔者提出以爱国主义精神培养形成团队凝聚力的设想;事实证明这个设想不仅解决了志愿者团队整合问题,而且拓宽了科普工作领域,形成了自然科学普及(科普)和社会科学普及并举的局面(关于社会科学普及的近现代史教育模式前文已作为专门叙述)。后来笔者兼职班主任时又将此模式引入帮助大学生树立理想的工作中。在具体的工作中,笔者主要采取了如下几种实践手段。

第一,“党史国史教育”参观活动。“党史国史教育”参观就是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利用节假日和周末,到纪念馆、博物馆、档案馆、历史遗址开展以参观学习为主要形式的社会实践活动。北京为“党史国史教育”参观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历史资源。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可以削减学生的历史陌生感,增加学生的历史现场感,提升教学品位,取得预期的学习效果。针对班级可大规模组织学生(60人左右)集体前往参观地点,对于学会志愿者则可以根据学生所在学校将志愿者分成小组,发出交流路线指引志愿者自行前往,在活动地点集合,集体完成参观活动。课外参观前,组织者需要根据参观的地点设计参观方案和目标,建议学生查阅相关资料,做好参观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参观结束后,要组织学生举办座谈会交流参观心得,分享参观体会。座谈会上,组织者可以根据学生发言情况进行分析与总结。

第二,“党史国史教育”社会调查和服务基层。科普工作为学会获得许多社会资源,充分利用这些志愿者,引导大学生志愿者开展调查、采访活动,由大学生发现身边的历史,体会现实中的历史。组织大学生志愿者发现、挖掘、感受近现代史事实,可以使学生更加真实地了解历史,从而培养大学生志愿者担当社会责任的意识,成为合格的科普志愿者。进入基层街道、乡镇、社区,开展“口述史”形式的社会调查,可以全方位地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在这项调查活动中,所选的调查对象是鲜活、具体的当代人,调查的内容是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的变迁与发展。调查活动开始前,组织者一般可以与大学生志愿者共同讨论设计调查提纲,确定采访范围,并动员各种社会资源,保证社会调查工作的顺利完成。社会调查工作结束后,组织者可以指导学生完成调查报告,在机会允许的情况下参加竞赛。笔者指导大学生志愿者完成的调查报告先后获得北京市科协组织的大学生暑假调查报告比赛二等奖一项,三等奖三项。根据社会调查结论,大学生志愿者常常会对提供调查条件的近代史遗迹所在地提出一些建议。部分地区,不仅采纳了建议,而且邀请了一些学有专长的大学生志愿者参与诸如活动策划、宣传品设计、开发等具体工作,这就拓展了部分大学生志愿者实习、实践的空间。

第三,课外影视作品赏析。课外影视作品赏析,就是利用课余时间,播放经典影视作品或片段,师生共同完成该片段所涉及的“党史国史教育”内容的学习。课外影视作品赏析还包括纪录电影赏析。影视作品、纪录电影是历史场景的再现与记录。观看影视作品、纪录电影,可以使学生在“活”的“历史现场”,获得对所学内容的感性认识,而直观的视觉体验又可以弥补大学生学识、阅历的不足,提升学生的历史理解能力。课外影视作品赏析是最受学生欢迎的实践教学方式。一次成功的课外影视作品赏析教学,需要组织者精心选择课外播放内容,全面了解该影视作品的创作历史,客观、科学地阐释影视作品再现的相关历史理论问题。也就是说,对组织者而言,课外影视作品赏析,重点在“析”,而不是“赏”。“析”就是科学、严谨、恰到好处地分析。这项活动逐步发展成前文所述的街道、社区社会科学普及活动的一部分。

3.获得社会实践类“党史国史教育”活动资源的对策分析

开展社会实践类“党史国史教育”活动是提高学生素质的有效途径,经过对多年来开展实践活动效果的研究笔者认为,开展社会实践类“党史国史教育”活动,关键是要建立稳定的实习资源,在具体的工作中需要解决如下两方面的问题。

一方面,敢于创新工作思路争取社会实践类“党史国史教育”活动资源是保障实践活动效果的关键。

农林院校非农类的社会实践类“党史国史教育”活动难度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仅仅热衷于建设实习基地,势必使得可用资源相对较少。经过实践,笔者认为,创建“实践活动资源柔性流动”模式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手段。

“实践活动资源柔性流动”是借鉴前文“人才柔性流动”概念提出的一种模式。笔者认为,“实践活动资源柔性流动”的关键是“柔性流动”。因此,开展实践活动应当坚持“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以对方能够接待实践活动为目标,以实践活动效果能够达到活动设计最初目标为评判尺度。利用一切可用的资源,即使提供实践活动资源单位不愿意成为名义校外实习基地,只要愿意提供实践活动资源,也应积极合作。

另一方面,多种模式实现课外实践活动目标是保障实践活动效果的具体手段。

开展社会实践类“党史国史教育”活动,需要根据学校实际情况多渠道获得实践活动资源,具体方法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利用一切机会努力建设实践基地。

社会实践类“党史国史教育”活动要以实践单位为基础,针对愿意合作的单位,积极合作努力建设“实践基地”。要建立实践活动基地,就要努力实现“双赢”局面。开展以项目式流动为代表的“柔性流动”,所谓项目式流动,就是通过开展项目合作,使教师参与到提供实践活动资源单位的工作中来。在具体工作中,可以采取实践活动组织者参与合作单位的项目形式介入,尽量为“实践基地”所在单位服务好。要实现这一目标,仅靠教师个人努力是不够的,学校应当给予必要的支持,保证教师真正能够有精力、有时间去为合作单位解决问题,这样才能把与“实践基地”的合作落到实处。一年来,笔者通过义务为京郊部分乡镇开展村干部创业培训等手段,获得了顺义区龙湾屯镇焦庄户村“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密云县北庄镇大岭村“承兴密联合县抗日政府遗址”等达成挂牌意向的课外实习基地。

其次,用联络情感的方式去获得“准实践基地”。

许多与学校没有渊源的单位,不愿意为二本院校提供实习、实践资源,究其原因不外乎,认为大众教育阶段二本院校学生实际能力下降快,同时二本院校知名度不高,不可能因为建立社会实践基地给自身带来更多社会效益,因此不愿意合作。这种现象在农林院校寻求非农林领域实习、实践活动合作单位显得尤其明显,因为这类合作资源往往是由任课教师或者校内其他教师的学术和社会资源获得的。笔者曾经因为联系实习的原因,联系过笔者所在学术领域内结识的单位以及读书期间母校校友工作单位;这部分非农单位往往具备规模大、经常联系的相关部门与农业领域毫无关联等特点,即便经过多次斡旋,他们往往也只愿意以接受实习来解决朋友的私人请求。因此,笔者认为只要可以保障实习效果,完全可以用私人情感去获得保证实习效果的不挂牌的“准实践基地”。

最后,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开展社会实践类“党史国史教育”活动。

随着部分博物馆免费开放,使得学校可以通过出资购买门票或联系集体免费参观获得社会实践类“党史国史教育”活动资源。笔者充分利用这些资源,通过带领大学生志愿者进入国家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李大钊故居等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等展览,充分开阔学生视野。

4.在博物馆参观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的教育创新实践探索

在博物馆参观中帮助学生树立正确历史观是社会实践类“党史国史教育”活动与一般博物馆参观的本质区别,要实现这一目标教师的分组小规模讲解很重要。

一般来说,每一次听讲学生不能过多,以学生能够听得清楚为目标。笔者就曾在一天中多次往返“复兴之路”展览为学生做讲解,要保证实践活动效果就要做好分组分流工作。对于一些面积较小的博物馆(如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等),则可以采取学生分批不同时间到达形式分流。对于较大的博物馆在分组后,一定要保证其他学生在没有排到自己听讲解时有事可做;在参观国家博物馆时就可以采取一部分学生由学生干部带领自由参观其他展览,在约定的时间到达复兴之路展览开始处与前一批参观听讲解的学生进行活动置换。

在具体的博物馆讲解中,教师要善于用正确的历史观开发讲解内容,这样就可以把一些看上去与历史不相关的博物馆纳入实践活动之中。下面以在电影博物馆参观中,讲解分析日本文化侵略工具——“满映”的侵略实质和回归中国人民手中的过程为例阐述此观点。

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接收日本在东北建立的“满洲映画社”(以下简称“满映”)后组建的。电影博物馆对此只有一句介绍,学生往往会问:“满映”是什么?有哪些故事?这里就需要有选择地用一些历史事实去揭露日本的文化侵略。

首先,从日本在东北包括“满映”在内的电影发展史看其侵略本质。

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满铁”)是一个以企业面貌亮相的情报机构,1923年设立映画班,主要拍摄日本关东军的纪录片,正如有关学者指出的:“也可以说‘满铁’的电影活动,从一开始就和日本关东军的军事侵略紧密结合在一起,成为关东军的一个喉舌”[2]。1937年8月2日伪满决定成立“满映”。“满映”第一任理事长是前清肃亲王的儿子金璧东,第二任理事长是日本人甘粕正彦;关于金璧东任理事长之事,《满映——国策电影面面观》这样分析:“日本人安排金璧东担任理事长只不过是块招牌,而‘满映’真正权力掌握在原‘满铁’庶务课长、专务理事林显藏手里。”“早在‘满映’成立之前,‘满铁’就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利用电影进行政治宣传和对东北沦陷区人民的奴化教育,已经干了十多年。比起金璧东,林显藏无疑是电影内行。”[3]

据1938年12月15日发行的《满洲映画协会案内》记述:“满洲映画协会,是满洲国的国策会社,根据日满一德一心的正义,本着东亚和平理想的真精神,在平常无事的时候,对于满洲国的精神建国,有重大的责任,对于日本与中国等国家,应当将满洲国的实际情形,充分介绍,使他们十分的认识,而且对于其他满洲国内一般文化进行宣传,到了一旦有事的时候,他的责任更大了,就是与日本打成一气,借着映画这种东西,实行对内对外的思想战!宣传战!”[4]

“……再将上项所说的意思重复一下,就是:一、对国民方面呢?满洲国建国精神的普及、彻底,和拿着建国精神为骨干的国民精神、国民思想的建设。二、对国外呢?介绍满洲国的实在国情。三、根据日满一体的国策,介绍、输入日本的文化。四、对学术技艺等向上的贡献。五、一旦有事的时候,借着映画,用整个的力量,实行时内对外的思想战!宣传战!以协力于国策的贡献。

……本着映画来贯彻以上所说的各项目的,就是协会的使命,协会的生命。”[5]

1939年,“满映”新厂房落成(即现在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址)。于1939 年11月1日出任“满映”第二任理事长的甘粕正彦是在“满映”生产文化侵略产品时的负责人。

教师可以在博物馆讲解时引用上述史料,学生就比较容易看出“满映”从始至终都是由日本人所掌控,其目的也绝非拍电影,而是为其侵略服务。

其次,可以从李香兰个人经历剖析揭示“满映”从事文化侵略的隐蔽性。李香兰,祖籍日本佐贺县,本名山口淑子,1920年2月12日出生于奉天省北烟台(现辽宁省灯塔市)。1938年,在“满映”的重新包装下她以中国人身份出现,在日本奉天广播电台新节目《满洲新歌曲》中演唱了《夜来香》《渔家女》《昭君怨》《孟姜女》等中国歌曲,其中《夜来香》使其一举成名。而后,迅速成为歌坛和影坛明星,演出多部粉饰侵略的电影。1944年,李香兰辞职离开“满映”,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日本投降,李香兰被中华民国政府以汉奸罪罪名逮捕。后来,因证明其为日本人而非中国人的身份,被无罪释放,遣返回日。返回日本后,积极支持和参与中日友好事业,病逝后获得中国外交发言人好评。把一个会说汉语的日本人包装成中国人,再去出演粉饰日本侵略战争的电影,由此足见其从事文化侵略的隐蔽性。

最后,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电影工作者联盟”顺利接收“满映”的原因,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种力量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满映”发展过程中,国民党特工姜学潜进入“满映”,并逐步成为娱民映画处长。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最终战胜姜学潜领导的愿意归附中国国民党的势力,关键在于“满映”的日本共产党大冢有章的支持下团结了大批日本技术人员。由此,可以进一步引申出日本的反战力量在战争中的作用,分析正义战争是得道多助的。近百名日本工作人员从战争结束后直到1953年回国前约8年的时间内,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做出了贡献。在带领学生参观后,可以指导学生收集资料编制日方人员参与电影制作表等活动,认识到自抗日战争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东北各领域建设的日本人与中国人民的感情是他们回到日本后组建各种团体,为中日友好服务的动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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