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教的教育观

爱默生出生于牧师世家，清教思想对他的影响可以说是与生俱来。日后爱默生在文学和思想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幼年开始接受的清教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即使在文艺复兴处于最高潮的年代里，各国的人文主义学者毫无例外地都小心行事，避免触动教会权威的根本。而几乎与此同时，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运动却从教会内部突破开来，并对此后的西欧各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路德和加尔文为首的新教各派都异乎寻常地高度重视教育，视之为新教与旧天主教决战的利器，因为教育的普及（尤其是《圣经》的广泛阅读和传播），不仅能扩大本门教义的影响，而且可以争取到更多的信徒，从而在斗争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路德坚信人与上帝可以直接沟通，并不需要罗马教会这样一个中介机构，他声称“信教者人人皆教士”，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然后通过阅读《圣经》直接获得上帝旨意的权利。正是基于这一信念，在1524年“致市长的书信中”，路德恳求世俗当局设立学校；到了公元1530年，远远地超越他的时代，他建议初级教育应该强制执行，并应当由公家负担费用。他的“全民扫盲国”的方案旨在使得国内每个儿童平等地享有受教育的机会，不分贫穷男女都应当入校学习，父母更应当为子女的教育负责。他同时向各国诸侯建言，开展学校教育不仅有利于教会，也有利于国家。他谴责现有的文法学校只教学生“够恶毒的拉丁文，使之能成为僧侣并能念弥撒，而终其一生仍是个可怜的无知者，既不适合于呵呵笑，也不适合于下蛋。”^[49]同时，路德也注重中等与高等教育。他认为，除神甫外，也应该从学校中培养国家官吏和学校教师。他并要求对德国旧有教会所办的中学和大学进行彻底改革，以适应中、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要求——虽然这一主张要到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的时代才得以实现，但事实上这一主张对后来十八世纪德国的中、高等教育，以及深受德国教育模式影响的美国教育体制，甚至整个资本主义教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和路德一样，出生于德国、却在瑞士发动宗教改革的加尔文也将教育的重要性置于首位。他也是免费教育体制的倡导者之一。在关于人性的认识问题上，他比路德走得更远。加尔文深信，人的本性是邪恶的（因为他背负着“原罪”），因此需要严加管束，尤其是针对儿童，因为儿童更易于受到诱惑而导致灵魂的堕落。由此加尔文强调必须重视伦理道德教育和公共教育，他的理想是把教会、国家和家庭组成一个教育和训练机构，用以教育所有公民，而它唯一的目的，则是为了最终实现上帝的意志，即正义。虽然这样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成功地在日内瓦建立起来，但由于它过分僵化刻板而使社会失去了活力，所以不久便宣告解体。而加尔文在教育方面的重大贡献，即主张宗教思想与人文主义结合，使科学知识占有较大比重以及他创办“专门学校”的实践，却作为巨大的文化遗产传承下来，其后成为法国中等学校的雏形，并影响了英、美等国的中等学校发展。

主要信奉加尔文教义的英国（国教）新教徒，在教育方面自然也继承了加尔文的衣钵。英国国教中的自由派，即清教徒，其后更将加尔文的教育思想带至美洲殖民地，从而对美国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意义。

来到美洲大陆的清教徒们和日内瓦的改革者一样，把改造和建设新社会的理想寄托在教育上面，1636年清教徒创办了北美殖民地时期九所大学中最早的一所——哈佛学院，它为学生提供了被美国发展了的欧洲学术理想，为那些渴望从事医学、法律和神学这三种传统职业的人提供了基本的准备条件。清教徒们相信，学校和社会的理想教育应是传授同一套价值观念，但随着资本主义在北美的兴起和发展，这种理想慢慢衰退了，越来越多的清教徒将他们的孩子送进了私立学校，那里开设名目繁多的从经商到造船应有尽有的各种实用性技巧——照富兰克林的看法，这种新型教育理念培养出的人才显然更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

富兰克林靠自学成材获得成功，他的生活理念，在历史学家帕灵顿看来，“不在乎抽象推理，而关心社会改善。”^[50]在文学方面的才能可能被高估，但他在美国人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垂范作用，却是无论如何评价都不算太高。从他的个人经历中，他提取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实用主义哲学。“在他的实用主义哲学中，理性和工作是进步的忠实奴仆。”^[51]而这两者都与教育密切关联。富兰克林在《关于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一文中，提倡用英语教学，将现代外国语引进中等教育，其重要性等同于希腊、拉丁等古典语言；同时，他也十分重视历史数学和自然哲学的学习。^[52]

由此，富兰克林提出建立一种新型的学校——文实学校——来教授有用的课程，以取代古典拉丁文法学校。而这一主张也很快引起了殖民地的重视，并立刻开始实施，于是很快，这类学校便成了殖民地最普遍的教育机构，而在英国及欧洲大陆长期占据主导地位的拉丁文法学校时代也从此宣告结束。^[53]

应当说，文实学校的创建在美国近代教育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是美国中等教育从拉丁文法学校转变为现代中学极其重要的第一步。它既继承了拉丁文法学校重视理论课程的传统，也突出了实科课程的地位，成为拉丁文法学校与公立学校之间的桥梁。^[54]

富兰克林作为第一个在欧洲大陆备受赞誉的美国人，他的勤奋自励、乐观开朗的精神，以及崇尚民主，热爱国家等品德，都在半个世纪后的爱默生身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事实上，在爱默生那里，如同在富兰克林那里一样，清教的伦理道德可说是他们终生矢志不渝的价值目标。

应该指出的是，富兰克林“文实学校”的创办，其实是洛克（John Locke）教育思想的美国式体现，正如其“三权分立”学说在美利坚找到了最合适的土壤一样。和前人一样，洛克相信教育是一个政治实体中改进个人和改造社会的钥匙。他的“白板说”几乎将教育的功能夸大到极致。他在《教育漫话》(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1693)中，论及教育的目的与作用，声称“我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无用，十分之九都是他们教育所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55]他进而言之，甚至国家的幸福与繁荣也靠儿童具有良好的教育。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作用，尤其是教育在形成人的过程中的作用，这是作为经验主义哲学家的洛克对教育的重大贡献。

教育的目的，洛克说，首先在于培养绅士，即那些有德行、有用、能干的人，或者说是具备了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的人——除了贵族，社会上显然很难找出这种人才。关于学习的原则，洛克总结应当是由简单到复杂，由具体到抽象，尽可能利用小孩的感官，不受教条的束缚。他主张激发学生学习热情，坚决反对使用恐吓手段。至于用低分或体罚来吓唬学生的做法，则更不合乎洛克“开明教育”的思想。

要进行这样的“绅士教育”，洛克坚持认为，最理想的就是家庭教育——只有这样一对一的教育方法，才能真正发挥个人的潜质。在这一点上，爱默生的观点与洛克惊人的一致。与爱默生同时代的美国著名教育家贺拉斯·曼倡导建立“共同学校”(Common School)，他的关于“教育科学”的说法使爱默生很反感。曼的理想是使学校成为一个人人齐步走的统一系统，谁也不得擅自主张，特立独行，而这一点，与爱默生个人主义价值又显然格格不入。使他感到难过的是，他看到大人们“把自己的意见，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强加在孩子身上，”他反问道，“难道我们就不能让人们按照自己的方式过日子，按自己的方式享受生活呢？你在努力地把他们变成另一个你，而一个你就足够了。”^[56]——在这个问题上，也许正如爱默生的朋友梭罗所说，美国不需要共同的学校(common school)，倒是需要“不共同的学校”(uncommon school)。^[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