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民族化

二、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民族化

1.高等教育民族化的概念

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实质是各国立足本国教育实践，在国际间的交往中达到高度一体化，是高度一体化与多元化的统一。因此可以说高等教育国际化包括两个相反的向度：“高等教育世界化”与“高等教育国家化”。一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价值取向具有趋同性，各国高等教育在国际化的交往实践中，应有一种自觉的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价值权威作为追求和目标；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表面性是散裂性的本土化、区域化、民族化、国家化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1]这一实质的本身就表明了矛盾的客观存在，提出了当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难题和困境。

与国际化对应的概念是民族化，所谓高等教育的民族化，主旨是强调保持、保护并发扬本民族的高等教育优良传统，即保持、保护并发扬本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形成并延续下来的、构成现实高等教育成分的优秀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教育制度。它是一国、一个民族所特有的，构成该国、该民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现实条件及发展前提。^[2]而高等教育的民族性则是高等教育发展中呈现出来的一种民族特征。简而言之，高等教育的民族性是一国高等教育区别于他国高等教育的特性，主要包括两个层面的涵义：①一国的高等教育建立在本国国情与高等教育传统的基础之上，而非移植他国模式；②一国的高等教育在保存、传播、更新、创造民族文化中充分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3]

2.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化的辩证关系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要求各国高等教育为实现高等教育的大发展，要拥有开阔的胸襟，开放自己的教育市场，吸纳他国高等教育的优势。而高等教育的民族化则是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向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中，保持本国文化的独特性、民族性，固守本国高等教育的民族精神，其本质是保守的。在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民族化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如何把握两者之间的张力，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高等教育的现代化既是目标，也是分析和解决高等教育问题的理论与方法论框架。对高等教育现代化而言，高等教育国际化可能更为重要，它指示着高等教育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规范着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内容；而高等教育民族化则是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表现形式。在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化两大力量中，国际化是更为活跃和能动的因素，民族化则是相对稳定和被动的部分。国际化总是通过冲破民族化为高等教育现代化开辟道路。事实是，越是对外来文化开放，越是国际化，高等教育现代化进程就越顺利；反之，越是对外来文化排斥，越是自我封闭，越是强调本民族文化教育传统的优越性，其高等教育现代化就越受阻碍。国际化所解决的是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与质量问题，民族化所解决的则是在现代化水平之上的特色与个性问题。

对后发展国家来说，提高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水平和程度更为迫切、更为重要。后发展国家如果人为地、过分地强调高等教育的民族化或特色化，或者有意无意地以特色化来拒绝和抵制国际化，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其高等教育现代化发展的起点与水平，同时这样的民族化至多也不过是在低水平上徘徊，处于世界高等教育现代化体系的外围。现代化体系中的高等教育民族化，只有建立在高等教育现代化高度发展的基础之上才有意义，才能成为真正的民族化。过去所谓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观点，只有放在发达的现代化背景之下才能成立，也才有意义，否则它就没有资格吸引世界的注意力，没有能力影响世界，将仍然是地方的、狭隘的，最终走向沉默和消亡。^[4]因此说，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民族化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在高等教育发展的不同水平和不同阶段上，国际化与民族化的性质、任务和目标应该各有侧重。一般而言，在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低的阶段上，首要任务是国际化；而发展水平高的阶段，民族化应该成为相对重要的目标。这与国际化、民族化在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实际状况存在矛盾，即越是发展水平低的国家其对民族性的捍卫呼声越高，而发展水平高的国家其民族化趋势相对减弱。因此，高等教育的国际化与民族化之间表现出来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

3.历史回顾

各国高等教育的现代化进程都或多或少地表现出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化的矛盾特征。但发达国家与后发展国家在此问题上的矛盾程度有很大差别。首先，国际高等教育成功的模式都是经历民族化—国际化—民族化的发展历程，立足本国实际，吸收国际经验最终形成成功的民族性的高等教育模式。无论是倡导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德国柏林大学，还是提出“威斯康辛思想”的美国高等教育，当初都是充分“本土化”的，都是立足于德意志民族的振兴或美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标新立异”。依据巴黎大学模式建立起来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融入了英国文化的特色。它们独树一帜的导师制和学院制，被后人誉为“大学德育的典范”，在国际高等教育界产生了久远影响。18世纪末流行欧洲的还是中世纪延续而来的经典大学模式。德国的威廉·冯·洪堡在1809年创办的柏林大学，形成了具有德国特色的学术价值和办学理念：强调研究与教学结合，从而提供了一种新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大学模式。在19世纪，德国大学“是世界上最富有生命力的新型教育机构之一”，它后来辐射美国、日本，并通过日本进一步影响了亚洲的高等教育，成为国际上颇具影响，至今仍具生命力的大学模式。然而，在它作为不同于牛津、剑桥的新生事物崛起时，它又是地地道道的“德国人的大学”。它通身洋溢着德意志民族的文化气息，科学和民族主义，是德国新型大学的两大支柱，也是它鲜明的民族特色所在。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走过了仿效英国、追随德国，到结合国情创造新模式的道路。美国最初的高等教育机构是完全按照当时国际通行的英国牛津和剑桥的学院模式建立的。1876年丹尼尔·C·吉尔曼出任新成立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他力主师法德国大学模式，同时又有所变异和创新。这一与国际接轨而又富有自己特色的“霍普金斯观念”，将“社会服务”列为现代大学三大职能之一，实现美国大学的“威斯康辛思想”。由此可见，被我们视为国际典范的大学，它们因为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因而成为成功的典范而居国际前列。^[5]

其次，对后发展国家的高等教育来说，他们正经历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发展历程，呈现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也有明显的差异性。一方面，加快高等教育进程，与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接轨，要求他们首先要大力推进国际化。但同时刚完成民族独立不久的国家，处于本能的维护民族尊严和权利的考虑，必然要突出民族性问题。像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曾经有过自己的教育模式，但在西方大学文化的冲击下相形见绌，逐步被后者所取代，而这种影响或取代是建立在被殖民与侵略的基础之上，对一般亚洲国家来说，是一种被动的移植。因此在民族解放运动之后，纷纷采取措施消除对西方殖民的影响，民族化的号角越吹越响。所以，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国际化是一个两难问题。发展中国家在与国际通行的高等教育制度接轨时，对本国高等教育进行改革，很容易使他们的高等教育沦为西方的附庸。因此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就成了高等教育向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当务之急。

4.应对措施

在全球文化的交往中，我们得出的文化逻辑同样适用于高等教育对国际化与民族化的关系处理之中，即立足本土，超越民族的狭隘性，在国际化与民族化共存的环境中，创造领先的教育模式。“借鉴”是重要的国际化途径，但借鉴不是“照搬”。推行高等教育国际化，目的是借鉴他国成功的教育经验。因此这种借鉴、师法，必须首先考虑民族特点和国情，强调一个“适切性”问题，同时对外来文化中消极、腐败的东西有所甄别、批判。国外的高等教育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民族差异性的缘故，一方面表现为不可取性、非适切性，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可比性。例如，美国高等教育的成功经验为许多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所羡慕和仿效，但美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并不一定适合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我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与其相距甚远，所以只能有选择地借鉴而不能大规模地仿效。美国高等教育学者马丁·特罗（Martin Trow）就曾经提醒说：“我们有必要充分知道美国高等教育系统里有着特定历史的、结构性的特征。如果无视这种差异，就可能会犯把美国的特殊制度原封不动地移植到其他国家的系统这样的重大错误。美国的经验值得学习，但是很有限。同时，存在着从美国经验中不适当结论中学到错误经验的危险性。”^[6]同时，各国高等教育的差异性造成在国际化交往中形成的不可比性，即有些因素是不能借鉴，更不能盲目照搬的。张旭东在《中国大学的精神使命——在美国看北大改革》一文中对此问题的阐述颇为透彻。问题的提出是基于北京大学在改革中关于中国大学的自我定位而引起的争论和思考，北京大学的改革方案是以争当“一流大学”作为目标。谈到“创一流”当然不是指要跟国内兄弟院校一争短长，北大谈的是“世界一流”，参照系自然主要来自外部，既然以外在于中国高等教育传统的参照系为前提，就应该公开地、明确地对这所学校根本性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认同作出新的说明。但如果北大把“一流”抽象地定位在同国际接轨，同美国研究型大学全面竞争的标准上，就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这种悬殊的差距造成事实中的不可比性，否则就可能像网上有人所说的“自取其辱”的意思了。仅就办学经费这一项看，北大曾在过去三年里得到国家18亿人民币的财政支持，但纽约大学（NYU）年度预算就超过1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20亿元。他还说道：《纽约时报》曾报道哈佛大学的基金规模超过古巴国民生产总值。哈佛富可敌国，但若问普林斯顿的人，他们会不屑地说，大学财力不能看总额，要看人均。据报道，普林斯顿大学的校基金按在校学生人数平摊，超过50万美元。这难道是可以攀比的吗？同样，自晚清以来的各个时代，在中国大学里汇集和生长的经验和思考，以及背负的国家命运，又是哪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能够比得了的？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立校之本也并不是什么神秘的理念，而是同中国大学一样，来自大学自主性和国家命运之间的深刻联系。一所大学的精神气质、自我理解和学术传统的形成需要几代人的努力。^[7]

在与“国际接轨”中轻言放弃和任何忽视的想法都应遭到唾弃。在中国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即任何现象都放在别人的框架中获得解释，处处都与“国际接轨”，面对这样的事实，高等教育首先应进行正确的价值引导，提高全民族的文化自觉性。其次，要防止民族化情节被片面夸大，以致造成国际化变成邯郸学步，步履维艰。国际化不只是借鉴他国模式，学习他国经验，以赶上国外学术潮流为最终目的，要立于世界高等教育的不败之林，就要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有所超越，有所创新。现任香港教育学院院长的加拿大学者鲁斯·海霍在20世纪90年代初向OECD国家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你们是希望看到一个和当前国际现状相吻合因此被促进这种吻合的教育价值和模式所渗透的中国？还是准备冒一下风险，宁愿看到一个会给世界大家庭带来某些新鲜独特的东西，对世界政治起改造作用的中国？”^[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