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转型（—）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国家的方向越来越明朗，从要不要改革变为要怎样改革，从要不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变为要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促进思想界产生分化，主题由“主义”变为“问题”，知识由权威转向世俗。因而，知识权力结构也发生变化，主要表现为私学的恢复和知识内部权力中心的变迁。此时，高等教育经历了高校合并和扩招浪潮，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赋予了学位制度改革全球化的色彩。

（一）思想的分化

20世纪90年代之后，市场经济与现代社会的主题挤压了20世纪80年代“主体性哲学”之类的玄远主义，孕育出另一个相对完整的问题领域。市场经济体制首先面临市场与政府的磨合问题，这个问题向前走一步就成了市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问题。同时，市场经济使得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卷入经济、政治、文化的全球体系之中。市场经济与社会变革既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的改变，“现代性问题”已不再是经济建设问题，而是处在社会平等、国家安全与文化复兴的多重焦点之中。这种形势使知识界产生分化：一派坚持原来的基本价值，通过批判性反思作一些调整，并探讨如何把基本价值理念落实为制度安排，以便使原有的价值深化，形成自由主义。另一派大体上是批判和否定原有的基本价值，要与西方社会的左派思潮接轨，被称为新左派。

两派的论战集中在社会公平、全球化、现代化等问题上。20世纪90年代，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越来越严重。自由主义认为问题根源主要是内因，解决问题应该进一步改革，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配套，市场必须规范，权力制衡机制应该建立。新左派认为主要是外因，来源于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来源于市场经济，要重新评价和肯定被当成左倾路线而批判的东西。对于全球化，自由主义者的基本立场是：中国应以积极的态度来迎接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因为这是历史的必然。而新左派反对全球化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认为这样就是把中国纳入不公正的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关于现代化本身，一派认为，应当清醒地认识到西方理论产生的环境与中国有很大的不同，警惕西方理论在中国发生错位。另一派继承西方自近代以来一直有对于现代化的批判，认为中国不存在现代化受阻和受挫的问题，而是面临重新变成殖民地的危险。

这场世纪末的论战还夹杂了民族主义的争论。20世纪90年代的民族主义主要分为三派：一派是国家民族主义，强调民族主义对于中国意识形态转型的必要性。为了有效确立国家政权合法性，政府应当在权威主义的革命意识形态中增加实用的世俗主义和没有假想外敌的民族主义。（萧功秦，1994）为避免意识形态资源的缺乏带来的空洞化干扰，有必要重新纳入儒家思想的文化资源。它实质是20世纪80年代新权威主义理论的延续。（萧功秦，1994：24）一派是自由民族主义，强调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的一致性及民主主义的前提，要求民族利益通过自由公民意志的契约整合程序体现出来，而不能以牺牲个人利益为代价。（秦晖，1996：47）还有一派是大众民族主义，强调当前中国民族主义的民众基础及其作为体制外现成的公民领域和民主政治空间的价值。它有“新反帝”和“大众公民”两种不同取向。前者通过“中国人”的概念促进民族自我意识的觉悟，追求正义民主的社会。（石中，1996：42）后者认为，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变形成了与政治空间相对的社会空间，普通民众可以独立地使用民族主义塑造自己的市民社会，发展出平等、民主、个体主义和社会的新观念。

从不同原点出发的争论使得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新左派的边界不够清晰。它们对意识形态和知识权力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是民族文化进入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构成“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的主题；另一方面是社会空间消解了官学知识权威，为学位制度改革提供了多元化的可能。

（二）知识权力结构的改变

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促进了知识权力结构的改变，主要表现为高校等级制的强化和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的两种文化之争。

1．高校等级制的强化

民国时期以来，高校有国立、省立等级之分。不同等级的高校享有不同的权力，如民国初年，仅有北京大学1所国立大学，彼时国立大学拥有授予学位的权力，地方高校的学位授予权必须由中央政府审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成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学术中心。到了20世纪80年代，高校等级制进一步确立。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要求办好一批高水平的大学和重点学科点，于“七五”期间计划建设7所重点大学。1987—1988年，又评选出416个国家重点学科。

20世纪90年代以后，“211工程”和“985工程”的实施进一步强化了高校等级制。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了重点建设的思路，要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面的力量办好100所左右重点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力争在21世纪初，有一批高等学校和学科在教育质量、科学研究和管理方面，达到世界较高水平，这是“211工程”的由来。同年。第一期五年建设工作开始启动，资金总量为108．94亿元。迄今为止，“211工程”已完成两期建设，正在进行第三期建设。在100所大学当中，1995年的《“211工程”总体建设规划》明确首先重点建设两所高等学校：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建设目标是接近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并在国际确立较高的声誉和地位。为了平衡区域布局，目前“211工程”建设高校已有112所，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至少有1所“211工程”建设高校。

与“211工程”相比，“985工程”对高校等级制的影响要深远得多。1998年5月4日，江泽民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讲话时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是“985工程”的建设目标，第一批大学确定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并首先将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现在已发展到38所高校，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地。“985工程”对高校的资助远远超过“211工程”，“985工程”建设高校的主要领导人任免被纳入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政学进一步一体化，这也是官学体制的特殊表现方式。

如果再考虑到1984年和2000年两次研究生院的设置，一个严密的高校等级金字塔在当代中国形成了。塔尖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第二层是38所“985工程”建设高校，第三层是56所研究生院高校，第四层是112所“985工程”建设高校，第五层是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第六层是具有硕士学位授予权的高校，在金字塔底层的是本专科学校。严密的等级制也是官学体制的显著特点。高校作为行政机构的一个层级始终与意识形态权威保持紧密联系。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法》颁布，与1985年《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相比，它对高校的意识形态控制加强了。葛兰西将知识分子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高校也可作此划分。面对大学的普世价值观念与体制内价值取向的悖论，体制内的高校如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也许会成为一个困境。

2．从两种文化到第三种文化

1952的院系调整给中国的高等教育带来了过度专业化的问题，建立了许多学科单一的专科学院，工学与物理学分离成为工学院，农学和医学脱离了生物学成为农学院或医学院，经济学脱离了数学成为财经学院，法律和政治合并在一起组成政法学院。这是整体知识观的解体后，对学科次生文化的又一次分裂。由于认识论、学术组织、教育背景、历史传统、哲学倾向和工作方式诸多的不同，各学科形成了不同的学科群落文化，构成了不同的学术圈。过度专业化的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进入改革的视野，随之出现了高校合并的浪潮，这是一种1952年院系调整的逆向行为，若干独立的专科学院合并在一起，或者被合并到综合大学之中。一些高校开始恢复原来被取消的学科，试图向综合大学发展。这些合并的大学通常都是巨型大学，具有目标、功能多元化的特点。因此，学科的合并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反射出学科文化的差异。在高校内外，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之间的冲突日益明显。我们借用斯诺（Charles Percy Snow）的“两种文化”和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的“第三种文化”的概念来描述这一现象。

斯诺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他将英国知识分子分为人文和科学两种，对两种人都提出了批评：人文知识劳动者掌握了英国的政治与社会决策权，他们对科学却一窍不通。另外，他也批评科学知识劳动者缺少人文修养，以致往往轻视人文学科。他认为这“两种文化”是难以融合的。

科学的成长就是要求将推理的、逻辑的、抽象的思维活动与其他精神活动分开，科学不仅与宗教分离，也从古希腊以来的哲学中分离出来。科学革命虽早始于17世纪，但科学全面主宰人类的生活是20世纪的事情。科学与人文在西方社会的地位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科学文化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角落，与之相伴的则是人文的边缘化。继“两种文化”的讨论之后，布洛克曼在1995年又提出“第三种文化”（The Third Culture）的说法。所谓“第三种文化”不是科学与人文的新综合，而是科学知识的通俗化和普及化。科学家们认为，西方世界的人文知识劳动者掌握着公众话语权，但又对科学文化比较傲慢，期望他们理解科学、向公众传播科学文化根本不可能。于是，一批有名的科学家直接向人文知识分子争夺公众话语权，形成了布罗克曼所说的“第三种文化”。他们既是科学文化中的精英，又能像人文学者那样能言善辩。“第三种文化”被认为是科学对人文的入侵，其实也是科学的人文化，是在人文学习科学之后科学对人文的一种回归。

学科文化的差异不仅在科学与人文的领域，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及各学科分支都存在这种差异，它源于知识的专业化。学科作为某类知识的集合已成为知识活动和知识劳动者聚居的场域，围绕学科形成的机构、媒介、知识劳动者构成不同的群落。这种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开始变得显著，首先要归因于市场经济体制对知识的二次解放，不同认识论的学科应现实需求得以进一步细化，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管理学的产生。其次是知识劳动者群体的不断扩大为学科群落提供了基础。高校合并的浪潮也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合并后不同学科之间的文化冲突明显增加。

与英国相比，学科文化的差异在中国的情形截然不同。由于处在社会的转型期，各学科与社会的关系也在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复杂的转向。大部分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不能再依附于意识形态，有的转向市场经济，有的转向市民社会。自然科学也如此。学科的属性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科转向。基础学科普遍不能很快地实现多元的生存模式，通常只能依附于所在的高校或科研机构，而在其他领域很难获得支持。应用学科则可以获得较多的社会资源，也能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内部获得更多的话语权。因此，在当前中国语境下的学科文化冲突主要表现为资源分配的冲突，而无关乎学科范式的差异。

这一功利主义现象说明学科的知识主体并非是决定学科群落价值和行为的唯一因素。托尼·比彻（Tony Becher）和保罗·特罗勒尔（Paul R．Trow ler）在反驳克拉克对他们专著的内在决定论的评论时，也认为外在的影响因素在增长，学科知识的控制力量正在下降。他们从“两种文化”出发，看到了广阔的学科丛林，以及丛林间的联系，包括知识领域和社会的关联性。（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2008，187-189）

但是，知识内部的分类并不意味着彼此间的分裂。知识界在进行探索活动时，截然相反的两种趋势在同时进行，一方面既有学科的日益分化，另一方面又有越来越多的综合性研究。无论知识是否是统一的，只要它们具有不可割断的联系，我们就不必担心知识的分类会毁灭自身。对中国的高等教育和学位制度而言，知识的分类是一个认识论和社会学的问题。在认识论上，体现出对现有知识的内涵把握。在社会学上，体现出知识的分类和学科文化的冲突是否会对高校、高等教育及国家的总体战略构成影响或者威胁。比如学科目录是否能包含国家要发展的某些知识领域，是否有足够的人力资源支撑国家的可持续建设；学科文化的冲突带来的专业化人才是否能为社会接纳，获得满意的工作。这些考量成为影响教育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

（三）学位制度的完善

市场经济对20世纪90年代的思想走向和知识结构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学位制度也不例外。首先，试图获得学位的学生开始需要支付学费，高等教育被当作市场的一部分，教育产业化的观点开始盛行。其次，国家不再为学位获得者提供工作，需要市场与学位获得者双向选择。

为了满足市场的需求，学位制度加快了学位类型结构的调整，不断增加专业学位的种类，快速提高学位授予的规模。1992年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颁发了《建设学专业学位设置方案》，决定设置建筑学专业学士、硕士学位，这是我国目前唯一的专业学士学位。1995年后，先后增设法律硕士、教育硕士、工程硕士、临床医学、口腔医学、预防医学、农业推广、兽医学、公共管理等专业学位。到2000年，专业学位种类已有11个。在此期间，199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了《专业学位设置审批暂行办法》，确立了专业学位授予制度。1998年颁发了《关于授予具有研究生毕业同等学力人员硕士、博士学位的规定》，实行学位逐级申请制，改革了考试科目，取消了申请者的年龄和身份限制，授权高校授予同等学力人员学位的权力。根据努力扩大研究生的培养数量的要求，学术型学位招生授位人数增长也较快。1993年全国招收研究生42 145人，2000年招收研究生128 484人，远远超过原定7%的年增长率。硕士学位获得者从1993年的24 129人增长到2000年的60 081人，博士学位获得者从1993年的2 114人增长到2000年的11 383人。

除了规模和种类结构以外，市场对知识的类别也有选择性。1983年和1990年制订的学科专业目录分科太多，共设置了72个一级学科、645种二级学科，阻碍了新兴学科和应用学科的发展。1997年，历时一年半的新学科目录调整工作结束，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审批通过。新目录中，学科门类由11个增加到12个，新增了管理学；一级学科增加到88个，主要增加了生物医学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等新兴学科；二级学科减少到381种，较原来的645种减幅接近一倍。1997年的学科目录一直沿用到2011年。本科专业也从1997年开始了第三次调整，于1998年7月完成，专业种数由504种调整到249种。主要是改变过去过分强调“专业对口”的教育观念，确立知识、能力、素质全面发展共同提高的人才观，构建起更加注重素质，融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和提高素质为一体的多样化人才培养模式。

在此期间，省级学位管理体系进一步完善。省级学位委员会在已设立的6省市之外，于1995年新增了湖南、福建、浙江、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9省市。1996—1998年间，安徽、山西、云南、甘肃、青海、内蒙古、河南、江西、河北9省或自治区设立省级学位委员会。1997年，又设解放军学位委员会。1995年，各省级委员会已开始负责硕士和学士授予的统筹管理。学位制度的地方治理体系开始建立和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