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性教育管理的内在困境

主体性观念是现代性的根基,主体性问题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主题。主体性理论在张扬人的主体性,把人从宗教桎梏中解救出来的同时,又树立了一个绝对精神的权威,陷入自身的困境。它在理论上陷入“唯我论”困境,因为“主体性哲学的主体,是单一主体,它将主体局限在‘大写的自我’之中,如笛卡尔的‘我思’,费希特的‘绝对自我’,黑格尔明晰的‘自我意识’等,这种顽固的‘自我’情绪排斥了社会主体之间差别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把人的社会特质先验化和抽象化。如此一来,个体之间、共同体之间存在的差异对于‘自我’来说是不存在的,‘他人’成为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单一主体性中的主体首先是自我,即此在之自我。人首先是以个体方式存在的。以主体为基点,就是以自我为基点。主体论的哲学逻辑,往往直接变为唯我论的逻辑。”^[1]它在实践上则陷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对立与分裂的困境。

主体性教育管理的内在困境根源于主体性理论的困境,其核心问题是主客二元困境。这里的主体是“主体—客体”二元中之一元,主体性思维是主客二元思维的产物。主体性教育管理在解放和弘扬教育管理中的个人主体性的同时,又强化了教育管理中的主客二元对立关系,使教育管理始终囿于主客二元窠臼而无法摆脱困境。主体性教育管理的内在困境具体表现为:一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主体性的对立和冲突。一方面,如果确立管理者的主体地位,那么,管理者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无限扩张自我的主体性,而使被管理者沦为客体,往往极大地发挥了管理者主观意志和聪明才智,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或偏离了被管理者的需要、要求和主张,致使教育管理脱离客观实际。这是我们经常所能觉知的情形。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真正发挥被管理者比如学生的主体性,常常又使得管理者被置于尴尬的境地,难以维持正常、有效的管理秩序,甚至使管理沦为放任自流,脱离教育管理的轨道和目标。我们的教育管理往往就在管理者主体性和被管理者主体性之间颠簸和摇摆,在主体性范畴内是无法同时发挥二者主体性的。二是教育管理中人与人之间主体性的对立和冲突。除了管理者与被管理之外的其他人与人之间比如管理者与管理者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教师与管理者之间等,都会发生个人主体性的对立和冲突,常常发生个人本位、互不关心、各自为政、界限分明、恶性竞争等情形,这在主体性思维内是找不到和谐共荣之道的。三是教育管理中人与物之间的对立和分裂。近代以来,主体性的扩张导致了“人类中心论”,导致了人类对自然的肆意征服、改造、掠夺和利用,导致了自然生态危机和人类生存危机。这种情形同样被迁移到教育管理中,挖山掘水,劈树铲草,大兴土木,大搞校园扩建,疯狂兴建新校区,人文关怀、精神塑造、教师福利甚至学生培养都通通让位于钢筋水泥混凝土,除去少数底蕴深厚的典雅学校,这些难道不是我国近十多年来大多数学校的校园景观和管理生态吗?四是教育管理中人的精神危机与异化。随着人的主体性的无限扩张,私欲不断膨胀,不断地征服和占有外部对象,人心也为外物所役,什么教育和管理都沦为满足欲望和追求物质利益的工具,功利思想和势利行为充斥着教育管理,人格精神、道德修养相对贫乏,导致人的精神危机与异化。走出主体性教育管理的困境,需要探索新的思维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