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换研究视角 突破思维定势
何嘉荪
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档案学在我国曾经被认作历史学的辅助学科；在国外也曾经被认为仅仅是一种技术（technology），而不是科学（science）。这与档案学研究往往采用白描的手法，直观地描述档案工作实践过程是分不开的。也可以说，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导致档案学的发展比其他不少学科滞后，内容比较单薄，以致过去有些学生埋怨学习档案学犹如喝白开水。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现象已经开始逐步得到了扭转，档案学研究在近20年中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今天回首往事，我觉得有不少经验体会，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必须注意学会转换研究视角，突破思维定势。
档案学是一门实践性比较强的学科，因而必须更多地强调联系实际。但是这并非要求在理论描述中简单地重现实际，而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然而，档案工作操作方法一般情况下具有相对稳定性，这使得人们在观察它的时候，有可能以为它的某些固定出现的表象，就是它的本质和规律。为了避免这一点，研究者应该注意转换研究视角，从不同的角度研究同一问题，才能突破思维定势，取得较好的成果。
比如对于传统的档案工作程序，如果直观叙述，确实应该描述为：收集、整理、鉴定、保管、编目、统计、利用、编研8大环节。但是，如果变换视角，根据信息论以“信息输入——处理——输出”为基本模式进行研究，就可以发现所谓的整理和编目，其实质都是对档案信息的处理。其中“整理”是对仍然储存在原始载体中的档案信息的处理，可以称之为“实体控制”；而“编目”则是超脱原始载体的限制直接处理档案信息的行为，可以称之为“智能控制”。如果再循着这一思路前行，又可以发现“智能控制”并非仅仅局限于“编目”一种行为，而是可以包括对一切输入计算机的档案全文信息，以及本来就直接在计算机中生成的所有电子文件信息的处理，并且这种信息处理都是通过标引实现的：这种标引既可以是分类标引和主题标引，也可以是档号标引（根据馆藏法语言进行的标引），而且应该以档号标引为主。再进一步研究，又可以发现：实体控制中根据文件历史联系整理档案与智能控制中的档号标引，两者的性质和目标也是完全相同的：除了便于检索以外，最主要的都是为了把档案文件的来源信息（也就是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作为文件形成时的背景信息记录下来。不同点在于，对电子文件而言，这种来源信息将著录在元数据之中；而对于传统纸质文件而言，将以物理方式固定在以实体形式出现的全宗、案卷之中，或者记录在代替实体全宗和案卷的目录之中。我认为，这样认识问题就使对档案管理程序的研究前行了一大步，也才能适应今天对电子文件的管理。
今天，档案学的研究已非昔日可比，这与广大档案界同仁主动关注不同学科的交叉和渗透，转换视角、博采众长是分不开的。当然在这一过程中，难免有平庸、生硬、甚至令人啼笑皆非之作，但是我认为其主流仍然是健康的，必定会在不同学科的交叉地带取得突破，结出硕果。
（原载《档案学通讯》200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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