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档案学者眼中的西班牙

一个档案学者眼中的西班牙——从马德里到巴塞罗那

何嘉荪

1994年4月，在连续飞行16小时后，飞机终于越过群山，划破碧蓝的晴空，于当地时间18：30降落在洒满金色阳光的马德里国际机场，我多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踏上了西班牙语的故乡。1994年，西班牙政府外交部文化与科学关系总署在西班牙驻华大使馆的帮助下，经过严格筛选，在我国几十名申报参选的西班牙文化研究学者中独独挑中了我，首次把外国学者研究奖学金颁给了一名中国档案学者。于是我只身一人，开始了历时3个月的行程——对西班牙国家档案工作的历史、现状和趋势进行全面的考查研究。

你是档案员吗？

说实话，我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上路的。因为我只在60年代当外交学院外事调研班的研究生时，学过一点西班牙语，几十年不用，早就生疏了，我真不知道自己是否能用西班牙语与人交谈。然而，热情的西班牙同行们一下子就打消了我的顾虑。尽管结结巴巴并不流利，他们却一再夸我西班牙语讲得好，发音标准，使我心里的一块大石头落了地，自我感觉好多了。

每到一个档案馆，西班牙同行们问我的第一个问题总是：“你是档案员吗？”我很纳闷，我的名片上明明用西班牙文印着我是杭州大学历史系的档案学教授，为什么还要这样问？我在疑惑中回答：“我也可以算档案员。”于是他（她）们马上露出尊敬的神色，四处为我介绍：“这位是中国的档案员！”而绝口不提我的教授头衔。如此多次，我方才明白，档案员在西班牙地位很高，工资也高，属于国家官员（公务员）中最高的级别A级，比同等级的行政官员档次高，比秘书更高出许多！再加上国家官员（公务员）为铁饭碗，即使在市场经济国家，它也是大多数知识分子向往的职业。另外，社会上权钱交易之风，虽然存在，但毕竟不是主流，当行政官员不易捞到比档案员多的油水，所以在西班牙（听说其他欧洲国家也大体如此）当一个档案员很吃香，是“白领阶层”职业中较令人羡慕的一种。文科专业大学毕业生们首先需力争在国家行政总档案馆或国家历史档案馆举办的研究生班中取得一席之地，经过三年学习毕业后，再去参加国家官员考试，通过后方才有可能取得档案员资格。

由于经常去西班牙国家行政总档案馆，我在那里交了几个研究生朋友。时值五月，他们正好三年学习期满行将毕业。我问他们毕业后准备干什么？“Paro！”（失业）一位漂亮的金发姑娘白朗加（Blanca）回答得很干脆。

“不是可以参加国家考试，考档案员吗？”我惊讶地问。

“是的，但是今年只有两个档案员名额，而光我们这一个研究生班就有60名毕业生！”他们回答。

我只能哑然无语，我心想，在中国每个档案专业的毕业生，基本都能当上档案员，但许多人还不想当呐！

古代建筑与档案馆

西班牙是个世界闻名的旅游大国，清新的空气、湛蓝的大海、金色的沙滩和花园般的城市每年吸引了无数的游客。然而据我观察，提供给旅游者参观的主要还是人文景观，包括与西班牙文明发展史，与塞万提斯、戈雅、毕加索等大师，与哥伦布有关的历史遗踪，其中就有档案馆。

西班牙的档案工作历史悠久。一些现存的著名档案馆，大多始建于15世纪或16世纪，并且其馆址就是当时甚至更早时期的建筑。负责管理公元1450—1830年西班牙中央政权历史档案的西曼卡斯总档案馆，就设在一座15世纪的美丽古堡之中。它位于西班牙中部原卡斯提亚王国政治中心巴利阿多里德（Valladolid）郊外的西曼卡斯村，故而得名。这座中世纪的古城堡原来并不适宜存放档案，16世纪初，国王菲力贝二世命令举世闻名的建筑大师胡安・埃雷拉负责将其改建成了档案馆。该馆外貌依旧，里面也仍然古色古香，至今还留有当时的国王，甚至后来的法兰西皇帝拿破仑曾在那里逗留的遗迹。

然而，我心中却顿生疑云，有如此重要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作为旅游点对外开放当然好，用来保存档案合适吗？参观以后，我发现自己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这些档案馆内部实际上一直在不断地修缮，很实用、舒适，充分利用空间，装饰得十分富丽得体，并且也装备了现代化的设施，用上了电子计算机。

设于南方塞维利亚市的印第安总档案馆的计算机和光盘系统，更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也是比较先进的。

印第安总档案馆是专门保管西班牙海外殖民地事务中形成的档案的基地，凡是研究美洲历史的学者以及美洲国家希冀寻根问祖的人，无不至此“朝圣”。这座档案馆的大楼建于16世纪，也是著名建筑大师胡安・埃雷拉的杰作，它就在市中心大教堂和王家花园的旁边，并与后者一起构成了一组重要的风景旅游点。在塞维利亚城内，你询问任何一位当地市民，他都会骄傲地告诉你印第安总档案馆在何处。该馆气势宏伟，外方内圆，有一个内庭院和内外回廊，外回廊是库房，内回廊是业务用的办公室。正门口放着一尊哥伦布和比萨罗时代用以征服美洲印第安人的古代火炮。

进入宽敞美丽的门厅，沿楼梯向上走，第一个大厅门口才有工作人员在那里管理出入事宜并提供咨询。第一个大厅允许旅游者自由出入并拍照。大厅内两旁玻璃柜橱内公开陈列的都是档案，都装在像精装书一样的大盒内。一开始我以为只有供参观的档案才如此摆放，后来到里面的库房一看，才发现所有的档案都一样。整个给人的感觉是典雅、别致，充满了异国情调。19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500周年纪念会也曾在该馆举行，西班牙国王和王后曾亲自莅会。

除这两个馆以外，其他设在古建筑中的档案馆也比比皆是：有的与上述两个馆一样是档案馆在古代成立时就使用的建筑；有的则是现代特地利用古建筑建成的。托莱多的贵族档案部即是其中之一。托莱多是一座美丽非凡、完整保留古代建筑风格的小山城，到那里一看就令人想起塞万提斯、莎士比亚、莫里哀等人作品中所描写的城市。国家历史档案馆的贵族档案部设在原来由贵族办的一座医院里，我去的时候刚改建完毕，尚未对外开放。里面十分现代化，存放着奥苏马公爵等著名贵族的家族档案。这些档案文件上，不少绘有彩色的族徽和图案，使我大开眼界。

有关中国的档案

西班牙与中国相距遥远，但历史上也有过交往并产生了一些档案。在我所到之处，凡收藏有与中国相关档案的档案馆，都很高兴地把它们的珍藏拿出来给我看，其中既有西班牙文文件也有中文文件，大多是我国明朝、清朝时期形成的。

在西班牙国家历史档案馆菲律宾总督府档案全宗内（菲律宾曾为西班牙殖民地），有一份西班牙情报人员写的有关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战况的报道，还有西班牙耶稣会教士于我国明朝来华传教的有关文书。最让我兴奋的是在印第安总档案馆馆长办公室内，竟然用大镜框装裱着一幅我国明代绘制的中国地图，长年悬挂于室内最醒目处，这张地图上标注的全部是中文，而该档案馆无人懂中文，估计他们是将它作为异国古代艺术珍品，而像装饰品一样陈列在那里的。

我还有幸参观了西班牙外交部总档案馆。按理说，一般国家的外交部档案馆是机要重地，不随便接待外人参观其内部。谁料西班牙国家档案局的同行们都主动安排我参观该馆，而且提前一个月就为我向外交部办理了申请批准手续，我想可能是我的非官方学者身份给我提供了便利。

该档案馆就设在外交部大楼内。进门交验证件的同时，摄像机就自动为我拍了一张照片并用电脑同时制作了一张通行证（上面有新拍的照片），全部过程只花了一分钟，取了通行证插入控制铁门的电脑，门就开了。然后该通行证必须始终挂在胸前，直至出门时仍然用它插入门口的电脑，铁门又会自动开放并把通行证“吞”掉，不再奉还。

外交部总档案馆的馆长是位年轻漂亮的女士，满腔热情地向我介绍该馆的情况并陪我参观库房。突然，熟悉的中文文字映入了我的眼帘，原来是当年西班牙政府以及西班牙驻上海领事馆与清政府打交道时产生的档案（我看到一份是1815年形成的）。艾莉莎馆长为欢迎我的访问，特地安排库房内工作人员事先将这些档案提出来放在工作台上让我翻阅。

艾莉莎・卡罗琳娜女士还告诉我，外交部总档案馆目前收存的是19世纪至今的档案，各业务部门产生的文件3年后就移交该馆，而1800年以前的档案已移交给国家历史档案馆。该馆也对社会开放，所有公民包括外国人都可前来查阅档案，但近25年的档案保密不开放。不过如有需要，经过批准也可以查阅。根据法律，其他机关的档案馆（室）也都有向社会对外开放接待查询的义务。

“我送你去”

在西班牙，我也算是“外宾”。然而欧美国家接待我们的方式，与我国接待“外宾”的方式完全不同。除了给我一笔用于食、住、行还绰绰有余的钱以外，就一切都不管了。到各档案部门去，无论是参观、调研、还是讲学，都必须自己解决交通问题。当然，他们那里的交通也确实方便，不仅四通八达，而且舒适、清洁。马德里市中心的火车站就像一座豪华的大宾馆，既干净又漂亮，候车室犹如美丽的大花园，室内种满了树木花草，全然没有一点嘈杂拥塞的感觉。即使火车到站，由于进出口多且全为自动检票，数分钟内众多的旅客就消失了，剩下的只有三三两两悠闲地坐在那里边喝咖啡边欣赏花木和音乐的候车旅客。

然而，交通再发达，对我这个来自异国的人来说，毕竟也有陷入窘境的时候。

1994年6月初，根据西班牙国家档案局的安排，我应该到巴利阿多里德去，那里有两家国家级档案馆，一座是前面提到的西曼卡斯总档案馆，另一座是王家最高法庭档案馆（里面存放的全是古代诉讼档案）。可是当我一早动身坐长途汽车（其票价比火车便宜许多，故我总是选择汽车）抵达巴利阿多里德时，一打听不禁傻了眼。原来一座档案馆在城内，一座在郊外。根据计划我必须先去远在郊外的西曼卡斯（该馆馆长其他时间没空），这样必须立即换车前往，而当时去那里的车刚刚开走，一时并无其他车可乘。无计可施的情况下，我决定打电话求助。然而西曼卡斯总档案馆的电话一直是忙音，无论怎样都打不通。最后我决定干脆打电话给第二天才应前去的王家最高法庭档案馆，看有无其他良策。

一会儿我耳中响起了悦耳的女中音，是该馆馆长。她听了我的述说后，稍一沉吟便说：“请你在车站的咖啡馆里等我，我马上就来。你是中国人，很醒目，我一定能找到你。”于是我一边喝咖啡，一边等她来。约半小时后，一位年约五十多岁头发花白的女士径直向我走来。她说：“考虑到你人生地不熟，还是我自己开车送你去西曼卡斯！”并介绍另一位与她一起前来的该馆副馆长说：“我快要退休了，她接我的班，所以介绍你们互相认识。将来1996年北京举行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时，她可能会去！”这位老太太很健谈，经她解释我方才知道西班牙一般的机关、团体等都没有公家小轿车，大家都自备小轿车。

另一次是在国家铁路总公司档案馆，该馆馆长来回驾驶自己的私车数百公里，送我去该公司的中间档案馆参观。当他冒着炎炎烈日风尘仆仆地把我送回马德里时，我在感激之余不好意思地说：“花了你那么多汽油和时间！”他则爽快地回答：“为了档案事业嘛！”

还有一次我在马德里大学城迷了路，四处找不到也问不到我拟前去访问的国家文化财产保护与修复研究院究竟在何处（只知在大学城内），无奈只好打电话问国家档案局究竟具体应如何走。结果在该局安排下，大学城附近西班牙档案文件情报中心主任卡尔曼女士亲自用她的私家车把我送到了目的地，回程时又由保护与修复研究院纸质文件部主任维森特・比涅阿斯先生驾车送我。

最后，在结束3个月的调研后回国的前一天，我与西班牙国家档案局技术咨询服务处处长恩里盖・鲍鲁埃尔先生和宣传与合作处处长达尼埃尔・德・奥卡涅阿先生一起共进晚餐，依依惜别之际，我们从晚上十点半开始，一边用餐一边畅叙友情，直至次日凌晨两点。这时地铁已停止营运，达尼埃尔先生就用他的小车与恩里盖先生一起送我回寓所。谁料，我住的地方比较偏离市中心，达尼埃尔先生也迷了路。于是我们在马德里市内大兜其风。至此，我才第一次亲眼目睹西方社会深夜的种种街景（平日深夜我根本不敢上街）。最后，终于找到了我留宿的地方。望着渐渐远去的车影，我心中充满了对达尼埃尔先生以及所有西班牙同行们的感激之情。

企业档案馆

西班牙国家档案局安排我参观了许多单位，其中却没有一家企业，而我迫切想知道西方国家的企业究竟是如何管理科技档案的。负责接待我的达尼埃尔先生很为难，因为他们作为政府机关与私人企业的档案部门毫无联系。终于，在我的再三请求下，他们安排我参观了三家国营企业（国家银行、铁路总公司和烟草总公司）的档案馆。

西班牙国家银行建于18世纪，其档案馆就设在银行大楼内，有21名工作人员，其中5人有档案员职称。其馆藏达30公里档案搁板长度，存放在由金库改建的库房内，该馆满40年的档案，按规定应移交国家历史档案馆。但历史档案馆早已“档”满为患，故实际只移交目录而档案则留存下来对全社会开放，供公众查阅。该馆很重视编研工作，每年要为董事会编一本《备忘录》，还要编年鉴等工具书及各种目录索引，后者全部存入计算机供检索利用。

我问接待我的维吉尼娅女士，档案馆是否收藏银行各部门产生的信贷、会计、储蓄等业务档案。她说，档案馆收藏银行各部门产生的所有文件，尤其是业务档案，每个贷款项目产生的文件，不管该项目是否还款结束，一律先行归档存放，以后产生的文件以后再归，业务部门要用这些文件，随时可用计算机调档，没有什么不方便。

铁路总公司的档案馆则是由铁路基金会领导的文化事业单位，性质属历史档案馆，就设在基金会大楼内。这座楼原为贵族宅邸，至今仍保留着当年的豪华客厅、舞厅，与电影中看到的过去欧洲王室宫廷装饰华丽的客厅一模一样。铁路档案馆只有馆长弗朗西斯科先生一个工作人员（他同时还兼图书馆长和文献资料室主任），而其馆藏绝不比我国中等城市档案馆少，因为该铁路公司始建于1855年，大部分档案都保存了下来。

一个人管那么多档案？！原来，馆内主要的具体业务工作，全划分为一个个的临时项目，需要时就招聘档案员来干，来时订合同，明确任务、时限，干完就开步走，干脆利落，省去了一切麻烦。

那么，铁路公司的现行档案归谁管呢？答曰另有中间档案馆，于是由弗朗西斯科先生陪同我来到了位于马德里郊外的铁路公司财务部中间档案馆。一进这个档案馆，我惊呆了，完全是个最典型的大型货物仓库，库内行车、吊车、叉车一应俱全，档案存放在大箱子内，档案人员还需用叉车等工具才能从足有两三层楼高的货架上存取它们。

该馆只有三名工作人员。另有一名专职清洁工，属其他机构领导。该馆现存有12000箱档案，都是企业各业务部门感到手中文件太多了，不好办才移交的，没有统一的移交时限。而且总公司档案馆（即历史档案馆）对这个中间档案馆没有业务指导关系，业务上完全不管。

“那么，你们业务上根据什么标准进行呢？你们有档案员资格吗？”我好奇地问。

“我们都没有档案员资格，是企业花钱请一家‘文件处理中心股份有限公司’培训的，业务指导也是花钱请这家公司负责的。”

不过，尽管这个档案馆宛如生产车间，其效率却也不低，检索采用计算机（目录、索引已全部输入其中），提供利用则全部用传真，因为该馆远离公司总部机关，用户不可能都驱车前来利用档案。

烟草总公司的档案馆则是另一番景象。这家公司尽管财大气粗，其积存的历史档案都由国家文化部拨款聘了三名档案员进行整理。管理公司现行文件和档案的档案室则另有五名行政人员，没有档案员头衔，管理方法也较简单。

那三名档案员的整理工作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我发现她们没有对文书档案与科技档案进行区分，而完全按机构职能分类。我介绍说，在我国有不少企业习惯于将档案分作文书档案、科技档案和会计档案等几大类，然后再在其中分类。她们则一致认为这种做法简直不可思议，无论我怎么解释她们也感到无法理解为什么有必要对文书档案和科技档案进行划分，认为这完全是多此一举。她们坚持认为，只有按企业职能分类才能真正体现档案的历史价值。

对这个问题，我也曾在其他场合与西班牙同行们讨论过，他们的看法都与这三名女士相似。

立卷与鉴定制度

在西班牙，我对该国现行机关的立卷归档、档号编制及鉴定移交等制度作了重点研究。恩里盖先生和达尼埃尔先生还为我作了现场演示，西班牙文化部、外交部、贸易部档案馆，阿尔廓本达斯（Alcobendas）市政府档案馆和国家行政总档案馆的档案员们也给我作了耐心的讲解。

西班牙规定机关的每个内部机构处室，均自然构成一个“办公室档案馆”，由该处室负责人具体管理本处室“档案馆”的文件。开始我不能理解：这样不会使档案馆太多吗？后来到现场一看才知，所谓“档案馆”仅仅是一两个存放文件的铁皮档案柜。西班牙与法国一样，认为所有的文件包括现行文件在内都是档案。一个处室一般担负一种职能，其所有的文件就构成一个“系列”（serie），如果担负两种职能，文件就分成两个“系列”。

所有的文件形成或收到后立即夹入软卷皮，同时在卷皮上简单登记。同一件事情的文件夹入同一卷皮，不装订；同一职能范围内的第二件事情的文件，就夹入同一“系列”内的第二个卷皮；其余依此类推。反正一事一卷，事先并不拟定“立卷类目”。增加一件事就多一个卷，每个案卷都较薄。这就是立卷。

同一系列内的案卷一般按年度隔开，在“办公室档案馆”内存放五年，然后向机关档案中心（就是机关档案室）移交，不得遗漏。移交时所有案卷按原有次序装入档案盒，一盒装不下就装第二、三盒……直到装完为止。不同系列、不同年度的案卷一般不装入同一盒内。每一盒内的案卷分别依序编字母标识：a，b，c，d，e，f……档案盒收进机关档案中心时则依接收先后顺序大流水排架并编流水号，这就是档号。如果某份案卷是第589号盒内的E号卷，其称号即为589E。单份文件没有档号，因为不可能、也不允许将其从卷内取出来单独利用，因而也没有必要单独著录。

案卷目录（inventario）完全依档号为序编制，故仅仅用案卷目录无法检索档案，必须辅以索引。索引类型很多，档案实体分类获得的“系列号”以及按事由原则分类获得的“分类号”，均以“编码”的形式出现在分类索引中并输入计算机，供检索用。

文件从“办公室档案馆”向机关档案中心移交时不鉴定其价值，要求“有文必档”并编移交目录。文件在机关档案中心保存15年后向中间档案馆移交。在此之前，机关档案中心必须对文件的第一价值即行政价值作出鉴定并写出鉴定研究报告，但除复份外仍不准销毁任何文件。

中间档案馆（国家级的馆是国家行政总档案馆）才有权以机关档案馆的研究报告为基础，对文件的第二价值（历史价值）进行鉴定。只有在此时，如果认为文件确已无保存价值才能销毁。他们认为，现行机关只能清楚认识文件的第一价值，不可能准确把握文件的历史价值，因而将对文件历史价值的鉴定权交给现行机关是不合理和不科学的。

对比之下，我国文件价值的鉴定实际上主要是在立卷归档时进行的。在归档时要卡掉一批所谓无保存价值的文件，而掌握这一“生杀大权”的人往往是并未受过历史研究训练，甚至可能毫无历史眼光或者对历史研究毫无兴趣的机关文书或有关业务人员。我敢说，可能有相当一批有历史价值的文件，在归档时就被送进了废纸堆。这种做法确实应该改革。

教会档案

天主教会在西班牙历史上长期居有重要地位和很大的权力。罗马教皇于1480年特许在西班牙设立的宗教裁判所就代表了最黑暗的封建势力，在其第一位总裁判官任期内，曾对所谓的“宗教异端分子”10万余人处以刑罚，其中用火烧死7800人。

我一直听说，天主教会有完善的档案管理系统，因此很想见识一番。终于，我在西班牙国家历史档案馆见到了保存完好的宗教裁判所档案，它们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全宗。望着这些渗透着血与泪的历史见证，我不禁想起了伽利略、哥白尼、布鲁诺等一切为真理而献身的人们。尽管黑白曾经颠倒，然而受到历史裁决的仍将是那些颠倒黑白的人！

那么现在的教会又如何管理自己的档案呢？西班牙国家档案局作为政府机关无法安排我参观教会，我就通过熟悉的档案员私下联系，实现了夙愿。

1994年6月17日早晨，我来到了巴塞罗那主教区档案馆，原来它设在著名的巴塞罗那大教堂院内，馆长何塞・玛利娅・博内特神父因为当天地铁工人罢工，车不通，暂时未到。我就先与副馆长——一位白发苍苍的神父聊了起来。他显然对我国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充满了偏见，我就尽自己所能向他作了解释和宣传。正说着话，馆长博内特神父到了，他同时也是教会档案馆协会的主席，毕业于梵蒂冈古文字、图书与档案学校，其档案员职称是罗马教皇授予的。

他告诉我，除几个领导外，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并非都是神职人员。我发现档案馆内的所有设备与普通档案馆没有什么不同，现代化的设备样样俱全：密集架、计算机、缩微机……应有尽有，只有档号是按“系列”分类编制的，不采用大流水号。

该馆也向社会开放，免费接待来访者。我发现其阅览室内坐了不少本国和外国的研究者，普通公民前来查阅的也不少。因为在西欧国家，教会有着广泛的社会职能，许多人就是在教堂结婚，由神父证婚的。所以光婚姻档案就积存了许多，所有馆内档案的目录索引均已输入电脑，搜索十分方便。

巴塞罗那主教区档案馆的历史也很悠久，馆内工作人员开会用的“罗马塔”办公室就初建于公元4世纪，博内特神父还骄傲地指着馆内的一个房间告诉我，现任教皇来巴塞罗那时就住在那里。

最后，博内特神父又陪我参观了大教堂珍藏的绘画，都出自历史上的名家之手，可惜我对绘画艺术不太在行。

培养档案意识，从娃娃抓起

在西班牙，把接待查阅咨询、提供利用、编辑出版档案文集和各种资料工具书、办展览对外宣传等工作，总称为“传播”（difusion），各界非常重视。在我国各档案馆，对外服务接待查阅的工作，往往是最没人想干的工作。而西班牙同行认为，这是最重要、需要较高学识水平的岗位，所以从事这项工作的都是精兵强将，绝没有滥竽充数的人。而有资格干这一行的，都为之感到光荣、自豪。

在国家行政总档案馆，我发现他们编印有一种儿童读物，印刷装帧精良，画有许多插图，文字采用问答式，是专门向低年级小学生宣传档案和档案工作的。后来我到塞维利亚访问，在安达鲁西亚自治区总档案馆，发现该馆“传播”部的一位女档案员也正在编类似的读物，书内的文字还特地采用歪歪扭扭的“儿童体”，图文并茂。

西班牙的同行们认为，向社会宣传档案和档案工作责无旁贷。为了使普通民众都能有较高的档案意识，就要从娃娃抓起，使孩子们认识到档案的重要性，他们才能从小懂得保护历史档案遗产，热爱祖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情操。

在国家行政总档案馆，我认识了一批正在那里进修的拉美国家档案员。他们告诉我，在他们国家里也很重视向孩子们宣传档案方面的知识和工作。巴西里奥格朗台州政府文化部就专门拨出一列火车，挂三节车厢，专门给州档案馆、州图书馆和州博物馆用来在全州办巡回展览。

北京再见

3个月的时间转瞬即逝。尽管如此，一个人只身在外，也难免因思念祖国和亲人而归心似箭。如今回首往事，觉得不虚此行，它不仅使我对异国的档案工作者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而且大饱眼福：在西班牙国家历史档案馆见到了美丽的印章档案，在阿拉贡王国档案馆见到了公元989年形成的珍贵羊皮纸档案，在巴塞罗那市档案馆见到了奥运会档案……更结交了许多朋友，他们都极具魅力。如马德里附近小城阿尔廊本达斯（Alcobendas）市档案馆馆长胡丽娅・罗德里格斯女士，其超凡的公关能力和出色的工作使我倾服；在巴塞罗那，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国家档案馆的馆长、热情的桑斯先生更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是个强烈的民主主义者，参加过1968年的欧洲学生运动，在他为我特设的宴席上，我们一起对我国的“文化大革命”和他们的学生运动进行了探讨，虽然没有一致的共识，却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和友谊。

在我所到之处，几乎所有的档案员都知道第十三届国际档案大会将在北京举行，他（她）们当然希望能前来赴会。我们相约，1996年北京再会！

（原载《浙江档案》1995年第8期、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