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次号问题浅论

书次号问题浅论

陆宗城

（一）必须符合图书馆工作现代化的要求

我国对书次号问题的研究是很早的。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各种新分类法的问世，特别是《中图法》推行以来，对这个问题的讨论日趋热烈。归纳起来，各家推崇和现行的书次号主要有：著者号、种次号、著者种次号、年代号和书名号五种。通过争鸣，对五种书次号的优缺点已看得比较清楚了。现在的问题是，如何通过比较，总结出编制书次号的一些规律性东西，以便于改进、创新，尽快研制出理想的书次号方案来。本文就编制书次号的基本原则和如何改进书次号提出几点意见。

一、编制书次号的基本原则

现行的书次号各有千秋，也都存在一些问题，有些是原则问题，有些是方法问题，也有些是习惯问题。从这些问题中，可以得到一些启发，有助于总结出编制书次号的基本原则来。个人认为可以归纳为下列五条：

书次号的编制要符合图书的固有特征，如书名、著者、出版年代，甚至页数等；而且首先要考虑其中的主要特征，即书名与著者。脱离这些特征而任意取号，自搞一套，势必违背图书馆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不符合实现统一索书号这个大方向，必为时代所抛弃。

（二）必须遵循用不同方法解决不同矛盾的原则

书次号从属于分类号。各类图书应如何排列，各有不同的要求，各类图书又各有特点（如，有的类书名相同的多，有的类集体著者多）。所以哪一类的书应采用哪种书次号，以及对这种书次号有什么特殊要求，都应在图书分类法中加以规定，做到多样的统一。企图用单一的书次号来满足所有类型图书的需要，必定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有人认为有了统一的著者号码表，就可以统一书次号，这种看法是片面的。

（三）必须便利读者，更好地满足读者需要

这就要从照顾读者的借书习惯、尽量节省读者的借书时间出发，考虑哪类书应用何种书次号。还要使书次号便于向读者推荐好书，在读者所需之书借缺时，能提供相近、适当的书。

简单就是号码不能冗长，所用符号不宜过多。但不能脱离发展需要，单纯追求号码简短，而犯简单化的毛病。简单就是要易于编码，最好要见字知码，不要查了表才能编号。如果必须查表，所用的表要简明易懂。明了就是号码能反映一定的规律性，甚至见码能知书名或著者等，区分能量大，就是要使重号率降到最低限度。

（五）必须照顾中外姓名和文字的特点，汉字还要符合文字改革的方向

中国姓氏有限，外国人同姓的多，外国姓氏多，同姓的少，名字则恰恰相反。所以，取外国人的著者号可以姓氏为主（如克特表）；而取中国人的著者号则须连姓带名一起取，不能以姓氏为主。中外书名，开头的字或词相同的多，因而都不能只按开头的字或词编书名号，而要多取几个字或词。汉字编码要尽量采用汉语拼音字母，少用字形、笔画、笔顺等，避免因受书写习惯不一和汉字简化的影响而难以统一。

（四）书次号必须简单明了，区分能量大，适应图书种类大量增加的发展趋势

二、对改进书次号的探索

下面根据编制书次号的基本原则，来探索书次号的改进办法。在具体研究如何改进各种书次号的编制法之前，首先要考虑如何编码，才能做到区分能量最大而号码又较简明。个人认为：

首先，要多用字母，少用数字，甚至不用数字，单用字母。按目前情况，除种次号外，其余书次号大多用四个号码。从理论上计算：

四位纯数字的区分能量为9999。

一个汉语拼音字母带三个数字的区分能量为：26×999＝25974。

两个字母带两个数字的区分能量为：26×26×99＝66924。

三个字母带一个数字的区分能量为：26×26×26×9＝158184。

四个纯字母的区分能量为：26×26×26×26＝456976。它是四位纯数字的区分能量的45. 7倍，足见纯字母的书次号最符合在满足发展需要的前提下力求做到号码简短这一原则要求。

但用纯字母编码有两个难处：

一是读者书写，馆员排书、取书和排卡都较纯数字更费时间。但这是习惯问题，并不是不可跨越的障碍。在国家制订规划，广泛地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并大力推广普通话，以及全体大、中学生和部分小学生都在学习外语这种情况下，使用字母的难度应该会日渐降低。而且书次号主要供馆员使用，馆员经常按字母排书、取书、排卡，更加会迅速熟练起来。

二是在实行电子计算机检索时，用纯字母比纯数字要复杂些。但外文的书名、著者、主题、文摘乃至整篇文章，都可以输入电子计算机，并随时可以检索，区区几个字母的书次号，不见得有多大困难吧！

其次，要适当运用图书的固有特征。各类图书各有特点：有的类按单一特征（著者或书名等）编码，区分能量够大了，即重号率极低了；有的类如按单一特征编码，重号率较高，这就要用多特征编码法，即以一种特征为主，再结合其他一种或两种特征来编码，使重号率降到最低限度。

再者，要尽量采用缩略词（Acronym）和简称。国外有将单词的第一个字母（以下简称首母）缩略成词的习惯，中国则有简称的习惯。尽量运用这些习惯来编书次号，就可以做到号码简而意思明，做到见码能知著者或书名等。

有了上面三条就可以探索各种书次号的具体改进方法了。

（一）以书名号为书次号

1.书名号的适用范围

（1）书的种数多而书名很少相同的类，最好以书名号为书次号。例如，各类中文文艺作品，包括小说、剧本、诗歌等，以用书名号作书次号为好。

（2）有按著者分的专类，不能以著者号为书次号，可考虑以书名号为书次号。因馆员与读者大多不知著作的发表或出版年代，而这些专类的书往往较多（如马克思、恩格斯的单行著作）。如以年代号为书次号，反而会造成对目录的依赖性，不便借阅（目录的组织是另一回事）。

（3）有些无著者的书，不论在何类，都可以以书名号为书次号。

（4）外文书因读者找书习惯不同，外文的书名另有特点，故文艺作品等是否应以书名号为书次号，需另作研究。

2.书名号的编制方法

（1）按书名取前四字的汉语拼音的首写字母，用大写体连写，即作书名号。

（2）书名不足四字的，有几字即取几个首母。

（3）为了提高区分能量和缩短拼式，规定声母ch、sh、zh与声母e、s、z加以区别，ch、sh、zh分别写作c、s、z下加一撇（使用打字机的，只要在打罢c、s、z后，回打一个逗号就行）。

按上述三条原则，即以纯首母试编我馆所藏“中国长篇小说”类（截至1979年9月，此类藏书恰为800种）的书名号，总重号率就比较低，只有4. 9%（见表1）。

表1　中国长篇小说类汉语拼音书名号编码统计表

（4）为了进一步降低重号率，书名不足四字的书，书名的末字要用全部拼音字母。但本人根据8000多个常用字统计，一个汉字平均要用三个多拼音字母，最长的达六个字母，故须用代号加以简化。汉语拼音全部音节中，首母为L的音节最多，但也只有26个。这就可在首母之后，按音节顺序，分别用小写字母作代号（这种方法，暂称全拼代号法）。例如：以L为首母的第一音节la写成La，第二音有Lai写成Lb，第十二音节Liang写成L I，末一音节luo写成Lz（汉语拼音的音节顺序见《汉语常用字典》第4—9页“汉语拼音音节索引”）。这样，书名号最长仍只四个字母，而总重号率降至1. 8%（见表1）。如果同书名的书不足四个字母，则再加一著者姓氏的小写首母，书名中“的”字一律略去，不予编码，则重号率降至1%。用上述四条，即首母及末字全拼法编起来的书次号：《桥》为Qe，《红日》（沐鸿著）为HRgm，《红日》（吴强著）为HRgw，《飞云港》为FYGd，《龙岗战火》为LGZH。

（5）降低重号率的另一种办法是用多特征编码，即在书名号后加著者号：著者号按姓名，也取汉语拼音首母；书名只一字的，著者最多取三个首母；书名只二字的，著者最多取二个首母；书名只三字的，著者只取一个首母，书名号与著者号之间用短划号“-”隔开。例如：《桥》（刘澎德著）为Q-LSD，《红日》（沐鸿著）为HR-M H，《红日》（吴强著）为HR-WQ，《飞云港》（张志民著）为FYG-Z。这样，取号比用上述代号简单，而且区分能量有所提高。

（6）有些适于用书名号作书次号的类，藏书种数不会太多，实际上取书名的三个字或三个词的首母，其末字采取上述全拼代号编码，重号率就很低，不必取四个字母。

（7）取x个字编书名号时，书名在x个字以上的书，若排在x个字的书名之后，则重号率又会降低。

这种书名号的编制法，对馆员的汉语拼音能力要求不高，应该是可行的。它具有编号简单、见名知号、便于取书、区分能量大等优点，可能是一种比较好的方法。在适于采用书名为书次号的类，可广泛采用。

（二）以姓名号为书次号

尽管以书名号为书次号对某些类来说是比较合适的，但不少类的书书名相同或前几字相同的书占较大的比重。以我馆目前所藏的中文书为例：

1.“数学分析”类共90种书，其中《高等数学》及包含“高等数学”这四个字的书名共69种，占2/3以上。

2.“普通物理学”类共110种，其中以“物理”及“物理学”开头的共57种，占1/2以上；以“普通物理学”开头的共22种，又占去1/5。

所以，这样的类目就不宜以书名为书次号。但正因为书名相同和类同的较多，读者往往知道所需书的著者。如在高等数学中，读者会指名借华罗庚著的或斯米尔诺夫著的。因此，在这些类目里，就自然而然要按图书的另一主要特征——著者来编书次号了。

既然按著者编号，为什么这里称姓名号而不称著者号呢？这是因为“著者号”这个提法不够确切。称姓名号，则它的编号法既可用来编个人著者号，也可用来编传记类中的传主（或称被传人）号；称姓名号，就不会因名词上的含混而造成使用上的不当（如一直用适于编个人著者号的表来为集体著者编号，甚至为书名编号，造成重号过多）。

姓名号的编制，要考虑中外姓名的不同特点：

1.中国姓名的编码

这也要从区分能量大、号码简明这两个要求出发，和书名号一样，也采取汉语拼音首母法，连姓带名地编码。如华罗庚为H LG，苏步青为SBQ等。经选择同类书种数多、书名相同多，不宜以书名号为书次号的二类中文书，对个人著者姓名的编码进行试验，结果如下：

（1）数学分析类，中国个人著者共21人，按汉语拼音各取三个首母（单姓单名的，名字用全拼代号法），全无重号。

（2）普通物理学类，中国个人著者共27人，按同样方法编码，也无重号。

这种取三个首母的姓名号，不仅可用于个人著者不到30人的类，就是在个人著者达数百人的类里使用，重号率也是不高的。最突出的例子还是在“中国长篇小说”类，该类中仅姓氏的首母为L的著者就达135人。经试验，双名著者只出现一次重号，单名著者的名字用全拼代号法，只在名字的首母也是L中，才发现9次重号，故该类以首母L开头的著者中，总重号率只有6. 7%。同时这135个著者，如用三位（一个首母带两个数字）汉字拼音著者号码来编号，则袁涌进、周树基编的表，重号的达104人；哈尔滨船舶工程学院图书馆编的表，重号的达83人，它们的重号率分别为77%和61%。即使四位（一个首母带三个数字）表来编号西化农学院图书馆的表，重号的仍达75人；武汉大学图书馆的表，重号的达63人；它们的重号率分别为56%和47%。故采用前述二首母的姓名号优势极其明显，可以广泛地使用于该用姓名号为书次号的各个类目中。

2.外国姓名的编码

外国姓名的编号，西文书有克特表、俄文书有哈芙金娜表。它们都经过实践的检验，比较合理，不必另起炉灶，不妨分别照表编号。中文译本，如按外国著者的中译名来编码，则有译名不统一的问题。故西文书、俄文书的中译本，还是照著者原姓名、分别按克特表或哈芙金娜表取号、并加译者首母以资区分为好。为避免俄文字母与西文字母混杂，中译本的西文姓名号，其首母可加上一个括号。日文书的姓名号，本来有植村长三郎的表可用；但考虑到我国图书馆员日文水平不高的问题，可将日本人的姓名按汉字读音，用拼音首母法来编码：姓名各取首字的首母，即只用两个字母，以与中文书相区别。

（三）以名称号为书次号

名称号就是依机关、团体和会议等的名称，编制起来的号码。以名称号为书次号的书有两种：

其一是以机关、团体名义发表的著作，在不宜用书名号或其他号码为书次号的类目中，就用机关、团体的名称号作书次号，这在我国较多。其二是会议记录之类的书，以会议等名称作主要款目，就以会议等名称编书次号，这在国外较多。如何依机关、团体及会议等名称编书次号，这个问题在国内外都还没有得到解决。按传统方法编制的书次号重号率普遍较高，起不了区分同类书的应有作用。因此，必须打破旧框框，另觅新途径。依拙见可以这样来编这类名称号：

1.外国机关、团体、会议名称的编码

外国机关、团体、会议的全名往往很长，所以国外常以缩略词来表示或称呼这些名称，如：美国数学会（AMS），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国际电路和系统座谈会（ISCS）。外文书正可以从此习惯，以缩略词为名称号，用来作书次号。每个名称号取三至四个首母就够了。

2.中国机关、团体等名称的编码

中国机关、团体名称的字数一般较多，开头的字和词相同的也较多，而且有下列特点：

（1）以“中国”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头的集体著者特多，中国科学院所属各研究所发表的著作也不少。因为名称长，就有简称的习惯。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简称教育部，中国科学院图书馆简称中科图，中国科技大学简称中科大等。

（2）以某某书编写组或某某机关某某写作组等名义发表的书不少，以致中文书的集体著者所占的比重特别大（在我馆中文书中，数学分析类占33%，普通物理学类占37%），目前在数量上都超过相应类的个人著者。

上述特点，使编制中国机关、团体名称号的复杂程度大大增加。经初步试验，拟出两个编码方案：

其一，中国机关、团体名称，仿外国缩略语习惯，用汉语拼音编码，逐词（不是逐字！）取首母；凡以“中国”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头的机关、团体名称，一律从我国简称，略去不编码，而从第二个单词起编；一般取三至四个首母。例如：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名称号为KSY；杭州大学中文系的名称号是HDZ；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化学工业部的名称号是SHK；只有个词的，则逐字取号，故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的名称号是JYB。这样编号，上列各单位的名称号都不会相重。如用传统办法编码，则仅就这两个部来说，因需照部的全称编码，不论用著者号码表还是四角号码，两个部的名称号因开头四字都是“中华人民”，故必然相重。

其二，采取多特征编码法。即先按上述办法取两个首母，然后加著者的发表年代或出版年代的末两位数，以增加书次号的区分能量；多卷集均按第一卷的出版年代取一号。这个办法适用这样的情况：一个集体著者在同一类中可能有几种书，但同一年出版的极少；同时，不同的机关，在编码时，它们的两个首母可能相同，但同年出版同类的书，可能性也极小。按此办法编码，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编、1968年出版的书，其书次号为KW 68；南京大学天文系编、1978年出版的书，其书次号为ND78。经初步试验，到1979年9月15日为止，我馆中文书中的集体著者，在数学分析类有30个，在普通物理类有41个，在普通化学类有36个。用著者名称结合年代编书次号，均未发生重号现象。可见这种编码法是值得试用的。不过，它存在两个问题：第一，同一集体著者的书，在同类中有可能较为分散。这既是缺点（可通过著者目录集中查阅），也是优点（同一著者在同类中的各著作不大需要加区分号）。第二，取年代的末两位数虽较简明，但只能用于本世纪；隔一百年末两位数就要重号了，故以采用下述年代号编制法为好。

（四）以年代号为书次号

新中国成立后发表或修订的许多图书分类法，都规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大类中的一些类，按发表或编辑年代排；还有其他一些类，也作类似的规定。这就是说要以年代号为书次号。此外，在按图书的多种特征编书次号时，年代号就可作为书次号的构成部分。年代号只取公元纪年的末两位数是有问题的。除中国名称号中提到的情况外，还有这样的情况，即像列宁的一些单行本著作，有的发表在19世纪末，有的发表在20世纪，若只取年代末两位数，则后期的著作会排到早期著作的前面去，颠倒了时间顺序。《中图法》将矛盾转移到分类号中去，将列宁在19世纪发表的著作，另列一个子目，放在20世纪发表的著作之前。这是迫不得已的办法，但如用四位数，再加月份号码就显得太长了。因此，需要一种简化的年代号。现参考阮冈纳赞的年代号编制法，拟订年代号码表，保证从1640年（近代史开端年份）起，都可用一个字母带一个数字表示一个年份。在此之前，因著作少些，一个字母带一个数字只代表一个朝代。这个表可供编年代号，作书次号用，也许还可作分类上的时代复分表用。年代号码表的编制方法是：

1.上古至秦、汉至北周、隋至五代、宋、元、明六段，全别用A、B、C、D、E、F表示，再根据《科图法》的附表二（中国时代排列表）复分，如：周为A5、秦为A8、隋为C1、南宋为D5。

2.自1640年至1839年间，分别用G～Z代表每个十年，并将年份的个位数加于字母之后。如：1640—1649年由G表示，1644年的号码为G4。如需指明月份，则将月份数直接加于其后。因此，1644年12月则为G412，其他依此类推。

3.自1840年至2099年间，分别用A～Z代表每个十年。自2100年后，则用A、B、C……代表各个十年。

为了节省篇幅，我们没有把它排成表的形式。根据上面的介绍，要排成表是很容易的。

（原载《黑龙江图书馆》198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