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前文的分析来看，农村职业教育目前遭遇的困境原因主要是在外部，核心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其办学功能发生了从地位教育到生存教育的蜕变，从而与受教育者个体的利益诉求产生落差。国家从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社会宏观需求出发，需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而农民由于位处社会阶层底部，让子女接受教育实现向上流动是农民的主要教育期待，但农村职业教育由于办学功能的蜕化，无法承担这样的期待。
第一节 困境归因:社会结构变迁导致国家需求与个体利益诉求错位
从前文的分析来看，农村职业教育目前遭遇的困境原因主要是在外部，核心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导致其办学功能发生了从地位教育到生存教育的蜕变，从而与受教育者个体的利益诉求产生落差。国家从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社会宏观需求出发，需要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而农民由于位处社会阶层底部，让子女接受教育实现向上流动是农民的主要教育期待，但农村职业教育由于办学功能的蜕化，无法承担这样的期待。
从我国的宏观发展需要来看，产业结构的升级需要大批技术工人充实生产一线，中等职业教育是主要的产业工人培养承担者，同时我国还面临着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升人口素质的战略任务，也需要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但从受教育者个体来看，农民子女作为中等职业教育的主要生源，他们选择职业教育首先意味着职业目标的“矮化”——产业工人和第三产业服务人员是与国家机关干部、国有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医生、律师、大学教师等中高级白领处于不同阶层位置的群体;其次更严重的是，他们可能因为学历原因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上失业，在缺乏就业准入制度的初级劳动力市场上与下岗工人、进城农民工竞争获取一份体力或半体力性质的蓝领职业。从理性角度出发，农民在有选择余地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将职业教育作为子女受教育的首选。正是因为存在这样的症结，我国的职业市场出现严重的供需矛盾，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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